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艳芳逝世二十周年，香港文化博物馆原本计划展出纪念古董巴士。该辆以梅艳芳埃及妖后为造型的巴士，已在香港多处巡行展出，但移师文化博物馆前一日，主办方竟以“收到市民投诉”为由，临时取消在馆外展出。
康文署事后回复传媒查询时指出，巴士停泊地点会造成观众聚集，容易发生意外，“综合考虑各项因素及公众安全风险后，决定取消相关安排。”这个说法与上述“市民投诉”颇有出入。事实上，文化博物馆于去年12月至本年9月举办“绝代芳华．梅艳芳”专题展览，市民对于梅艳芳古董巴士应该十分欢迎才合理。展出前一日才突然以种种“理由”取消，不禁令人怀疑，是否有什么“不可抗力因素”在作怪，例如朱耀明牧师新近出版的回忆录以“格子代替文字”处理黄雀行动部分？
更有趣的是，取消一事，报道的多是网媒和电子媒体，纸媒几乎无人问津，令事件更扑朔迷离。
梅艳芳精神与香港文化
翻查资料，2017年梅迷组织芳心荟曾与康文署在尖沙咀星光花园平台及K11合办“梅艳芳永恒时刻展览”，当中有展板提及，多伦多、旧金山、奥克兰三地政府均设立“梅艳芳日”，分别是10月23日、4月18日及6月23日。“梅艳芳一生创造无数演艺经典，对社会贡献良多，今日她已成为香港精神及文化的代表，被称为‘香港的女儿’。”
七年前光明正大尖沙咀盛赞，今天闪闪缩缩沙田取消巴士展览。文革样板戏《红色娘子军》将于文化中心盛大公演，再看看这位“香港的女儿”的遭遇，是否忠实反映了2019年之后香港政治和文化的诡谲多变？
今天，香港人要担心文化馆杀馆、担心本土文化藏品如梅艳芳珍品无处容身，这不禁让人怀缅香港文化一路走向高峰的历程。
香港开埠，香港身份认同尚未建立，侨港者死后往往经由东华义庄的帮助，将棺木迁葬原籍。香港的华人文化，都是深圳河以北传过来的，例如粤人爱好饮茶，茶楼文化骤然而起；香港人颇为熟悉的粤剧组织八和会馆，也是源于广州。
值得一提的是，香港殖民地官员的中文名称，也是采用清代的惯用称谓，例如今天“政务司司长”，当时称为Colonial Secretary，殖民政府没有采用直译“殖民司”，而是采用清朝时一个省级官名“承宣布政使司”，将之简化为“布政司”。
香港文化输出年代
换言之，当时的香港，接受外来文化幅射较多。
然而，随着新媒体的出现，香港逐渐成为文化出口之埠。王韬在《循环日报》鼓吹变法图强，开新风气之先，培育了孙中山等新一代知识分子。香港电影之父黎民伟于天后银幕街创建民新制造影画片有限公司，奠定香港电影业基石。二次大战前文学家杰克已开始创作粤语文学，1940年出版的、以湾仔为故事背景的《红巾误》小说中有以下文字：“籴左两文米，楼下个个后生仔衰到死，叫佢卖平半斤都唔肯。”后来还拍成电影。
真正成为文化输出大埠，是1970年代之后，粤语文化大行其道、电视捞饭的年代。
我作为这个年代的过来人，可以写的东西实在太多。许冠杰作为歌神，人和歌都广为人知，于此不赘。当时的粤语文化，是一条龙的生产线，例如电视剧《一剑镇神州》，除剧集外，还会出版郑少秋同名歌曲大碟和录音带，很多剧集在出街前还会出版特刊，往往火速售罄。这些以中国传统的“侠”为主题的电视剧，学术界甚至认为大大滋润了文革后一穷二白的中国人，有一本书是这样写的：“港剧帮助我们重拾传统中一部分仍然能够生存的人格理想，比如侠义精神、英雄主义……港剧让无所适从的一代人重新拥有了值得固守和敬畏的事物(或者理念)，在信仰危机的时代里及时地拥有了一部分替代品。”这解释了为什么当时远在北京也有人唱汪明荃的《勇敢中国人》。
无线电视主办的香港小姐空前成功，甚至改造了整整几代人的集体回忆，以为“香港小姐”始于1973年的孙泳恩，而忘记了第一届香港小姐其实是1946年北角丽池夜总会的李兰。
为日本动漫配制粤语歌，是香港本土文化重要一环，小孩如我成长于这些优美词曲之中，几十年之后的今日仍琅琅上口。这些儿歌，演唱者粒粒巨星。例子太多，单是梅艳芳的已想到三例：《IQ博士》“灵感IQ称得上，十分之高超，创作力量同幻想，会吓你一跳，小云同小吉好重要”；《千年女王》“传说中，有个女王在世上，长长头发，两眼似星光”；《电子神童》：“似一股歪风，气象台都给吓倒，歪风霸道，谁亦压倒，怎可以想得到”。
自觉保留香港文化
最后一个例子，是否预示了今年的古董巴士事件？
最近有朋友说，放学时间巴士上的学童都是说普通话，香港文化岌岌可危的印象，并非空穴来风。
谈过梅艳芳，想起林燕妮。我认识一位已移英的香港收藏家，他将林燕妮的藏品一并运到英国，当中包括了她生前的日记、手稿、名人如金庸、刘培基的亲笔签名赠书；而由于林燕妮曾是李小龙的大嫂，藏品中也有一些李小龙的珍品。
为免香港文化重蹈内蒙、新疆、西藏之覆辙，香港人都要自觉保留香港文化。一盒录音带、一本TVB剧集纪念册，都是文化的见证。莫待无花空折枝，就东西留下，就是文化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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