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共再次大力宣传所谓“发动群众斗群众”的“枫桥经验”。这种群众专政是文革的前奏。图为2008年2月22日，两名戴着红袖章的老人在北京街道上巡逻。
在中国有两个枫桥特别有名。第一个是姑苏的枫桥，因为唐朝诗人张继的一首《枫桥夜泊》而名垂青史，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标签，这个枫桥代表了古代中国那种文化鼎盛的气象。另一个枫桥是浙江诸暨的枫桥镇，在上世纪60年代以推行群众暴政的“枫桥经验”而闻名全国，“枫桥经验”是文革的前奏，因此诸暨的枫桥就成为文革的一个标签，代表着摧残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人灵魂的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
“枫桥经验”的由来和本质
“枫桥经验”是1963年在浙江宁波诸暨县枫桥区产生的一种具有文革特色的基层群众暴政模式，具体表现就是煽动群众以大批判的方式（文斗，不施展暴力）来改造所谓阶级敌人。“枫桥经验”可以看作是文革的一块试验田，文革中的各种大批判活动其实就是“枫桥经验”在全国范围内的展开，“枫桥经验”的升级版本就是大批斗（武斗，施展暴力），从大批判到大批斗，这就是文革中毛泽东煽动群众打倒政敌的一贯手法。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召开七千人大会总结“大跃进”和三年大饥荒中的政策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和毛泽东在大饥荒的定性上发生了严重分歧，并逐渐演化为两条路线斗争。刘少奇认为三年大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说工作中的错误和成绩不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而是三个手指头和七个手指头的关系，或者比例更加悬殊。所谓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是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用过的一个比喻，用来表示“大跃进”的主流是好的，所以刘少奇的上述发言就等于和毛泽东唱对台戏，这埋下了毛泽东后来发动文革打倒刘少奇的伏笔。
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退居二线，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日常事务并开始扭转“大跃进”中的激进经济政策，这段时间有三个问题引发毛泽东严重的危机感。一是刘少奇在随后的西楼会议上号召下面的干部不要害怕把工作说成一团黑，要敢于继续揭露工作中的问题，而毛泽东对这种将“大跃进”的局势说得漆黑一团的所谓“黑暗风”非常不满。二是由于“大跃进”导致人民公社难以维持，自1961年以来很多地区开始出现分田单干和包产到户的情况，并得到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的大力支持，毛泽东认定为这股“单干风”是一种“资本主义复辟”，会破坏他的农村集体化政策。三是一部分在“大跃进”期间遭到批判的干部经过七千人大会后得到了平反，毛泽东担心如果这股“翻案风”继续下去，可能会导致在庐山会议上因为反对“大跃进”而被打成“反党集团”的彭德怀等人也被平反。这三件事情如果进行下去，毛泽东此前建立起的威信和地位都会崩塌。
前所未有的危机感使毛泽东加快了反击步伐，并很快夺回了主动权。1962年9月分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完全体现了毛泽东的意志，全会通过的公报肯定了1959年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等人进行的“反右倾斗争”具有正面意义，认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将继续存在，而且党内的斗争也反映了这种阶级斗争。这次会议之后，毛泽东把工作重心再次拨回以阶级斗争为纲，并决定在各地城乡展开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防止他的路线遭到修正。
1963年2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正式宣布启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教运动”在农村表现为“四清运动”，就是清理农村干部中存在的“四不清”现象，包括账目不清、仓库不清、工分不清、财务不清，在城市里表现为“新五反运动”，反投机倒把、反贪污盗窃、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不过，四清、五反都只是借口，真正的目的是通过这场新的政治运动，重新树立毛泽东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绝对权威，建立毛泽东对基层群众、干部的思想的绝对控制。
1963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被简称为“前十条”的社教指导文件，规定“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不是此次政治运动的斗争重点，要将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新人，要对“四类分子”采取改造而非捕杀的政策。
在大饥荒的定性上，刘少奇和毛泽东发生了严重分歧，并逐渐演化为两条路线斗争。图为因1960年代大饥荒涌入香港的中国难民。（AFP）
“枫桥经验”就是在“社教运动”的大背景下产生的，是在“前十条”文件的指导下形成的群众暴政模式，属于酝酿文革的早期过程中的第一批“试验田”。1963年6月19日，浙江省领导派驻工作组到诸暨县枫桥区展开了“社教运动”试点，形成了所谓“枫桥经验”。具体做法就是煽动群众斗群众，以十个群众包夹一个“四类分子”，以基层政权的暴政为后盾，以大批判的方式，迫使受批评者改变思想。根据浙江当局的报告，这种群起攻之的思想改造运动在枫桥当地大获成功，在试点中，7个公社共有67名“四类分子”被列为重点对象，在针对这些“四类分子”的斗争会上，干部及群众“摆事实”、“讲道理”，不打不骂，且允许斗争对象申辩，结果未捕一人，便将全部“四类分子”说服。当年10月分公安部长谢富治在杭州向毛泽东汇报了“枫桥经验”，并把“枫桥经验”的“好处”总结为“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毛泽东批示要求各地效仿，这就是所谓“枫桥经验”的由来。
在“枫桥经验”向全国推广的同时，“社教运动”继续向文革演化。1963年9月，中共根据“社教运动”的试点情况，制定了“后十条”文件，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一年后的1964年9月，中共又发布了“后十条”修正案，提出由于所谓的“敌人”以拉拢腐蚀干部作为反对中共的主要形式，因此需要改变原本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政策，要先解决干部中的问题、把放手发动群众放在第一位。这样“社教运动”的整肃方向就从“四类分子”转向中共的干部队伍，并从基层逐渐向高层发展。在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明白无误的提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革的风暴终于呼之欲来。
“枫桥经验”铺路文革集合三种最坏政体
文革是毛泽东为了巩固逐渐受到威胁的最高权力而发动的一场政治运动。与文革之前中共搞的镇反、土改、三反、五反、反右等整肃运动不同的是，此前的这些运动，整肃的对象都是人民群众，包括地主、富农、前国民政府的基层官吏、工商业者、知识分子等，也就是所谓的“地富反坏右”，而文革的整肃对象除了人民群众之外，还包括了中共的各级官吏，即所谓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文革前的整肃运动是为了建立中共政权对中国人民的绝对专制统治，而文革的整肃运动是为了颠覆中共原有的统治秩序和统治阶层，建立毛泽东对中共、对中国人民的绝对个人独裁统治，因此毛泽东发动文革必须依靠群众暴政，这正是“枫桥经验”在全国推广所烘托出的社会形势。“枫桥经验”所代表的基层群众暴政是文革得以进行的社会基础，文革时期，中共的政治体制从原来的“共产专制”中又演化出两种最坏的形式——“群众暴政”和“个人独裁”。
文革时期，中共的政治体制从原来的“共产专制”中又演化出两种最坏的形式——“群众暴政”和“个人独裁”。图为1966年1月1日文化大革命期间，民众在北京街头游行。（AFP）
在西方政治哲学中，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古希腊那种全体公民表决公共事务的政治模式）都各有缺陷，如果不加以约束，君主制可能演变为专制或个人独裁，贵族制可能演变为寡头政治，民主制可能演变为群众暴政。美国建国先贤们吸取了这三种政治体制的各自优点，形成三个相互制约的权力架构，如总统制对应君主制，参议院对应贵族制，众议院对应民主制，在宪政框架下，将三种政治制度融为一体，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设计。
而中共的统治却恰恰相反，从“专制”这种本身就已经是很坏的政治体制出发，通过“枫桥经验”和文革这种疯狂的政治运动，发展出更坏的政治体制——“群众暴政”和“个人独裁”，将人类历史上最坏的三种政治体制集中在同一个时期，制造了中国五千年以来最深重的社会灾难。
“枫桥经验”与基层政权的黑社会化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死亡，文革按下了暂停键，毛泽东的个人独裁统治和群众暴政被终止。“枫桥经验”也随着文革的结束而走入历史，逐渐归于沉寂。
从70年代末开始，以邓小平、陈云为代表的中共元老分享了毛泽东留下的最高权力，在中共元老内部形成了新的权力制衡机制，中国进入了寡头政治时代。一直到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的第一个任期时代，中共都是寡头政治体制，团派、红二代、太子党形成了新的统治阶层。同时中国在经济层面进入了所谓的改革开放时代。
中共的改革开放最初是一场改良运动，但是“六四”大屠杀使这场改良戛然而止，“六四”之后改革开放已经名存实亡，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相配套的改革开放蜕变为权贵资本主义。政治上的寡头统治和经济上的权贵资本主义，使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成果大部分被中共红色家族以及依附他们的商人所瓜分。2007年5月，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指出，在中国，0.4%的家庭占有70%的国民财富，中共的专制暴政加上贫富分化的悬殊，导致中国的社会矛盾越来越激化。进入90年代以后，反映基层官民冲突的群体性事件开始爆炸性增长，从1993年的8700起到2006年的59万9392，13年间增加65倍。
90年代开始，“维稳”成为中共政策的两个核心之一（另一个是“发展”），沉寂多时的“枫桥经验”再度浮出水面。1990年9月，中共政法委向全国推广“枫桥经验”。1991年3月，中共成立了“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简称综治委），“枫桥经验”成为综治委运作的基本模式。以“枫桥经验”为模板，中共在90年代逐渐发展出一套新的基层专政暴政系统，各地建立了综治办、维稳办、应急办公室等机构，并不断扩充外围组织，包括黑社会打手、截访人员、联防监控人员、网格治理员、网评员五毛党、朝阳群众、红袖章大妈、防疫大白等等，这套系统的核心运作机制依然是煽动群众互相监督、互相揭发、互相斗争。但与文革不同的是，“枫桥经验”此刻是控制在中共基层政府手中的一个暴政工具，用于打压民众对于政府的各类低烈度的反抗，目的是将各类所谓不稳定因素扼杀在萌芽状态。
“枫桥经验”成为控制在中共基层政府手中的一个暴政工具。图为北京街头戴红袖章的社会维稳人员在街头监控过往行人。（Mark Ralston/ AFP）
1999年12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通讯《立足稳定和发展———浙江诸暨“枫桥经验”纪实》，并配发评论员文章《“枫桥经验”值得总结和推广》。这是改革开放之后，《人民日报》首次报导“枫桥经验”，报导的侧重点为“稳定”和“发展”。
2000年以后，“枫桥经验”在中国媒体上被提到的次数增多，尤其是习近平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2003年在“枫桥经验”40周年的纪念会上，习近平要求不断创新“枫桥经验”，维护社会稳定。时任中共常委、政法委书记罗干则在大会上称“枫桥经验”是“就地解决社会矛盾，最大限度地把问题解决在基层，解决在当地，解决在萌芽状态。”2013年，在纪念“枫桥经验”50周年期间，已经成为中共总书记的习近平批示要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
在中共寡头政治时代，中共政权从高层到基层再没有出现像文革那样的体制崩溃的局面，在对人民的镇压方面，主要是依靠中共各级政权本身的暴政工具，包括武警和公安，而“枫桥经验”这种群众暴政是被安放在基层政权之下，作为基层政权绕开法治实施暴政的一种辅助手段，这实质上是中共基层政权黑社会化的一种体现。
在中共寡头政治时代，中共政权在对人民的镇压方面，主要是依靠中共各级政权本身的暴政工具，包括武警和公安。图为2023年3月4日，人民大会堂附近道路上的公安。
“枫桥经验”终结习近平末路狂奔
在习近平第二个任期的中后期，习近平走向个人独裁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中共的寡头政治和权贵资本主义体系开始崩解。习近平在政治上搞终生执政，实施特务治国；在经济上搞国进民退，打压民营经济，走向战时体制；文化上搞习思想不能妄议，要求定于一尊；外交上搞输出革命，构建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实就是红旗插遍全球的换一种说法）。这一切迹象显示，习近平正向文革的路线全面转向。在回归文革的路上，“枫桥经验”对习近平来说，就不再是一种寡头政治下的维稳模式了，而是重新具有了文革试验田的原教旨意义，也就是说，习近平希望通过推广一种可以被最高领袖意志操控的基层暴政模式而实现对全社会的严厉管制。
2023年临近年末，“枫桥经验”在媒体上密集出现，2023年11月6日，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104个“枫桥式工作法”入选单位代表，勉励他们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11月24日，陕西省举行了“枫桥经验”及“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工作会议。11月30日，中共湖北省委领导会见了全国、全省“枫桥式工作法”入选单位代表。“枫桥经验”似乎已经成为习近平回归文革的一个信号灯和指向牌。
但是无论是文革时代还是改革开放时代，“枫桥经验”得以畅行的社会条件在所谓习近平新时代都已经不复存在。在“枫桥经验”产生的文革时代，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中国基层社会的控制力正处在上升时期，当“枫桥经验”通过最高领袖的批示，获得政治绝对正确的背书后，很快就可以在全社会推行。但是到了改革开放年代，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已经基本破产，“枫桥经验”转换为维稳工具后，这种黑社会化的基层维稳模式就只能靠金钱收买来维系。从2009年开始中共的维稳经费就超过了军费，到2020年中共的维稳支出高达2100亿美元，10年间成长超过一倍，比国防支出高出7％之多。随着2022年中国经济在疫情封控下出现改革开放四十年多来最严重的衰退，作为地方政府主要财源的房地产开始接连爆雷，银行金融危机和地方债务危机全面爆发，中共大部分地方政府都陷入了财政枯竭的困境，天价维稳支出难以为继，这意味著作为维稳模式的“枫桥经验”也正在走向终结。
地方政府主要财源的房地产开始接连爆雷，中共政府陷入财政枯竭的困境，天价维稳支出难以为继，这意味著作为维稳模式的“枫桥经验”也正在走向终结。图为2023年9月17日浙江宁波市一处建筑工地。（STR/ AFP）
无论是文革时代，还是改革开放时代，“枫桥经验”都是一味祸国殃民的毒药，绝非治国安邦的良策。中共的改革开放在“六四”大屠杀之后已经名存实亡，但是由于巨量外资不断进入中国，中共政权得以茍延残喘又续了30年的寿命。习近平的新时代实际上是改革开放正式宣告死亡的时代（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中共其实已经无路可走。在不愿进行真正政治体制改革，开放党禁、报禁，实现民主化的前提下，走回到文革时代，对中国人重新加强共产意识形态的精神控制，通过“枫桥经验”这样的群众暴政来维系独裁政权的江山永固，正在成为习近平唯一可以选择的道路，这无疑是一条末路和绝路。不过，好消息是，当习近平的这条文革路线被终结之日，也就是共产政权彻底灭亡的时刻，那也将是中国人可以真正实施改革开放的一个新时代。
小共同体自治社会与姑苏枫桥的回归
回顾人类历史，所有的正常社会，除了在金字塔顶尖的统治阶层以外，基层社会都是一种民间自治社会，基层社会的运作完全不需要统治者推行任何所谓“经验”，而是依靠一种全民认同的共同文化理念和价值观来运作。这种文化理念和价值观不仅独立于各级政权而存在，也是所有政权得以稳定运作的基石，中国人将这种价值观称之为“天道”，西方人称之为“自然法”，或者是“上帝的意志”、“造物主的意志”。在1949年中共建政之前，中国的地方政权从来不下县，乡一级的基层社会一直处于自治状态，乡民遵循天道，以儒家伦理为道德准则，以宗族宗法为习惯法，以乡绅儒士为统治阶层，形成一个小共同体自治社会。从夏商周三代，到秦汉唐宋明清，一直到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在中央政权层面上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是在基层社会层面上，小共同体自治的社会结构从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也成为中国社会最稳定的底层架构，是历代王朝建立后可以通过休养生息迅速实现天下大治的社会基础。
中共篡政后，控制了中国社会从顶层到基层的一切权力，摧毁了遵循天道的儒家文化体系，破坏了中国基层社会的小共同体自治结构，使基层社会蜕变为中共实施群众暴政的政治工具。当中共暴政解体之后，笔者相信中国在中央权力层面将实现宪政，中国的基层社会将回归小共同体自治结构，敬天尊道的传统信仰将重新注入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儒家伦理将回归家庭、学校和乡村，那将是一个真正谐和、美好的未来中国。那个时代，诸暨的“枫桥经验”将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而姑苏枫桥的夜半钟声将给未来中国带来新的宁静和祥和。
中共暴政解体后，诸暨的“枫桥经验”将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而姑苏枫桥的夜半钟声将给未来中国带来新的宁静和祥和。图为苏州的寒山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