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2月15日，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从华盛顿总部走过。（Madalina Vasiliu／英文大纪元）
检察官说，陈先生声称自己在天津也有一家公司，并向卧底联邦调查局特工表示，他可以（选择）去中国旅行，在那里获得报酬，“并且说他在（中国）获得的报酬让他在美国获得的报酬相形见绌。”
陈先生和林先生现在面临的指控包括：充当未注册的中国代理、行贿和多项共谋，包括洗钱。
与中共保持一致的历史
2001年，《纽约时报》时任发行人小阿瑟‧苏尔兹伯格（Arthur Sulzberger Jr.）曾率领由该报作者和编辑组成的代表团前往北京，与中共谈判，以解除该报网站在中国境内的封锁。几天后，该报发表了对时任中共党魁江泽民的采访，网站得以解禁。
正是江泽民，违背其他中共高官的意愿，亲自发动了“铲除”法轮功的运动。
随着迫害的不断升级，《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都对中共政权的暴行进行了猛烈的报导，并揭露中共妖魔化法轮功的宣传。
而《纽约时报》却反其道而行之，大篇幅报导中共的宣传。
在一个案例中，该报甚至宣扬法轮功学员如何接受中共洗脑和胁迫，放弃信仰，得到好处。
一篇报导称，一名“仍在集中营”的法轮功学员说“劳教所比我的家还舒适，劳教所的警察非常有礼貌、和蔼可亲。”
根据《大纪元时报》获得的FDIC即将发布的一份报告，在过去25年中，该报近三分之二有关法轮功的文章都包含各种虚假和不实陈述，所使用的词汇通常来自中共。
数十篇文章将法轮功称为“邪教”、“教派”或“邪恶教派”。
2002年2月14日，中共警察在天安门广场绑架法轮功学员。(Frederic Brown/AFP via Getty Images)
在某些情况下，该报承认这些标签来自中国共产党，但在其他情况下，该报则以自己的口吻贴这些标签。
研究中国宗教的学者、人权研究者，包括有勇气了解法轮功的记者，都得出结论，这些标签是毫无根据的。
伊恩‧约翰逊（Ian Johnson）曾于2000年为《华尔街日报》撰写了一系列关于法轮功的开创性报导。他认为法轮功“与许多关于邪教的常见定义不相符。”
他写道，“其成员与组织外的人结婚，有外面的朋友，从事正常的工作，没有与社会隔绝，不相信世界末日即将来临，也不向组织捐献大量金钱。最重要的是，不接受自杀，也不接受身体暴力。”
他写道，“”[法轮功]本质上是一种非政治的、内向型的修炼方式，旨在从精神上净化自己，改善健康状况。”
《纽约时报》只在少数文章中勉强对法轮功的信仰做了最基本的解释：它的核心信条是真、善、忍。
据法轮大法信息中心（FDIC）显示，尽管法轮功遭受暴行迫害的证据越来越多，该报却置之不理。
2016年，《纽约时报》记者迪迪‧克尔斯滕‧塔特洛（Didi Kirsten Tatlow）采访了几位中国器官移植医生，无意中听到他们的谈话，暗示中国利用良心犯作为器官移植的来源。大约在同一时间，一些人权律师和研究人员已经整理出大量证据，证明中共确实在杀害良心犯，以推动其蓬勃发展的器官移植产业，而主要目标就是法轮功。
塔特洛女士准备继续进行调查，但她说她受到了编辑的阻挠。
她在2019年向中国法庭（China Tribunal，一个独立的专家小组，负责审查强摘器官的证据）提供的证词中说，“在我的印象中，《纽约时报》，我当时的雇主，并不高兴我继续进行这些（关于器官移植滥用行为）报导，尽管最初容忍了我的调查，最终却让我无法继续。”
2018年12月8日，中国法庭律师哈米德‧萨比（左）和中国法庭主席、王家大律师杰弗里‧尼斯爵士（Sir Geoffrey Nice QC）在伦敦举行的公开听证会上。(Justin Palmer)
在听取了包括记者、研究人员、医生和前中国被拘留者在内的50多名证人的证词后，该小组于2019年6月得出结论，“多年来，在中国各地发生了大规模的强摘器官行为，法轮功学员是器官供应的来源之一，而且很可能是主要来源。”
专家组的最终判决在媒体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引发了《卫报》、路透社、天空新闻、《纽约邮报》等数十家媒体的报导。
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写道，“然而，《纽约时报》却保持沉默。”
近年来，该报对法轮功的报导逐渐表现为“公开敌视”。
2020年，该报利用当时的反种族主义热潮，宣称法轮功禁止异族通婚。这显然是不实之词，因为异族通婚在法轮功修炼者中很常见。
该报的文章还把法轮功描绘成“神秘”、“极端”和“危险”，但却不屑于证实这些说法。
另一方面，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残酷性被该报说成是指控而已，法轮功的反迫害行动被该报定性为“公关活动”。
宣传历史
《纽约时报》在扩大共产主义宣传方面有着不光彩的历史。
20世纪30年代，《纽约时报》的明星，俄罗斯记者沃尔特‧杜兰蒂（Walter Duranty），掩盖了苏联在乌克兰造成的饥荒，甚至因此获得了普利策奖。
大约是在1925年，《纽约时报》驻莫斯科记者沃尔特‧杜兰蒂（Walter Duranty，1884—1957年）正在阅读一份苏联共产党的官方报纸《真理报》。（James Abbe/Hulton Archive/Getty Images）
根据苏联问题专家伦纳德‧莱舒克（Leonard Leshuk）所着的《1921—1946年美国情报部门对苏维埃政权的看法》一书，杜兰蒂在私下谈话中确认他知道这场饥荒。
莱舒克先生写道，“杜兰蒂告诉一位在柏林的美国国务院官员，‘要与《纽约时报》和苏联当局达成一致’，他的官方通讯总是反映苏维埃政权的官方意见，而不是他本人的意见。”
几十年后，《纽约时报》委托一位顾问确定是否应该追回普利策奖，顾问的结论是应该追回，但该报拒绝这样做。
阿什利‧林兹伯格（Ashley Rindsberg）撰写的《灰夫人眨眼》（The Gray Lady Winked）一书指出，杜兰蒂事件并非孤立事件。
林兹伯格先生写道，“在苏联崛起的早期关键时期，该报公然将亲共宣传作为新闻报导发表”，并且一直持续到苏联时期。
他写道，“《纽约时报》经常刊登共产党特务和苏联同情者撰写的新闻报导和分析文章。即使《纽约时报》的领导层认为这些亲苏报导不准确或具有误导性，他们也肯定不会采取任何行动。”
毛泽东的独裁统治造成了约8000万人的死亡，但他竟被该报誉为“民主的土地改革者”。
戴维‧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在1973年为该报撰写的一篇专栏文章中写道，“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社会实验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最成功的实验之一。”
林兹伯格先生写道，菲德尔‧卡斯特罗即将在古巴掌权时，《纽约时报》也为他的形象助了一臂之力，称他为“民主人士”，该报的发行人甚至会见了卡斯特罗。1995年，这位共产主义独裁者再次来到该报总部，该报对他的美国之行进行了有利的报导。
1998年8月23日，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巴尼（Bani）向人群发表讲话。(Roberto Schmidt/AFP via Getty Images)
该报前编辑汤姆‧昆茨（Tom Kuntz）看到卡斯特罗在办公室受到狂热的欢迎，成群结队的工作人员追随着这位独裁者，为此感到“忧心忡忡”。
他告诉《大纪元时报》，“那情景就像迈克尔‧杰克逊或猫王（Elvis）走进了大楼。”
中共的杠杆作用
自从《纽约时报》前发行人苏尔兹伯格先生决定将该报推向全球以来，其在中国的存在一直被视为重中之重，该报在北京和上海都设有分社，但这背后似乎也有附加条件。
昆茨先生问道，“如果你想成为一家全球性报纸，你必须怎样做才能让中国满意，在中国保持业务？”他说，“尽管紧张状态一直存在，但我知道，他们和很多公司一样，都在努力保住进入中国的机会。”
2012年，该报对温家宝（Wen Jiabao）的家族财富进行了揭露。温家宝时任中共总理，也是中共领导层中最后一批支持温和政治改革的声音之一。
作为回应，中共封锁了《纽约时报》网站，包括几个月前刚刚推出的中文版。包括苏尔兹伯格先生在内的报社高管都试图说服中共重新开放网站。
（左）一人展示设备上的《纽约时报》应用程序。苹果公司将《纽约时报》从其中国应用商店下架，因为当局告知该公司该应用违反了相关规定。(Fred Dufour/AFP via Getty Images)
（右）2012年10月30日，《纽约时报》上海办公室外的墙上挂着一块牌匾。(Peter Parks/AFP via Getty Images)
史密斯先生带头创建了中文网站。他写道，“我们开始了长达一年的游说工作，希望能解除封锁；我们多次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外交部会面；我们与新华社社长（部长级职位）和人民日报社社长（另一个部长级职位）合作；我们与鲁珀特‧默多克的前政府关系总监交谈，他与中宣部有亲属关系；我们甚至尝试借助一系列声称对习主席身边人有影响力的中间人走后门，进行谈判；当然啦，我们利用一切机会与习主席本人会面，希望能重现与江主席会面时取得的成功。”
时任执行主编吉尔‧艾布拉姆森（Jill Abramson）后来在她的书中抱怨，苏尔兹伯格先生背着她，“根据中国大使馆的意见起草了一封《纽约时报》致中国政府的信，几乎等于是在为我们最初的报导道歉。”
她写道，“在我看来这份草稿令人反感，说我们对这篇报导的‘看法’表示道歉；读到这封信时，我的血压都升高了。”
她说，她质问出版商时，他不断重复说“我没有做错任何事”，并同意重新起草这封信。
艾布拉姆森女士写道，最后的版本仍然“令人反感”，因为“‘对不起’这个词仍然出现在我看到的信的最终稿中。”
史密斯先生写道，2012年后，《纽约时报》坚持“打入中国大陆市场”，并推出了一系列新举措，包括印刷出版物、通讯，建生活方式网站。
到了2019年，《纽约时报》的中国办事处雇用了数十名记者，其中有些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有些是通讯员。这是《纽约时报》在海外拥有的人数最多的机构。
然后，病毒来了。
2022年11月27日，上海，一名男子在抗议中共清零政策时被捕。(Hector Retamal/AFP via Getty Images)
2020年2月，《华尔街日报》刊登了沃尔特‧拉塞尔‧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的一篇署名文章，标题是“中国是亚洲真正的病夫”，文章抨击中国对新冠病毒疫情处理不当，并质疑北京的权力和稳定性。
中共抗议说，该标题带有“种族歧视”，并以驱逐该报三名驻华记者作为回应。
同一天，川普政府将五家中国国营媒体指定为外国使团。次月，川普政府为中国国营媒体设定了美方人员上限，事实上驱逐了60人。
3月17日，中共做出回应，驱逐了《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的大部分记者，并给他们10天时间收拾行李。
第二天，《纽约时报》广告部的邮箱里收到了一份爆炸性请求。佛罗里达州房地产商布雷特‧金斯通（Brett Kingstone）希望刊登一则整版广告，呼吁中国对这一疫情负责。
广告定于2020年3月22日刊登，已经获得批准、付款、印刷，并已在早期版本上发布，但报纸突然在半夜被叫停，导致大部分印刷版无法刊登该广告。
发言人丹妮尔‧罗兹‧哈（Danielle Rhoades Ha）通过电子邮件告诉《大纪元时报》，“这则广告不符合我们的标准，不应该出现在《纽约时报》上；在被《纽约时报》员工内部标记后被删除。”
2009年12月7日，位于纽约的《纽约时报》总部。(Mario Tama/Getty Images)
当问及这则广告是否受到来自中共的任何压力时，发言人没有回答。
不过，《纽约时报》经常刊登由中共控制的一家公司出资的宣传广告。
金斯通先生说，《纽约时报》的一位高管告诉他，一名中共官员曾打电话给该报领导层，要求撤下这则广告。《大纪元时报》无法独立证实电话是否发生过。大纪元记者试图联系该负责人请求置评，未果。该报发言人既没有证实也没有否认打过这样的电话。
前联邦调查局特工、经济间谍专家帕特‧拉弗林（Pat Laflin）说，中共“不可能”没有试图向该报施压。
他说，“他们到底说了什么，有多微妙，或者不太微妙，这些都是猜测，我不知道；至于电话打进来没有？有的！”
就在金斯通先生的广告被撤下的第二天，即2020年3月23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的执行主编发表了一封致中国政府的公开信，恳求撤销驱逐行动。
他们在信中强调，他们的报导对中共冷酷无情地处理疫情的方式给与了正面评价。
信中说，“我们在显着位置刊登了新闻和分析，叙述了中国在遏制和减轻病毒传播方面取得的显着进展。”他们说，“即使是现在，我们的一些记者在即将面临被驱逐的情况下，仍在报导中国如何调动国家资源开发疫苗，为中国和全世界数十亿人带来希望。”
2021年11月，拜登政府放宽了对中国媒体的限制，作为交换条件，中共允许《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的记者更方便地离开和返回中国。
自2020年以来，《纽约时报》因发表一些推崇北京路线的专栏文章而屡遭批评，其中包括其编辑部去年发表的一篇标题为“谁在从与中国的对抗中获益？”的文章。
《纽约时报》专栏文章《谁在从与中国的对抗中获益？》截图（截图来自英文大纪元）
安全政策中心高级研究员、中国战略评估专家、大纪元撰稿人布拉德利‧塞耶（Bradley Thayer）认为，这篇署名文章是对失败的对华“接触”政策的认可。
他指责该报“在意识形态上愚昧，拒绝看到共产主义政权的本质。”
前海军情报官员、中国问题专家詹姆斯‧法内尔（James Fanell）说，从另一个角度看，《纽约时报》在避免与中国对抗方面有着既得利益，这仅仅是因为它想保住进入中国的机会。
他说，“我认为这是显而易见的。”
《大纪元时报》向《纽约时报》提出了13个具体问题，要求其就本文概述的指控发表评论，这些问题包括《纽约时报》的记者只寻求负面采访、《纽约时报》以前根据中共的宣传对法轮功的歪曲，以及对神韵进行负面描绘将如何帮助中共在国内外镇压异议人士等。
《纽约时报》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只说“作为一般政策，我们不对报纸未来可能发表或不发表的内容发表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