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中很少有力量能像母亲的悲伤那样强大。在闻讯赶来的人们的捐助支持下，庾妈开始制作寻人启事，询问是否有人见过文翰。这类媒体项目包括报纸分类广告、在电视和香港火车上播放的文字广告，以及引人注目的印有文翰肖像的扑克牌。这种公众记忆与一副简单扑克牌的碰撞，让郭浩忠想起了美国军方是如何通过将萨达姆·侯赛因的脸印在扑克牌上，训练入侵伊拉克的士兵识别萨达姆·侯赛因和他的领导层。庾妈还在深圳和中国南部其他地方张贴寻人传单。其中一些传单类似于杂志封面或印刷艺术。单色的谜题，展示了她失踪儿子的照片、经过修饰的长发形象，中文“失踪者”三个字。
2000-2003年，庾妈制作的扑克牌和透明钱包，上面印有文翰的肖像
庾妈在中国南方城市拍摄的宝丽来照片，大约2000-2005年
在这些访问中，她在遇到的流浪汉和残疾人中寻找文翰。正如郭向我解释的那样，她会看到一个无家可归的男人，走近他，像早期的基督教圣徒一样，为他拂去脸上的头发。在确认他不是“翰儿”后，她会为他拍摄肖像照。拍下的宝丽来照片上有她手写的男子姓名、地点和日期。你的目光落在男人的肩膀上，他们因饥饿而缩成一团。他们的脖子看起来太细了，他们的头发通常是枯黄、乱蓬蓬地笼罩着身体，因为饮食匮乏而变得瘦小。另一个男人面带微笑，看上去相对精神。他的衬衫和裤子上都有污渍。他的脚趾从右靴中裸露出来。
“她通过拍摄文翰以外的人，某种排除法间接地证明了文翰的存在，”郭写道。然而，这些肖像并不能证明文翰还活着。它们将他的身份转移到一个替代对象上，另一个暂时包含着文翰可能性的人。每幅肖像照描绘的都是一个不在场的人，是一种替代性的消亡象征。她的肖像照与其他肖像照几乎没有相似之处，因为她与被拍摄者的关系几乎是随机的。与雅各布·瑞斯(Jacob Riis)这样的社会改革家不同，庾妈并没有投入精力去改善他们的困境。他们的身份在她的项目中几乎是偶然的，但她还是强迫性地记录了他们。她的未经研究的重复、强迫症似的持续性和无尽的男性受试者主题都让人想起为特定人群建立索引的努力，但她的肖像照不是嫌疑犯照片、身份证明或监视形式。她并不寻求对这些郭所谓的“长毛”行使权力。她镜头下的人物直视观众的眼睛，没有任何羞耻感，但也缺乏多萝西娅·兰格(Dorothea Lange)的《移民母亲》（1936年）等作品中弥漫的那种颠倒的壮观。她的宝丽来照片有时会呈现出游荡在不夜城的年轻人，这种类型与西方最接近的可能是波希米亚夜生活照片，尽管这里的男子似乎陷入了更加贫困的境地。
这个男孩代表着香港——一个在祖国他乡苦苦挣扎的孤魂。
在有条不紊地“清理”了一个区域后，庾妈开始了下一个区域的工作。她和丈夫从深圳开始，然后逐渐独自前往福建、江西、广西和湖南等内陆省份。在一张宝丽来照片上，毛的著名口号“为人民服务”漆在一座公共建筑上。这句话不免让人觉得有些讽刺，但郭浩忠认为庾妈“对政治不感兴趣”。她对穷人的描绘只是她寻子的副产品，但它们却暗示了中国经济悖论的底层。没有哪个国家能象中国这样让如此多的人摆脱贫困，然而中国制造业的繁荣依赖于农民工进入城市工厂，放弃社会福利的“铁饭碗”，从事不稳定的合同工生活。为了让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深圳等地的国有企业进行了大规模裁员，导致数千万人失去工作。留下的是迷失的一代人——在庾妈意外的视觉民族志中，描绘了中国流浪汉无产阶级。虽然她对全球化那样的理想主义不感兴趣，但她在两个中国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一个是衰落的前英国金融中心，一个是吸收了前者的崛起的超级大国——并在两个中国的下层阶级之间建立了一个交汇点。
陌生人发给庾妈的照相馆照片，声称拍摄的年轻男子是大约2000-2010年的文翰(Man-hon)
这条边界的两侧，都有骗子、皮条客和老千。算命先生声称他们可以透露她儿子的下落，但需要付出一定代价。随着庾妈张贴更多的传单，她开始收到中国大陆人的来信，声称找到了她的儿子。正如其中一人写道：“眼见为实”，通信者经常会寄来一张照片——他们声称是文翰的照相馆肖像照。没有一个像他。这些人拥有太多的现实故事，而他们的身份背景却知之甚少。在其中一幅肖像照中，一个男人穿着迷彩夹克，头发蓬乱，脚上脏兮兮，坐在一个明亮的仿真环境中：他身旁摆着一盆塑料花，背景是一个巨大的卡通蜡烛。他存在于现实中，还是存在于一个充满媚俗气息的卡通世界里？他张着嘴，似乎什么都不知道。
在另一幅肖像照（本期杂志封面）中，一名男子身着三件套西装，黑色休闲鞋，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他在一只气喘吁吁的狗的雕像旁翘着二郎腿。在他身后，矗立着一幅类似鲍勃·罗斯(Bob ross)风格的绿色欧洲小村庄。虽然这些肖像照片是她儿子存在的“证据”，但它们看起来咄咄逼人、杂乱无章，就像有人把摄影师王青松精心设计的舞台和戏剧化的背景浓缩成一张由最穷的人主演的俗气的舞会照片。文翰的脸，取自那张最初的失踪者照片，有时会被PS到某个男性形象上，创造出一个半虚构的人像，郭称其为“循环”，时光倒流。
这些信是来要钱的。还有一些则提供了其他内容：关于文翰未来生活的推测传记。“我在中国东北过得很好，这两位好心人把我带到哈尔滨市一位神经病专科医生那里，他治好了我的精神病，”2005年，一位冒牌的文翰在一封信中写道。庾妈撕掉了这封信。后来，她天生的条理性占据了上风，她把信重新粘在了一起。“你永远不知道照片里的人是谁，”郭告诉我，但他有个猜测。他注意到，尽管信件来自不同的地址，但某些身影却再次出现，于是他得出结论，庾妈的笔友是人贩子。
“我不会拐弯抹角。我只想帮你找到一个全新的儿子，”另一封来信开头说道。“他叫唐小龙，出生于1986年4月13日。...他会让你爱他如命”。另一位通信者告诉庾妈，如果她想见见她的替代儿子，可以在2003年10月20日，在深圳龙城广场的龙雕像下见面，深圳是中国第一个为吸引外资而设立的经济特区。文翰失踪时，这座城市的GDP与香港相比相形见绌（220亿美元对1710亿美元），但随着深圳成为所谓的中国硅谷，两座城市的经济地位互换了。庾妈没去会面。郭浩忠本人最近长途跋涉去了龙城广场，他拍摄的龙雕像闪闪发光，但却显得有些阴郁，似唤醒了这座城市强烈的中产化和厉害了我的国的自我形象——这与庾妈在街头的原始视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张照片出现在郭于2023年在香港Para Site艺术中心的装置作品中，同时他还利用地理定位确定庾妈的无家可归者肖像和照相馆肖像。他绘制的地图显示，庾妈和她的通信者在相距不远的地方工作，每个人都在拍摄不是她儿子的中国男人。
郭浩忠摄，龙城广场，2023
郭浩忠摄，《闭上眼这么多年》的装置视图，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香港，2023由艺术家提供
庾妈拍摄了三百多张宝丽来照片，收到了大约一百封信件，但后来她使用其他相机和手机拍摄了更多肖像照片，这些都没有包括在郭的项目中。她还说，全部材料的五分之四被一名声称要制作一部关于她的纪录片的中国商人窃取。郭将自己视为摄影实践背后的“研究者”或“调查者”，“主要受她的意图驱动”。他用带广东口音的英语告诉我：“她真的认为摄影是什么”。她颠覆了艺术中通常的性别划分，她捕捉了生活在街头的男人，而他则拍摄了她公寓的家庭空间，她的五只公鸡公仔凝视着窗外，它们的叫声是为了在中国葬礼上吓跑不祥的鬼魂。
一天，庾妈问郭是否愿意为她拍张照片。她告诉他相机架在哪里，她坐在哪里。就在郭浩忠按下快门之际，她闭上了眼睛。当他问及原因时，庾妈回答说：“摄影就是捕捉幸福的瞬间”。她解释说，每天闭上眼睛，她都会梦见自己的儿子。拍完照片后，郭请她在背景的空白处为文翰写一句话。令他惊讶的是，她立刻写下了自己的心声，这些文字就好像早已烂熟于心。她告诉他，这是她每天望向窗外寻找儿子时说的话。第一句是：“我朝夕念挂的翰儿，你还平安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