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中国经济持续衰退，世界各国多所关注；而这一年中国发生的另一件大事，中国国内却无人敢点破，那就是香港的沉沦。香港的沉沦的确是中国经济衰退的必然结果，这个过程并非无迹可觅。现在来看，香港的兴衰，起也中国，坠也中国，据此便可描画出一部“香港沉沦三部曲”。
“三部曲”这个词源于古希腊，指情节连贯的三段剧情。本文标题用“香港沉沦三部曲”，是因为香港从昔年的繁荣到今日的沉沦，可以非常清晰地划分为三段“剧情”；而这三段“剧情”之间的因果关联，直到今天才凸显出来，非回溯无以呈现。
一、香港：从殖民地渔村到“亚洲四小龙”之首
这三段“剧情”的第一段是，香港在殖民地状态下，其经济起飞，起先主要靠全球经济发展的国际机遇，之后靠的是中国对外开放之需。而第二段是，香港被中国收回后，香港经济逐渐被中共掌控，香港变成了内地依附型经济体。由此便产生了“剧情”的第三段，本世纪香港经济的繁荣实倚中国，而其衰亦因中国；一旦中国经济衰退，香港经济便为中共所害。
香港成为殖民地之初，恐怕没人想到，它后来会成为“亚洲四小龙”（台湾、韩国、新加坡及香港）之一；那时更没人敢于想象，到了上世纪末，它会成为昔年“亚洲四小龙”之首，人均GDP傲居前列。然而，到了今年，香港的地位已然陨落。
从港岛1841年被英军占领，到今年已有182年。当初英军占领港岛，并不是看重当地破落的小渔村，而是要利用当地的良港。57年以后，英国殖民地当局于1898年与大清朝廷签订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从此香港殖民地的范围扩大到了深圳河，租期99年。
中共建立闭关锁国的共产党制度之前，香港的地位并不高，经济地位也不那么重要；而上海则早在上世纪20年代就有了世界四大“摩登都市”（现代都市）的称号，此四大“摩登都市”即欧洲的伦敦，美国的纽约，以及亚洲的上海和东京。而自从中共让上海在世界发展史上陨落之后，香港经济才变得越来越活跃。
上个世纪60年代，西方流行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是法国左派学者Samir Amin（阿明）和美国社会学家Immanuel Wallerstein（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都是发达国家的原物料供应地，因此被“剥削”而贫穷。这个理论到了90年代，正式被其创始人之一沃勒斯坦宣布“死亡”，笔者在美国社会学年会上亲耳听到他承认这一失败。“世界体系理论”因何“死亡”？它是被“亚洲四小龙”的成功彻底击败的。
“亚洲四小龙”的成功是经济全球化早期阶段的产物。自196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开始向外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台湾、韩国、新加坡及香港利用这个机会，吸引大量外资和技术，运用本地廉价而良好的劳动力优势，调整经济发展策略，从而实现了经济的快速成长。
二、香港回归：中国借助香港实现经济起飞
中共建立政权之后，投靠苏联阵营，先后发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此处所谓的越南战争，不是指1979年的中国侵越战争，而是1960年代中共扶植、支援北越入侵南越的战争。这样的中国主动与西方各国对立，闭关锁国，而中共唯一的对外窗口就是香港，中共必需的硬通货之可怜来源，全靠对港出口。
毛泽东死后直到1991年，中共虽然开始了经济改革，也引进港资和台资，但高层以陈云为首的反改革派始终顽固地坚持共产党的传统经济制度，即全盘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这是相互依存的两个社会主义“堡垒”。颇为讽刺的是，中共反改革派的政治主张，恰恰巩固了香港作为中国对外“窗口”的独特地位。
上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城市改革最活跃的地方是广东，而广东的开放则完全依赖于、有求于香港，因为需要港商的资金和现代经营的经验，需要香港的国际金融通路，更需要香港的国际贸易通路。这时，香港在国际上的重要性，因中国经济改革带来的活力而迅速上升；香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基本上都转移到大陆去了，而为中国服务的贸易和金融功能便成了香港经济的支柱。
在此期间，1984年中国和英国政府签署收回香港的《中英联合声明》，拟于港英当局的香港租借条约到期时收回香港。中共欲收回香港，英国自然就不可能再重续香港租约；而中共对香港的兴趣，其实是“肥水不留外人田”，想占尽香港带来的各种利益。
香港被收回前，大多数港人其实对中共在香港逐渐掌握经济控制权，并无警惕，更谈不上对香港经济前景有何担忧。而香港被中国收回之后，多年来港人寄希望于中共能遵守“一国两制”的承诺，维持香港的自由和有限民主；香港民主派在立法会的狭窄空间里，一直努力维护“一国两制”之下有限的选举自由和民意表达。
中国80年代的对外开放，基本上是广东借毗邻香港之地利，起步于从香港走私并进口服装和家用电器；再引进港资设厂，由香港公司接单，在广东加工消费品出口，当时赵紫阳称之为“国际大循环”。深圳市建立后，这个临“港”新城从香港又学了不少现代市场经济的运作方式。比如，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即源自广东率先引进香港的土地批租营建；中国银行业的个人按揭贷款运营，也是建设银行深圳分行首次仿照香港银行界的通例，学会了如何计算按揭利息；深圳市还从香港引进了私企，以投资公共设施的建设。
直到邓小平南巡深圳之后，香港自由经济的魅力才得到了官方的全面认可，而大陆则借助香港，实现了经济起飞。随着中港经济交流日益密切，中国各地政府和大国有公司纷纷到深圳设立对外交流办事处，进而到香港开办中资公司，于是香港的经济就逐渐部分地被中共操控了。在这个阶段，香港之所以成为东方明珠，是因为中共在上个世纪最后20年里一直把“獠牙”藏在“怀里”（即所谓的“韬光养晦”）；而西方国家则错误地相信，中共会在经济发展中追求和平和自由，因此西方国家仍然把香港的国际地位视同于殖民地时代的状况，保留了香港在外交和经贸方面的国际特权。
三、香港变成中国依附型经济体
一旦香港经济逐渐依附于内地之后，香港与内地的关系就逆转了，从此不再是大陆需要依赖香港，而是香港有求于大陆了。本世纪开始，香港的国际金融通路被中共开发成了借道香港、吸收国际资金的窗口。2014年中共进一步开办了金融方面的“沪港通”，从此香港这个金融中心的重要业务就变成了为“北上资金”服务。香港行政当局提出，香港“经济发展的定位”要“背靠祖国”，而香港的经济支柱金融业之“背靠祖国”，其实就变成了“依赖祖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