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美联储2006年以来的资产负债表，我们就知道：
2008-2014年化解居民债务，印钞3.7万亿美元，印给美国的金融机构和联邦政府；
2020-2022年化解居民和企业债务，印钞5.1万亿美元，经联邦政府转手印给个人和企业。
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美国经济为什么能在全球一枝独秀？
就是因为2020-2022年美国化解债务的印钞方式最公平、最合理、最有效、最能解决问题。
好了，前面说了这么多，下面给出我的化债建议和思路——
以印钞最少、印钞归于中央政府为原则。
第一个建议，是把地方政府债券分批次纳入国债管理，由中央财政代为支付本金和利息。
世界主要大型经济体当中，美国、俄罗斯、印度、德国、意大利、巴西、加拿大、澳大利亚都是联邦制国家，而英国从实质上看也是联邦制，相比之下，中国、日本、韩国则是单一制国家，法国从实质上来说也属于单一制国家。
联邦制国家的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没有隶属关系，可以靠自己的信用在市场上发行债券，这就是地方政府债券——但实际上，为了不扰乱债券市场，即便是联邦国家，也很少同意由地方政府单独发行债券。
相比之下，单一制国家的地方政府，都是由中央政府延伸而来，其信用和权威，也全部来自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发行债券，本身就不伦不类也不合情理，就在2015年之前我国也根本不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债券，只是在2015年，为了支付当时各地几乎都要破产的城投公司的债务利息，不得不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债券融资。
根据相关规定，地方政府发行债券，不管其融资额度，还是融资利率，都必须得到中央政府（财政部）和央行的批准，然后，其本金和利息也是由财政部代为偿还的，这本身就意味着，地方政府债券的信用与其自身没什么关系，而是和中央政府绑定在一起的。
正如中银国际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所说：
从法理上来讲，中国只有一个政府信用，那就是中央政府的信用。各个地方政府借的债，都是中央政府的债务。任意一个地方政府债务的违约，打破的都是中央政府的信用。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相互负有的无限责任，不是用道德风险、预算约束硬化这些概念就可以撇开的。一个朴素的问题是：如果在地方债处置上中央政府坚持要“谁家的孩子谁抱”，那么以后地方政府是不是可以不抱中央政府的“孩子”？
在央地关系中，中央政府还得清楚自己有“管理者”和“兜底者”的双重身份。作为地方政府的上级，中央政府当然有领导管理地方政府的权力。但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真碰到了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中央政府也必须出手来兜底。这样才能阻断风险的蔓延，稳定社会信心。
既然现有的39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券，都是在中央支持和监管之下发行出来的，那说明这些债务的形成，至少在中央看来都是合理的、透明的，也确实与当地民生和基础设施建设密切相关，属于地方政府债务中“最干净”的一部分——否则中央政府为什么要批准他们这些债券融资呢？
中央政府将地方政府债券分批次接纳过来，变成国债，并且代为支付本金和利息，就能切切实实能够帮地方政府减少一笔额外的固定支出，缓解地方政府债务压力。
哪怕是接过地方政府显性的39万亿元债务，再加上原有的27万亿元国债，即便按照国际标准，再加上政策性银行所发行的债券，中国中央政府的总债务/GDP也不到60%，依然是世界上主要经济体的政府中债务/GDP比例最低国家之列。
说明：数据来源于BIS，中国已考虑地方政府债券及政策性银行债券。
2023年10月份以来，先是中央财政特别增发1万亿元国债，得到的资金，直接转移给地方政府，名义上是“加快恢复重建”、“进一步提升我国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但本质上，就是用国债代替地方政府债券的思路——“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原本就是地方政府的必须支出，有了中央的转移支付，地方政府就可以把这些钱省下来用于其他的支出。
把这个1万亿元作为开始，中央政府可以明确下来，以后将分批次发行专项国债，逐渐替代地方政府债务。
第二个建议，是对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进行分级管理。
城投公司的债务分为很多种，例如城投债券、银行贷款、信托融资、民间融资、其他负债等，其中银行贷款和债券是大头。
城投债的发行，要经历申请材料制作、发行方案设定、组建承销商、担保机构出具担保函、审计机构出具审计报告、律所出具律师工作报告、信用评级机构出具信用评级报告、国家发改委会签人民银行、证监会批准、向中债登、交易所提交发行批文、安排分销注册、媒体公布债券发行公告或资金募集说明书等一系列步骤……
所以，市场上公开发行的城投债，可以说是相对最透明、最市场化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这部分债务，而且是中国资本市场最重要的债券投资品种之一，所以，这部分债务，一方面要坚决的按照市场化的路子来走，另一方面，发改委和各地方政府，也需要明确要求城投公司，将城投债作为最高优先级的债务偿还。
根据公开数据，截止2023年3季度，中国城投债的存量金额约为13.5万亿元，而且其整体的规模2022年以来基本保持稳定；而根据国信证券王剑等人的研究，2022年末，商业银行整体对城投的风险敞口约为40万亿元，其中贷款37万亿元，非标3万亿元——我们可以简单认为，银行贷款大约有40万亿元。
也就是说，2022年底约88万亿元的城投公司债务中，银行贷款几乎占了近一半，而城投债则占了15%，两者合计占了60%。
很显然，以当前城投公司的经营能力，特别是中西部省份的城投公司，其现金流根本不可能足额偿还银行的贷款和利息，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由地方政府出面与商业银行进行谈判，两者共同承担化债的成本。
城投公司的银行贷款，相比城投债的透明度、市场化程度都比较低，可能存在着大量的灰色地带，既然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借款，就需要由地方政府出面，作为债务人与债权人银行，进行债务展期、减计或打折的谈判。
在这方面，贵州遵义道桥和遵义市政府已经给其他城投公司做出了榜样。
2022年12月30日，遵义道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下称“遵义道桥”）在中国债券信息网披露了关于推进银行贷款重组事项的公告。
至于城投公司其他的信托融资、非标融资乃至合约负债什么的，没啥好说的，按照市场化的方式解决。
在经过以上步骤的处理之后，城投公司如果有好资产，能持续经营并支付债务本金和利息，那就转化成地方国企。如果它实在资不抵债，甚至是只有一个债务空壳，那就在债务处理完毕后，破产清算。
第三个建议，是充分东中西部考虑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差异
因为东部地区金融体系相对发达，近年来外地人口也持续流入，再加上自身财政的造血能力，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纯粹依赖于地方政府自身，也有可能化债成功。相对而言，绝大部分中西部省份，依靠其现有财政，根本不可能成功处理隐性债务问题。
有鉴于此，在分批次将地方政府债券国债化的过程汇总，对于中西部省份在基础设施建设中所形成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在纳入国债的批次管理中予以优先考虑。
第四个建议，是中央政府精简优化对地方政府的考核机制。
作为单一制国家，地方政府会受到中央政府的全方位考核，包括社会稳定、环境保护、能耗控制、耕地保护、民众满意等等，现在恐怕需要加上一个隐性债务控制。
把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控制，隐性债务显性化比例，上任前后本区域债务/GDP比例等，明确加入到地方政府的考核机制中来，某一段时期给予相对较高的权重，恐怕是必要的——至少，要在化债的这两年时间里，将这个权重提升上来。
当然，我们都知道，最近十几年来，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考核目标太多、太全面，还有，更多的考核目标互相之间重叠、矛盾，所以，导致了地方政府官员、尤其是基层行政官员，其工作的大部分精力，甚至是绝大部分精力，都要用来应付上级考核，真正用于服务该地方群众的精力反而很少。
在这种情况下，更需要的，其实是中央政府自身的改变，精简优化地方政府考核——比方说隐性债务处理，只需要根据当前该地区的化债基础情况，设立一个红线指标，不触及红线的情况下，就不列入考核内容，减轻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压力。
当然，这可能不仅仅是地方政府化债的问题，而是整体上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的大话题，我们就此打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