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苏轼《自题金山画像》
这是苏轼走过了人生的漫漫之旅后，在人生最后时光里写的一首诗。
尤其是诗歌最后两句，就像是苏轼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一样，而让苏轼倍感欣慰的则是他在黄州、惠州、儋州这三个地方的工作经历和文学创作。
黄州的重要性无需多言，那里虽然是苏轼的人生低谷期，却成为了他诗文艺术创作的黄金期；儋州、惠州则是苏轼人生中最后的谪居之地，也是他文学创作的集大成时期。
苏轼仕宦一生，工作过的地方其实远不止这三个，因为他的一生是在宦游和贬谪经历中度过的，是步履不停的一生。
在苏轼40年的仕宦之旅中，他任职过的地方就有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黄州、宜兴、金陵、登州、颖州、扬州、定州、惠州、儋州、常州等十五处。
除过这些工作过的地方，苏轼的足迹走遍了北宋的90多座城市，可以说一生都在路上。
苏轼读过万卷书、走过万里路，他从北宋的最北端到中国的最南端，足迹从寒冷气候带定州到海南儋州的热带气候。
有人把苏东坡的一生总结为“八三四一”，当然这只是简单地勾勒了一下苏轼的足迹：
“八”指的是密州、徐州、湖州、登州、杭州、颍州、扬州、定州，这是苏轼担任过知州的地方；“三”指的是他担任过吏部、兵部和礼部这三部的尚书；
“四”指的是苏轼曾先后被贬谪至黄州、汝州、惠州、儋州，“一”指的是苏轼仕途最为荣耀的时刻——翰林学士知制诰，相当于皇帝的机要秘书。
在苏轼工作过的许多地方中，徐州也是其中之一。
苏轼在徐州
在苏轼的仕宦履历表上，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四月至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是他在徐州担任知州的时期。
苏轼在徐州的任职时间虽然只有短短两年，但他在徐州的工作岗位上取得了可圈可点的成绩，他深入田间一线，考察农桑，发展生产。
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苏轼到徐州担任知州，时年苏轼41岁。次年早春时节，徐州的雨水比以往少了很多，经春历夏，雨水还是很少，田地里生长的庄稼是需要充分的雨水滋润的，这对于徐州一带的春耕春种是非常不利的。
对于当时的旱情，苏轼这样描写道：“东方久旱千里赤，三月行人口生土。”作为一方父母官的苏轼看到干旱的天气，他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当徐州的天旱严重影响到春耕春种的时候，作为一州之长的苏轼忧心忡忡，他心系百姓生活，亲自前往石潭村龙王庙求雨。
古代求雨代表着人们在干旱时期对雨水的渴盼，以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情。这里需要说明一下，降雨只是自然界的天气现象，与求雨是没有关系的，求雨的现象表明古代人们对于自然现象在认知上的不足，是不科学的认知。
由于时代原因，苏轼也对降雨的认知停留在人力可为的迷信层面上。当然，久违的雨水还是在这场“人工”操作后普降大地，徐州的旱情得到了缓解。
人们带着普降甘霖喜悦和耕种的热情投入到田间地头。雨过天晴，苏轼又按照民间风俗，前往城外的石潭村举行谢雨仪式。
苏轼将沿途见闻和乡村体验融进笔端，一连写了五首反映乡村生活的词作《浣溪沙》，这五首清新自然的乡村田园词在词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苏轼有一套治理徐州的方略。他曾蓑衣草鞋、舍家忘身，和徐州人民一起在雨季抗洪抢险，他组织有方，且经常奋击在第一线，与徐州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原来，就在熙宁十年七月中旬，黄河中下游地区突降大雨，降雨量似乎要比往年的雨季多很多。黄河在澶州（今河南濮阳附近）曹村决口，一泻千里的黄流裹挟着翻腾的泥沙和浪花向下游奔涌而去，一路淹没了沿岸的许多田地城镇。
徐州与澶州虽相逾数百里，苏轼听闻黄河决口的消息后却丝毫不敢放松警惕，于是他当机立断，组织徐州军民在城中积蓄土石、干草，用来加固城墙、填补缝隙、查漏补缺。
八月初，降雨还在继续，黄河的洪水继续向下游泛滥，八月二十一日，不断暴涨的南清河再也无法承载超出警戒线的看来水量，溢出滚滚洪流直逼徐州城下。
徐州城四面环山，且城池地势较洼，容易形成巨大的积水区和泄洪带，一旦城墙倒塌或者水位没过城墙，整座徐州城将成为一片泽国。
洪水威胁着徐州城，一直忙于用土石增加城高的苏轼知道，再也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城墙上了。
在关键时刻，苏轼站了出来，他拿出非凡的勇气和壮士断腕的气概，登上城墙高处，大声疾呼：“吾在是，水绝不能败城。”
掷地有声的话语，彰显了作为徐州市长的责任与担当。苏轼有序组织抗洪抢险，与洪水比速度，带领徐州百姓和城防人员争分夺秒地修筑防水堤坝。
苏轼还下令将数百艘公私船只系揽在城下，减轻洪水对城壁的冲击。
之后，他干脆在城上搭建了芦苇庵子，挂在旁边的灯笼上还写着一个大大的“苏”字。他日夜巡视，数次过家门而不入，书写了誓与徐州城共存亡的决心。
九月二十一日，全长九百八十四丈、高一丈、宽二丈的防水堤奇迹般地修筑完成，也正是这一天，洪水从最矮的东南面城墙涌入城内，正好遇到新修的防水堤，再次被拒之墙外。
就这样过了半个月，直至十月月五日，泛滥的洪水才渐渐退去，长达70余日的徐州抗洪大获全胜。
苏轼将这次抗洪的经过记其大略为《奖谕敕记》，而详细的过程则撰写成《熙宁防河录》，藏于有司，以备后人参考，这两份著作成为中国抗洪史上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在徐州任职的两年里，苏轼不仅工作兢兢业业，恪尽职守，而且他的诗词风格也为之一变。
尤其是苏轼对歌词创作的革新，他尝试以诗入词，他不但对于多种平韵的小令、中调和长调的运用已得心应手，笔下不乏可歌可传的佳作，而且对于仄韵的中、长调的运用炉火纯青，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
苏轼在徐州的词作，可以说无一不是因人、因事、因景而作。
作为出现在作品中的抒情主人公，苏轼有时是乡情刻骨铭心，却无奈流落天涯的游子，如《临江仙》中“此身如传舍，何处是吾乡”。
有时他是在功名与退隐间进退取舍、与胞弟苏辙同病相怜的兄长，如《水调歌头》中的“我醉歌时君和，醉倒须君扶我，惟酒可忘忧”。
有时他是关心民情、平易近人的一州之长，如《浣溪沙》中的“问言豆叶几时黄”；有时他是与一方百姓深情惜别的离职官员，如《江城子》中的“携手佳人，和泪折残红”。
徐州历史悠久，人文荟萃，苏轼来到徐州后，他曾对这里的山川河流、风俗民情，作过详细考察。以至于他在写给朝廷的报告中如是介绍徐州：
及移守徐州，览观山川之形势，察其风俗之所上，而考之于载籍，然后又知徐州为南北之襟要，而京东诸郡安危所寄也。
苏轼热爱徐州，热爱徐州的百姓，流连徐州的山水人情，他用真情赞美徐州的山水风景与人物风情。
白发老翁、顽皮孩童、采桑女子、络丝姑娘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节日习俗甚至各种农作物，都成了苏轼诗词取材的对象，也成为了他寄托思念，抒发情感的素材。
在徐州任职的两年时光里，苏轼写下一首首纸短情长、音韵谐美、文辞超然的歌词，这不仅是对徐州的赞美，更是对徐州的流连，他的诗词，被徐州百姓传唱至今。
所以当苏轼调离徐州时，人们舍不得他离开这里，人们送了他一程又一程，苏轼也与徐州依依惜别。
面对送别的徐州百姓，那种依依不舍的情愫交织在四十三岁的苏轼心头，于是他写下了一首《江城子》的词作。
也可以说，这首词为苏轼的徐州之行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只不过这是一个充满温情的句号，也是一个意蕴深长的句号。
作别徐州，苏轼写下动人歌词
正因为苏轼对徐州那样的恋恋不舍，才会写出这样一阕纯情的告别词来。那么，苏轼在《江城子》一词中是如何流泻情感的？且看原词：
天涯流落思无穷！既相逢，却匆匆。携手佳人，和泪折残红。为问东风余几许？春纵在，与谁同！
隋堤三月水溶溶。背归鸿，去吴中。回首彭城，清泗与淮通。欲寄相思千点泪，流不到，楚江东。
本来，苏轼从徐州调任到湖州，这是正常的工作调动与升迁，但苏轼眷恋徐州这片热土，留恋徐州热情的百姓，依依不舍之情是格外强烈的。
这首词就是苏轼离别徐州为他送行的父老乡亲时写下的，所以词作开篇三句“天涯流落思无穷！既相逢，却匆匆”，就是苏轼发自内心的一声感慨。
徐州一别，又要到人生地不熟的湖州去，面对送别的情景，叫人感慨不已，愁烦心绪笼罩在苏轼心头，无法排遣。
在徐州虽然只有短短两年时间，但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还没来得及好好相聚，却又要分别。因此，开篇三句也蕴含着无尽的伤离别的情愫。
试想一下，苏轼离开故乡，离开汴梁城的同事朋友，风尘仆仆来到徐州这片陌生的土地上，在与徐州百姓相处过程中，他们同甘共苦，抗洪抢险，预防旱灾，共建美好家园。
在点点滴滴的时光中，他与徐州百姓建立了深厚的情谊。
徐州百姓也深爱着这文章诗词俱佳的长官，可想而知，徐州的这一别，对苏轼来说，是有多么的不舍，这也从一个侧面看出徐州人民对苏轼的不舍之情。
这三句也蕴含着苏轼的身世之感。苏轼自从离开家乡眉州来到汴梁，直至参加工作以来，一直在远离故乡和京城的地方任职，很少有机会回老家探亲，也很少有机会与汴梁城的师友相聚。
所以。苏轼一直将自己认为是一个飘零天涯的人，在陌生的地方去，没有归属感的感觉在他的心中就愈加显得强烈。
他在杭州任职时就发出过“天涯同是伤沦落”的感慨，在徐州他也发出过“天涯倦客”的喟叹。他在徐州仅两年，又调往湖州，步履不停，这就更增加了他对不安定的生活的反感和对归属感的向往。
苏轼需要的归属感与认同感，可是离开徐州去湖州，这种感觉会随着时间与足迹的前行而越发微弱，这也是苏轼发出感慨的原因。
“既相逢，却匆匆”两句，续写苏轼与徐州百姓的交往，相知到离别。苏轼来到徐州时已过不惑之年，他与徐州百姓相逢既晚，但相聚时日短暂，离别又是这样的匆匆。
苏轼离别时的心情是复杂的，既有曾经相逢的喜悦，也有骤然分别的伤感，这两种矛盾的情感交织在一起。
苏轼是欲言不能、而又不吐不快，所以他笔锋一转，以激越而动情的口吻，和盘托出这句话后，心情似乎能平静一些。
然后他才开始回到对徐州的点滴记忆中，回到徐州百姓送别他的场景中，这就像是一位有故事的人打开一本泛黄的相册，从相册中挑出一张张记载着流光的照片，回忆的感觉瞬间被拉满。
接下来的“携手佳人，和泪折残红”，是一个特写镜头，讲述的是徐州百姓送别苏轼的动人一幕。
但是在描写送别的这一幕时，苏轼并没有截取徐州百姓的与同事们的送别的场面，而只是从这送别的行人中截取了一个很温馨的图面。
那是几位前来送别苏轼的红粉佳人，她们是在送别宴会上演唱歌曲的女子，苏轼在徐州的一首首歌词也是由她们传唱出去的，她们既是身兼歌舞的才艺女子，也是苏轼的粉丝。
苏轼的离别，对她们来说也是一件很伤心的事情。
“和泪折残红”，这一句形神兼备的描绘，将词人的情感细腻地抒发了出来。“残红”表明这是暮春时节，离别在落花时节，这让本来就因为伤春而惆怅的心绪又增添了一份惆怅。
睹物更添伤怀，这让送别的情思与气氛在空气中弥漫开来，苏轼辗转不忍离去，种种离愁烦绪一时间涌上心头，融进“和泪折残红”这一情景交融的句子里。
接下来的“为问东风余几许？春纵在，与谁同”，大意是说，红粉佳人含泪送别苏轼，试问这美好的春天还剩多少，即使春意尚在，又能和谁一同欣赏这美景呢？
她们的眼泪和这暮春时节的落红两相照应，在苏轼眼中更加动人。所谓“景为情而设，词为情而作”，苏轼这饱含情感的唯美动人的文字，将离别的情景渲染得异常伤感。
清末词学评论家况周颐曾说：“真字是词骨。情真，景真，所作必佳。”
反观苏轼描写离别场景的这几句词作，何尝不是发自肺腑的真情实感呢，他情真意浓，他真情流露，他将徐州风物人情的留恋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
苏轼由眼前的落红而联想到更为广阔的空间和时间，那就是春天的脚步已经临近尾声。
纵使春光仍在，而此刻词人却不得不离开徐州，踏上前往湖州的道路。自己步履不停，那么春光也是无法挽留他的，又有谁会与他同赏呢？
苏轼一步三回头，笔触一唱三感叹，婉转而动人的曲调抒发了内心的深情，苏轼通过描写离开徐州后孤单的身影，以不同的文字相同的感情，表达出对徐州的无比眷恋、无比留恋。
如果说这首词的上片侧重于情感的抒发的话，那么下片则是侧重于景物的渲染，但又不仅仅是单纯的景物描写，而是借景抒情，这就与上片中的情感自然而然地关联在一起。
“隋堤三月水溶溶”，是写词人前往湖州路途上的景致。
苏轼是由汴河水路离开徐州的，汴河是隋代开通的一条水路，西入黄河，南达江淮，在北宋仍是沟通京师与江淮的重要水道。
人们沿着汴河筑起长长的堤岸，还在堤岸上种植了一排排的柳树，这条堤岸也被后世称为“隋堤”。每到暮春三月，绿水荡漾，柳枝依依，绿水倒映柳枝，柔情似水，这时的隋堤游人络绎不绝，情景美不胜收。
接下来的“背归鸿，去吴中”两句，大意是说此时鸿雁北归，我却要到飞鸿都已离开的湖州去。这两句写的也是途中见闻。
春光明媚，鸿雁北归，而苏轼离开徐州，到湖州去，去湖州的方向是南下，这与大雁前行的方向相反。苏轼显然是把徐州当成了他的故乡，而自叹不如归鸿。
苏轼内心是不愿意离开徐州的，到湖州是工作需要，所以他还是带着无限的留恋与不舍离开了徐州。
他在途中频频停下来，望着身后的徐州大地，他的足迹渐行渐远，直至徐州在他的视线中渐次模糊，在无数次的回顾中，只见那清澈的泗水由西北而东南向着淮水缓缓流去。
看到泗水，又触发了苏轼本已平息的情感再起波澜，因为泗水这条河正是流经徐州的，看到泗水想到徐州，这正是触景生情。
词作以“欲寄相思千点泪，流不到，楚江东”三句收尾，大意是说，想要让泗水寄去相思的点点泪水，奈何它流不到湖州去啊。
这三句即景抒情，读来让人感动不已。在痛彻心扉的呐喊声中，是苏轼对徐州无尽的流连。在苏轼看来，徐州一别，要想再回到这个地方，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
即使自己想回来，那也是一厢情愿的事情，路途的遥远暂且不说，在新的地方，还有新的工作等着他，他也是抽不出时间再回徐州的。
既然再次回到徐州的希冀很渺茫，苏轼就盘算着让这暮春三月清清的泗水把他的相思泪水寄往徐州，奈何泗水偏偏向东流去，却不会流经湖州。
泗水东流，一片相思之情本想托付流水，可是流水难寄词人的一片相思，这叫人情何以堪！词作就在这样沉痛与惆怅的旋律中曲终阕尽。
人生有多么无奈啊，这种无奈或许可以用苏轼另一首歌词《醉落魄·离京口作》中的名句“家在西南，常作东南别”来诠释。
小话诗词
王国维说：“一切景语皆情语。”诗词中所有景物都寄托有思情，创作者借景抒情，强调情思要通过写景表现出来。
回顾苏轼的这首词，不管是在情感的抒发上，还是在景色的渲染上，都是景中生情，情景交融，情与景是如此真切，正应了一句话“一切景语皆情语”。
说到情真，是因为苏轼对徐州的热爱是发自内心的，是真实的，所以词人对描写的景色自然而然，不矫揉造作，不堆砌辞藻。
在苏轼的这首徐州告别词中，他要告别的，是整个徐州，这包括了徐州的一山一水，徐州的风土人情，徐州的同事百姓，还有他在徐州两年时间里洒下的热情和汗水。
也正是因为苏轼对徐州有着感同身受的热爱，所以情感的流露也是自然而然的，不忸怩作态，落落大方，款款动人。所以词中所流露的感情是真挚感人的，也是弥足珍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