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是在内蒙电建公司，那是个施工单位，工人们大多来自农村，领导也很少受过什幺正规教育，说话办事都像《亮剑》里的李云龙那样粗野。
建筑施工本来就不是个细致活，招收的徒工多数只有初中文化程度，对这些人的管理，一般都采取训政的办法。所谓训政，其实就是骂，工人们被骂惯了，一天不骂反而觉得不适应，在底下会议论：怎么×老大今天没骂人？（那时我们都把工地主任称为×老大，有点黑社会的意思吧？）有时候，工地的头头及班长还会打那些淘气的工人，用拳头在身上凿几下，用脚在屁股上踢几下也都是常事。因为习惯了，师傅们对领导的粗野似乎并不计较，好像原本就应该如此。
对于女工，头头们也不会法外开恩，如果干的活不合格，或没有及时完成任务而影响了下一道工序时，他们也会破口大骂：“你们这些挨操货，球也娈不成！”
有一次，公司要组织我们去火车站搬运大型设备，按规定，女工来例假的，可以不去。那天，也许是头头觉得来例假的人有点多了，说着说着就来了气，然后气急败坏地开骂：“你们这些臭逼们，正要用你们一下，你们都给爷作怪，周麻子！你一个一个地伸进手去摸摸，如果真的有血，可以不去，否则一个也不能落下！”结果真的来例假的女工也都怨声载道地跟着去了。
文革来了，破四旧、砸烂旧世界的狂潮在全国风起云涌，造反成为革命潮流，温文尔雅与革命格格不入，粗鲁也成了革命的标志。无产阶级革命派们以反传统的语言表示他们对传统道德的藐视。例如：“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庙小妖气大，池浅王八多”，都说明了文革中的暴虐、不讲理的本质。
记得1966年8月刚开始听到《红卫兵战歌》，“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真吓了一跳。呀，原来这就是“革命”？自毛林结盟以来，尤其受到中央文革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的言传身教，革命豪气大行其道，斯文注定扫地！
那时，舆论把工人阶级的地位提的非常高，鼓吹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粗野一时成了许多人的优势。大大小小的领导们更是以大老粗自居，仿佛越粗越光荣。开会一讲话就是：“我是个大老粗，要多粗有多粗，斗大的字不识一筐！”那些平时文质彬彬的人。也一个个“他妈的”不离口，以显示自己的离经叛道。这种语言的沉沦，造成了了整整一个时代语言的粗鄙化，那些过去根本上不了台面的粗话，都成了文化革命的常用语汇。
那时，汉语中一些夸张和感情色彩强烈的词汇，也频现于大字报和报刊杂志。借助这些形容词或副词以增强声势：
“跳梁小丑”“牛鬼蛇神”“狼子野心何其毒也”“狼狈为奸”“一丘之貉”“沆瀣一气”“蠢蠢欲动”“上窜下跳”“丧心病狂”“如丧考妣”“招降纳叛”“结党营私”“欲盖弥彰”“昭然若揭”“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冒天下之大不韪”“是可忍，孰不可忍”“再踏上一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怎么样？这一趟下来是否能闻出点儿当年大批判的火药味儿？
还有“混账透顶”“猖狂反扑”“大肆鼓吹”“狗胆包天”“大黑伞”“大黑手”“一小撮”“妄图”“胆敢”“可以休矣”“居心何在”“何其毒也”“炮轰”“油炸”“砸烂狗头”“砸个稀巴烂”“滚他妈的蛋”“混蛋”“王八蛋”“王八羔子”“该死”“见你妈的鬼”等等，构成了整个文化革命时期特有的那种气势汹汹和虚张声势的政治用语风格。
革命者天天将太祖的粗鄙的打油诗像念经一样挂在嘴边，却不知唐诗宋词元曲汉赋。
那时，纯净规范的语言已不合时宜，礼貌委婉用语更被视作“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臭礼节”，仿佛越粗鄙便越接近工农兵，越没有教养便越显得革命。这种变化，推动文化大革命的大众审美更加趋向粗鄙化。
土建工地的主任焦老大一张口就骂人，记得有一回早晨开站班会，我们几个徒工在地下画道道给他做统计，那天焦老大一共骂了一百多个“他妈的！”八十多个“混蛋！”和五十多个“小圪泡们！”
因为土建工地的工作又脏又累，大多数走资派、反动技术权威都被下放到土建工地劳动改造。监管人员对他们从来没有好话，不是骂“老圪泡”就是“老杂毛”，“混蛋”“王八蛋”不绝于耳。
那些“走资派”“反动技术权威”一天到晚战战兢兢，看着监管人员的脸色行事。因为如果惹恼了那些人，翻毛皮鞋踢上去会皮开肉裂。
那时，要求工程技术人员改造思想，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脱胎换骨。脱胎换骨的结果是，他们也学的满嘴脏话，不说脏话不开口，斯文彻底扫地了。
那时，就连“不随地吐痰”也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有人在报纸撰文号召讲文明，不要随地吐痰，很快就有人批驳这是“资产阶级臭讲究”，声称“劳动人民就应该吐”。
智者说，贵族要三代才能教养出来。而地主、资本家的子弟经过新中国不断地在经济上的剥夺，到了文革，他们比工人农民所多的，也只是一点文化优势，或曰所谓的“文化教养”。其实，从1949年起，我们的官方文件、报纸广播和教科书里，就不再有“教养”二字，和教养有关的只剩下“劳动教养”了。
塞外社会风气差，呼市人粗鲁鄙俗，并非自古如此。相反，有人早年见识过归绥人说话办事彬彬有礼。不管生人熟人，彼此应答都非常尊重对方。家族、邻里、社区和公共场合，和谐占主流。呼市人变得野蛮，还是拜“文革”之赐。
前些天，看到一篇子女教育的短文，有两段话很有味道：“孩子，如果世界上仅剩两碗水，一碗用来喝，一碗要用来洗干净你的脸和内衣裤。”“笑容、优雅、自信，是最大的精神财富，拥有了它们，你就拥有了全部。”就一个人的素养而言，这种“派”对我顿生偌大的魅力。
路易十六的王后上绞刑台的时候，踩到了刽子手的脚，她下意识地说一声：“对不起！”我觉得这才是贵族。贵族首先有很好的教养，他也应该是一个文明的人。
文革结束后，政府推行“五讲”“四美”“三热爱”运动。在成人中开展学习幼儿园用语：“您好”“请”“对不起”“谢谢”“再见”，企图拯救中国即将跨掉的一代。
遗憾的是，文革种下的道德恶果，现在已经开始收获。时隔多年，粗野、鄙俗仍是当今社会的主流价值。不信你看看各地的城管，并不比“座山雕”的部下更文雅些；人民公仆更犹如色中恶鬼。
2011年10月13日，2岁的小悦悦在佛山南海黄岐广佛五金城相继被两车碾压，7分钟内，18名路人路过但都视而不见，漠然而去；近日，陕西汉中一位女子因为债务问题爬上高楼屋顶，围观者众多，一群小学生竟在下面呼喊：“跳呀！快跳呀！”
眼下，网友几乎百分之八十的回帖都是谩骂和粗鲁下流的语言；时常看到60岁以上的老人随地吐痰；旁若无人大声喧哗；无视红灯直走而过。对他们总有些可怜、可恨、可叹的感觉！粗鄙的时代就这样延绵不绝，文革写就了我们这一代人思维和情感的源代码。
季羡林说：“文革是一场最野蛮、最蛮横、最没有人性的，也不是什么革命，是一场闹剧、一场悲剧，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
是什么造成了国人大脑低智、行为失范的呢？多年以前我看过一本书，叫《乌合之众》，从这里我找到了答案。书里详细阐述了个体是如何被群体淹没的，领袖是如何在群体中起到绝对作用的。作者认为“群体”是依赖“领袖”而存在的，个人一旦进入群体中，他的个性便被淹没了，群体的思想便占据了统治地位，而群体的行为则表现为无异议、情绪化、极端化，——这时候人的低智商就产生了。作者举例说，法国大革命、后来的纳粹、中国的文革等等都把人类思维低下推到了极致。
老一代的思维和情感源代码是文革写就的，杨绛在《一百岁感言》里写道：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
晚清时，面对危局，主张改良变革的龚自珍曾说：“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农工之人肩荷背负之子无耻，则辱其身而已；富而无耻者，辱其家而已；士无耻，则名之曰辱国；卿大夫无耻，名之曰辱社稷。”
不才也认为：没有比读书人和公卿大夫的失范无耻，对国家社稷伤害更大的了。一正一反间，他们的无耻行为，动摇国本，扰乱社会，引发了社会沉沦。龚自珍之语，可谓一语中的，点中了传统社会粗鄙沉沦的要穴。
2013-04-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