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府就《基本法》第23条下的国安罪行立法进行公众咨询之际，法律学者戴大为（Michael Davis）在此时出版新书《自由被毁：对香港自由价值和制度的攻击》(Freedom Undone: The Assault on Liberal Values and Institutions in Hong Kong)，分析香港最新发展，他认为香港人只能无声抗议或选择移民，他亦提倡外国立法阻吓企业于香港营运。
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全球研究员戴大为(Michael Davis)(美国之音/郑乐捷)
曾经在香港大学及中文大学教授人权法的戴大为近日到英国出席多场活动推广新书，期间与不少搬到英国的香港人交流。他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指，《香港国安法》生效后，香港政府不断做一些以往无法想像的事。
他说：“某程度上，没有东西再令我感到震惊，但有一点还是震撼的…是这个第23条（立法）涉及的范围之广，尝试去控制香港的价值及思想，所有事情都包揽。”
戴大为又说：“如果我要尝试解释它，这可能是因为北京政府已经完全学懂了如何令大陆的人民不敢发声，而他们在做的就是把他们的方法转移到香港，特别是第23条的咨询文件用大篇幅引用大陆的国安法律及做法，强调‘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方向。虽然我不会感到震惊，但这还是令人震撼的发展。”
制裁未必有效 倡外国立法阻吓企业于香港营运
戴大为(Michael Davis)在伦敦宣传他的新书《自由被毁：对香港自由价值和制度的攻击》(Freedom Undone: The Assault on Liberal Values and Institutions in Hong Kong)(美国之音/郑乐捷)
港府在1月30日宣布展开为期四星期的公众咨询，打算禁止叛国、窃取国家机密及间谍行为、境外干预等七类罪行。
现时担任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全球研究员的戴大为指，他质疑国际制裁的未必会令被制裁者的行为改变。
他说：“不过，这可能只能影响较年轻的检控官，令他们考虑要否留在这个工作，因为他们可能会损失到被制裁的地方的自由。”
戴大为提倡的是外国立法，阻吓外国企业继续在人权纪录恶劣的地方营运。
他说：“如果公司参与贪污腐败，他们可能会在美国被控告。我认为政府亦应该从人权的角度去阻吓他们。”
“人民是最大风险”
74岁的戴大为在香港居住了数十年，在近年才离开。他说，以往他与其他学者不时接受传媒访问讨论人权、法律问题，但《香港国安法》生效后，这些公众讨论已经消失。
他又指，以往经常在香港电台（RTHK）参与时事节目，但他已经不再接到任何邀请，亦有曾经在香港电台工作的人跟他说，他已经被列入黑名单之上，记者不能访问他。
他指，中国官员到海外学习后，学到的是在欧洲、拉丁美洲等地，当国家发展后，人民要开始要求民主。但这些中国官员要保障的所谓“国家安全”，其实是中国共产党的安全，最大的风险正正是要求民主的人民本身，令香港的制度难以维持。
精英未有反映民意
在2003年，港府就《基本法》第23条立法进行咨询，戴大为当时是“23条关注组”成员，有份提出反对意见。他认为，当时的政府希望借立法来改革殖民地时代的法律，虽然同样是用来控制反对派，但远远不如现时建议的严厉。
戴大为手持他的新书《自由被毁：对香港自由价值和制度的攻击》(美国之音/郑乐捷)
当年的立法失败，其中一个原因是时任自由党主席、行政会议成员田北俊宣布辞职，由于当局失去自由党的支持，法案胎死腹中。不过，戴大为指，过往十多年来北京善于奖励各行各业支持政府的人，现时他们只能说好话，甚至比北京官员的言论更加激烈，而没有真实反映香港人的想法。
他说：“这不是什么高深学问，我们知道香港人关心维持法治及基本自由，他们不是革命份子，当香港主权移交时，香港人根本不太参与政治，他们只是因为精英破坏而非保卫香港的自治，而变得越来越愤怒。”
只能无声抗议
至于香港人可以做什么，戴大为提到美国政治学者吉恩·夏普（Gene Sharp）的著作中有198种非暴力的抗争方法。他认为，在高压环境下，香港人能做的可能只是在行山径贴一些白纸作抗议，或者是“用脚投票”，以移民外国作回应。
对于留在香港的人，戴大为说他们只能避开政治，有子女的家长亦只能在家中小心地抗衡“洗脑教育”。他亦强调，仍然有独立的传媒在香港努力地及小心地报道新闻。
戴大为又说，鼓励香港人写信给现时在狱中的朋友，在心理上支持他们。不过，他自己就可惜地难以这样做。
他说：“因为我们在海外发声，可能会成为他们‘勾结外国势力’的证据。我不期望会有机会跟他们谈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