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素有“七日鲜”之说，即一宗新闻大概一个星期便会丢淡。然而，上星期剧协与艺发局之间矛盾激化，不止不会丢淡，而且会在香港文化史写下一页，因为它标志着香港公民社会进一步沉沦。
事缘艺发局说收到“外界查询”，质疑其所资助的剧协第31届香港舞台剧颁奖礼“活动内容直接或间接对本局的声誉造成损害或不利影响”，决定扣减最后一期资助，康文署今年亦不会为颁奖礼提供或赞助场地。
换言之，剧协与艺发局24年的友好合作关系，突逢剧变。
艺发局随后发出新闻稿，解释有关决定的原因，次日剧协召开记者招待会，主席冯禄德以铿锵有力的声线对艺发局新闻稿的指控逐点反驳，例如剧协从来没有事前主动与艺发局商讨颁奖礼细节的传统；过往几年一直有为颁奖礼设立主题，这并非去年“新增”；颁奖礼一向有邀请非戏剧界人士作颁奖嘉宾；漫画家尊子和前港台记者蔡玉玲亦属文化艺术界。
新闻稿说“台上两位主持以‘红桥’、‘红线’为话题，意有所指、语带双关”。冯禄德质疑，政府从来没有清楚说明创作底线，什么情况下才算违法。更有甚者，如果读者有看过相关片段，两位主持的确说过“红桥”，但没有说过“红线”，说的只是“嗰条线”。
原来，说“嗰条线”，已经等于说“红线”，已经戳到政权的痛处。
经过冯禄德的解说后，艺发局新闻稿内容不单站不住脚，而且不少地方很有商榷余地。作为负责任的管理机构，理应按剧协的要求，收回有关指控。
可是，艺发局并没有这么做，取而代之的是文体旅局局长杨润雄出面支持艺发局，认为剧协的反驳“实属本末倒置、混淆视听，绝不认同”。
亲政府人士亦纷纷出来对剧协多踩几脚。《巴士的报》社长卢永雄撰文，以《被宠坏的孩子没有好下场》为题，将艺发局与剧协的关系比喻为母子，说孩子天天闹妈妈，妈妈不再向孩子转钱，“孩子甚为愤怒，控诉妈妈的行为影响了他的言论自由，质问为什么不能骂人，为什么不能讽刺妈妈。”
屈颖妍更直接，说“你骂谁都可以，只是不要用我的钱来骂我，就是这么简单。”
这些言论，反映出一个令人愤怒的事实：香港政府将公帑变成“我的钱”，用封建礼教的手法将一向平等的合作伙伴矮化为下级关系。这一点，香港专业戏剧人同盟副会长黄剑冰接受访问时亦指出，有剧团申请年度资助时，被要求提交下次演出的剧本。
说穿了，政治审查已经成为文艺创作的一部分。在国安新时代，剧团和戏剧从业员要有自我审查的意识。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审查在戏剧史上从来没有发生。相反，它一直是戏剧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英国戏剧史学家Steve Nicholson著有四卷《1900-1968年英国戏剧审查史》。身处多媒体、连电视也未必多看的今天，我们未必想象到，百多年前未有电视、收音机也只是刚起步不久的时代，戏剧的社会影响力远较今天强大。英格兰北部旅游城市、位于利物蒲北部的黑池，1878年落成的巨型剧院冬园（Winter Garden），出席开幕礼的嘉宾包括伦敦市长及其他68个城市的市长，可见国家对戏剧的重视程度。
Nicholson指出，自1737年至1968年，英国公演的所有戏剧剧本，必须事先交由皇室宫务大臣（Lord Chamberlain）审查，而由于这是皇室家臣，其所作决定国会无权过问。这种做法，不一定是针对过激思想，例如1920年代著作戏剧作家Noel Coward有几部作品被禁止公演，原因系作品中颓废的上流社会生活，可能会激发工人阶层的不满。
战后，事先审查的做法越显过时，于是1968年通过了《戏剧法》，全面取消剧本审查。
如果上述的发展是历史趋势，香港近年的做法便是开历史倒车。
曾任前民政事务局局长何志平幕僚的陈云，著有《香港有文化：香港的文化政策》，系统追溯1950-2007年香港文化政策的发展。他说，政府运用公帑资助文化事业，所依据的规定和指引，“都必须有文化理想、价值观和美学判断支持”；没有文化理想和美学判断的资助，不以创意和多元化为本的资助，就会陷入“平庸境地”，忘了立身中正，“临事阵脚大乱”。
书中他引用社会学权威韦伯的话：“当一个官吏将自己比作一口巨大的科层机械的小齿轮时，他的兴趣不会是去更新机械，发挥更大效能，而只是在于仅仅成为一口较大的齿轮。”
这一句，似乎恰如其分述描香港文化艺术界今天的处境：这颗大齿轮正在辗平过往一切，推倒重来，在艺术的稻田插上国安和红线的秧。
剧协事件最有喜感之处是，如果说去年颁奖礼“嗰条线”大家笑完就算，现在是艺发局唤醒人们记忆，新闻稿内容等于此地无银告诉全世界“我就是施加红线”的那位。那么对艺发局声誉造成损害的，究竟是剧协还是艺发局自己，便不难知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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