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金用英文撰写的长篇小说《等待》曾获得一九九九年美国“全国书卷奖”。英文新着《新郎》是一个短篇小说集，其中十二个故事都发生在中苏边境一个名叫木集（Muji）的中小城市，和《等待》相同。
作为书名的《新郎》篇涉及一个大陆作家回避的主题。一个人见人爱的小青年有同性恋倾向，结婚后并未完婚，却得到妻子的谅解，夫妻感情极好。由于参加同性恋者的文娱活动，他被警方送进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医生明知同性恋不是病，却不得不按规章给他进行惩罚性“电疗”，结果他倒与一名男护士发生了性关系，被判三年半徒刑。他的岳父要求女儿和他离婚，却遭到女儿拒绝。女儿声泪俱下地说：“他是我丈夫，我是他妻子。如果我死掉，我的灵魂属于他。我俩发过誓永不分离。人家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我知道他是个好人。”通过这个好人如何转化成罪犯，作者揭示一个压抑人性的社会的荒诞。
在第一篇故事《坏分子》中，主人公、哈尔滨大学邱讲师既是共产党员，又是辩证唯物主义专家。他偕新婚的夫人在木集度完蜜月，准备乘火车返校。在火车站的小饭铺吃饭时，碰到邻座两名公安人员耍流氓。邱讲师与之理论，发生争吵，反被诬为“破坏公共秩序的坏分子”，戴上手铐，拘回车站公安派出所审讯，又饱受凌辱，到头来还得在认罪书上签字后方才获释。邱讲师脑羞成怒，急性肝炎复发。这位共产党理论家竟故意先后在四家饭铺就餐，散布病毒，藉以泄愤。一个月内，全市八百人感染急性肝炎，六人死亡，包括两名儿童在内。这个故事，短小精悍，着眼于“千里之外，芥豆之微”，却折射一个时代的风貌，为全集奠定“荒诞”和“人的异化”的基调。
《坏分子》写的只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插曲，第二篇故事《活着》却是这同一生存环境中一个小人物一生的挽歌。童某是市内一家罐头工厂的普通干部，奉派前往省内一座煤矿讨一笔久欠不还的债。若能完成任务，他就可提升为副厂长。一旦当上领导，工厂新盖的公寓楼里一套住房就唾手可得。住了多年的小一居室就可供儿子成婚之用。那下放在农村的女儿也可上调回城。他满怀希望上路，到了煤矿才发现讨债毫无希望，眼看升官梦也泡汤。谁料到半夜发生大地震，死伤枕藉。他倒是活了下来，不幸却丧失了记忆，连自己姓甚名谁也不清楚。地方上料理善后，鼓励幸存的鳏夫寡妇们组织新家庭。于是他也成了家，分到住房，还领养了一个孤儿，每天到自来水厂当临时工，抄抄写写，打发了几个月。一晚下班回家的路上，他突然恢复了记忆，第二天就不辞而别回老家去了。他满以为家人一定会感到意外的惊喜。万万没料到，半年前工厂已为他举行过追悼会，儿子已在他的旧居成婚，女儿也顶替他的名额调入工厂，妻子回了娘家。他成了个无家可归的多余的人，却还对家人说：“我给他们干了二十多年，所以我属于罐头厂。活着，我是他们的人；死了，我是他们的鬼。他们一定得要我。别太着急啊。单单活着就很好嘛。”可怜他完全错了，工厂没法要他。一场意外已经把他从人变成“非人”，他只能凑合活着了，半人半鬼。这正是那个荒诞的年代千千万万幸存者的命运。
和《活着》同样耐人寻味的是《一个打虎好汉难得》。木集电视台拍摄的《武松打虎》赢得了省长的好评，同时他又指出剧中的假老虎有损效果。为了讨好上级，并争取得奖，电视台领导搞来一头真老虎，扮演武松的青年演员奉命重拍打虎的场面。威武英俊的演员冒着生命的危险与老虎搏閗，不料老虎因麻醉药的作用过早倒下，武松骑在马背上赤手空拳打死老虎的戏没有拍成。演员倒因惊恐过度而出现精神分裂，住进医院。领导决定重拍，演员抱病上场。老虎格外凶猛，演员被它咬伤后吓得爬上一颗大树逃命，获救后又被送进医院精神科病房。领导却决不罢休，下令枪杀老虎，仍由演员与披着死虎皮的汽车司机搏斗。他却进入“打虎英雄”的角色，猛打假老虎。司机受伤，《武松打虎》却大功告成。一个有“王子”美名的演员成了口口声声自称“打虎好汉”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也只得在精神病院凑合活着吧。
通过同一个生存环境中一些个普通人的遭遇，《新郎》的十二个短篇从不同的侧面展现出那个边城的社会心理全景，不妨看作“改革开放”初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缩影。
选自巫宁坤著《孤琴》，允晨文化出版，2008年9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