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跟随北韩归国运动抵达北韩，而后弃朝脱北的5名脱北者，在2018年于日本法院对北韩提起诉讼。5名原告在支持者的陪同下拉起布条，上头文字意为“现在仍在持续的悲剧‘北韩归国运动’，现在正是时候给他们救赎让他们回日本”。在日朝鲜人大多是在二战时期到日本工作，或是在韩战偷渡来到日本的。图／Human Rights Watch
因听信北韩宣传而跟随归国运动，从日本回到北韩的5位在日朝鲜人，在“脱北”（脱离北韩）之后，在韩国对北韩提起诉讼。调查北韩人权实情的韩国民间组织“北韩人权情报中心”于本（3）月13日，以这5人的代理人身份向首尔中央地方法院提起诉讼，求偿每人1亿韩元的精神损害赔偿金。
送往“人间天堂”谁有责任？北韩、日本、韩国
原告之一、北送在日侨胞协会会长李泰炅表示：“我一到那里，就惊讶地发现自己离‘天堂’有多远。”他说虽然当时他只有8岁，但他直觉自己来错了地方，强调是被北韩欺骗了。
北韩人权情报中心指出，将在日侨胞送往北韩的责任主体在北韩，而朝鲜总联（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和日本政府也无法逃避责任，韩国政府未尽到对在日侨胞的保护义务，也有一定程度的责任。
5名原告在归国运动时持有韩国国籍，根据韩国宪法规定北韩是韩国领土，而在韩国法院提起诉讼。
人间天堂：强迫劳动、阶级歧视、苦役酷刑、死亡或下落不明
在韩战于1953年停战后，北韩在1959～1984年期间，透过1955年在日本成立的朝鲜总联，吹嘘北韩是“人间天堂”，来吸引在日韩国朝鲜人及其日籍配偶与家人移居北韩。
在这25年间，北韩与日本的红十字会将约9万3,000人送到北韩，主要集中在1960和1961年有约7万3,000人移居北韩。其中日本人约有7,000人。而当时南韩的李承晚政府，并没有财政预算和能力接收海外朝鲜人。
但到了北韩等着他们的是被强制分配居住地和职业，且大多被迫劳动，还面临阶级歧视和遭受侵犯人权的对待。
由于北韩对他们的不信任，所以将他们分类为“敌对阶层”，还指控他们是“滋扰分子”、“日帝间谍”，有许多人因此被送往关押政治犯的强制收容所，在遭受严酷拷问和苦役后死亡或下落不明。
北韩在那时的社会阶级根据对金日成的忠诚度分成3个“出身成分”，依位阶高低排序为“核心阶层”、“动摇阶层”、“敌对阶层”。被分类为“敌对阶层”不能入党、不能从军，也无法接受高等教育，阶层不会流动就算再有能力也难以翻身。有许多脱北者因为困于社会阶级而选择逃离北韩。
照片为北韩万寿台创作社制作的金日成与金正日的铜像。（图／Nicor／wiki／CC BY-SA3.0）
北韩不是国家东京高等法院认为日本法院具有管辖权
在日本也有类似的诉讼，有5名“脱北者”（脱离北韩的人）在2018年提起诉讼，求偿每人1亿日圆的损害赔偿，东京高等法院于去（2023）年10月以“日本法院具有管辖权”为由撤销了2022年3月的一审驳回判决，并将案件发回东京地方法院审理。2023年2月其中一名被告已离世。
像这样以北韩政府为被告的罕见诉讼，会以“公示送达”（public notice）的方式处理，会将诉状等文件张贴在法院公告，经过一定期间后就会视为已送达，不论应受送达人实际上是否看到该讯息。
而北韩方面在一审和二审都未派人出庭，也未提交答辩书等文件。关于国际法上“主权豁免”原则（主权国家不受他国司法管辖），东京地方法院、高等法院两个判决都以日本未承认北韩为国家，而认定主权豁免不适用于北韩。
北韩劝诱居留持续性不法侵权行为发生在日本
当时东京地方法院将被告的行为分为两项，一是以虚假宣传引诱原告参与归国运动的“劝诱行为”；二是不允许原告离开北韩的“拘留行为”。
地方法院随后驳回了对第一项的诉讼请求，理由是20年固定的除斥期间已过，权利已消灭。至于第二项，地方法院以该行为发生在境外所以日本法院没有管辖权为由驳回。
对此，东京高等法院则将包含上述两项的全数行为视为“一个持续性的不法行为”。由于侵权行为最初发生在日本国内，所以管辖权在日本，因此判决发回地方法院再次审理。
原告要求赔偿盼扣押北韩在日财产
高等法院认定当时以保障充分粮食、住所等生活条件来呼吁移民，但实际上物资匮乏，原告等人被迫长期在公民自由受到限制且不允许离开该国的条件下生活。并提到原告过着严苛的生活，造成其人生被剥夺的损害。还指出现在原告仍无法与留在北韩的家人见面，对其造成的损害仍在持续当中。
原告方的律师在高等法院的判决宣布后的记者会上，肯定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判决”。他表示如果后续判决需赔偿“我们希望扣押北韩在日本国内的财产”。他也提到“归国运动一直以来被说是‘参加者是想去才去的’等等。但判决承认原告是被北韩政府主导的虚假宣传所骗。这也为在日本法院追究北韩侵犯人权的责任开启了新的可能。”
北韩劝诱归国日共、进步知识分子也歌颂
在1955年5月，朝鲜总联在日本成立，而在北韩，金日成在社会主义体制下推行促进经济发展的五年计划“千里马运动”于1957年开始实施。
1958年9月，金日成宣布“热烈欢迎在日朝鲜人回国，所有生活条件皆受保障”，促使朝鲜总联提出“扩大回国者”的目标，他们宣扬北韩为“人间天堂”，以“住所、粮食及其他生活所需物品皆有保障”、“医疗费全免，可从事想要的工作”、“三年即可返乡探亲”等理由诱使在日朝鲜人回到北韩。
日本媒体及进步派的知识分子也呼应这一运动，多次描述了北韩经济发展的样貌。特别是日本共产党员寺尾五郎歌颂北韩的著作《38度线以北》影响尤深。
位于平壤市的千里马铜像。（图／Nicor／wiki／CC BY-SA3.0）
财政、犯罪率、左派合作日积极处理朝鲜人归国运动
当时，在日朝鲜人因为在日本国内受到歧视而难以获得稳定工作，导致失业率上升以及领取生活保护（类似低收补助）的比例增加。1955年底，在日朝鲜人领取生活保护的比例达到24％，是日本人的11倍以上。
而日本政府以财政压力为由，在之后的一年半内将领取补助的人数减少了约4成。这进一步使在日朝鲜人的生活陷入困境，而成为他们前往北韩的主要动机之一。
此外，根据日本法务省的数据，1957年日本人的犯罪率为千分之6.7，而在日朝鲜人为千分之37.3，相当于日本人的6倍。
财政负担以及治安问题，还有对于在日朝鲜人运动与日本左派运动合作的忌惮，也促使1956年前后的日本政府比北韩还要更积极处理在日朝鲜人的归国运动。
为何北韩要推行归国运动？弥补劳动力不足可当人质索求金钱
日本战略研究论坛政策建言委员、前日本公安调查厅金泽事务所长藤谷昌敏在2021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到，普遍认为北韩的归国运动是为了缓解北韩因韩战而造成的严重劳动力不足，还有将在日韩国人当成人质来获取资产。
实际上有许多归国者被送往矿坑强制做苦工，还因为间谍罪和批评政府而被关到政治犯收容所，被强迫劳动，这对欠缺劳动力的北韩而言，确实是一大福音。
而且家人被当成人质的在日朝鲜人（还居住在日本的），每年将数亿到数十亿日圆的钱送往北韩，若以2011年北韩国家预算约182亿日圆为例，他们送往北韩的资金占了北韩预算的四分之一以上，而这些资金是由朝鲜总联主导筹措来的。
第一艘归国船入港船上船下都惊呼
1959年12月16日的下午，第一艘“归国船”抵达北韩清津港，那天很冷下着雨夹雪。清津市动员了2,000人到清津港迎接“同胞”。
迎接同胞的一方想着“日本整体生活水准很高，但在日朝鲜人却过着穷酸可怜的生活。他们再也不能忍受了所以希望回国。让我们一起透过社会主义的建设过着同样幸福的生活吧”。因为北韩是这样宣传的。
然而，事情却往预料之外的方向发展。随着船只越来越接近港口，听到甲板上有人大喊“金日成万岁”，我们以为来的是一群乞丐，但映入眼帘的是超乎我们想像，身穿漂亮衣服的人们。
“这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看起来过得很幸福的他们会回到朝鲜？”在日归国同胞迎接委员会的吴基完下意识地这么想。手里挥舞着小旗子的北韩居民看到生活水准远比自己要好的“归国者”，一时之间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而愣住。他们只能说服自己是一些高官先回来了。
而在船上的人也很震惊。年长的在日一代因为想像与现实的差异太过巨大而说不出话来，年轻的在日二代一边下舷梯，一边以日语大喊“这是骗人的。一定是出了什么错”。
1959年在北韩清津港迎接“同胞”的吴基完表示，当时动员了两千名清津市民，当船靠近港口时让他们吓了一大跳，因为船上的在日同胞不像传言说的那样过着艰苦生活，反而像是从天而降的天使那般富裕的模样。吴基完说他那时就有预感会发生很大的动荡。
在人们亲眼看到比日本贫困生活还要低生活水准的北韩，隔年就发生了一起事件。在书中写道北韩已复兴的寺尾五郎在1960年访问平壤。回到北韩的年轻人们闯进了寺尾的饭店房间，他们向寺尾说“你看着我的眼睛”，向寺尾抗议因为他的书害他们被骗。据说后来20多个年轻人被社会保安员（警察）给枪杀了。
没有歧视与贫困的人间天堂脱北者：全是骗局
川崎栄子（接受采访时81岁）是日本法院诉讼中的其中一名原告，她是在日韩国朝鲜人的后裔，17岁时参与归国运动只身前往北韩，并在2003年脱北。她回顾了她在北韩的生活。
从日本资本主义社会回到北韩的人被视为潜在的反体制分子，没有选择职业的自由，川崎女士在前往北韩时还是一名学生，她进入了地方上的大学就读，但大多数归国者在矿山或农村工作。如果表达不满，就会被栽赃是间谍，还有人因此下落不明。
朝鲜总联那时宣传说“回到没有歧视和贫困的人间天堂”，但当回归船抵达北韩的清津港时，看到当地人的骨瘦如柴的憔悴样貌时，川崎女士就意识到自己被骗了。在严酷的环境下，她抵达北韩仅两个月就考虑要自杀。
川崎女士在2004年返回日本后，近年来一直积极参与活动，包含对北韩当局提起诉讼、提倡将归国运动视为人权问题等等。
前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日的第四任妻子、金正恩与金与正的母亲高容姬也是在日朝鲜人，她在1952年出生于日本大坂，1962年在她9岁时随双亲移居北韩咸镜北道。
说好的3年可返乡一待40年
除了在日韩国朝鲜人以外，北韩的归国运动也欢迎他们的日籍妻子一起前往北韩。另一名原告斎藤博子女士（接受采访时82岁）便属于这样的身份，她在20岁时与朝鲜籍丈夫一同前往北韩，并在北韩待了40年。
去（2023）年10月二审宣判前夕，她向《产经新闻》的采访表示，1961年1月左右，朝鲜总联的相关人士多次来到她家，跟她说“可以无忧无虑的生活”、“去医院看病也不用钱”等等，强力推荐她到北韩。虽然她有些犹豫，但相信他们说的“三年之后可以返乡”，便决定前往北韩。
同年6月，斎藤女士搭上了从新潟港出发的船，在靠近北韩港口，从甲板上向对岸望去时，她发现有些奇怪，聚集在港口的当地人都很瘦弱，脸又黑又脏。
藏着铜线的死婴在北韩见证真正的地狱
下船后，她们被关在一个像是体育馆的地方。斎藤女士说：“有些人开始大喊‘让我回日本！’但为时已晚。我确信自己被骗了。”
等着她们的是没有卫浴设备的公寓。粮食配给只有一点点，她的丈夫死于肺结核，她们不被允许离开北韩，为了和6个孩子活下去，她们靠卖掉偷来的铜线维生。
有一天，斎藤女士为了运送铜线搭上了火车，那时她看到一个背着婴儿的年轻女子被警察叫住，女子从背上把婴儿放下来，那孩子已经死了，婴儿的肚子里还藏着铜线。斋藤说“我看到了真正的地狱”。
斎藤女士在2001年脱北并回到日本。后来她的一个女儿和两个孙子也成功脱北，但剩下的孩子们要不是死于疾病或饥饿，就是下落不明。
在归国运动期间从日本出发前往北韩的船。（图／Public Domain）
谁该负责？国家、政党、社团、媒体⋯⋯
对日本政府责任的追究，是在2004年根据日本经济史和思想史专家 Tessa Morris-Suzuki（当时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提起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的文件。
铃木认为“日本政府从早就暗中推动了大规模遣返政策，日本红十字会被认为是代理了‘国家利益’”、“在1959年北韩归国运动开始的近3年以前，发现日本政府和日本红十字会已针对在日朝鲜人的大量‘返国’开始向 ICRC施压”，主张要对日本政府追究责任。
朝日新闻的编辑委员北野隆一在去年11月，于周刊金曜日电子版的文章中指出，原告方因考量时效等问题，才只把北韩政府列为被告，但他们认为当时的日本政府、日本红十字会、朝鲜总联等相关单位，都需要为支持并推动归国运动负责。
根本原因在于北韩金氏政权内在的不平等
1950～1960年代，以社会党、共产党为核心，包括自民党等各政党也都赞成这项计划。1959年2月岸信介内阁会议也通过实施。北野也提到不能忘记包含朝日、读卖、产经等各大报纸在当时也都对归国运动有正向报导。
不过由于“北韩方面和日本国内左派势力意图以不允许归国运动是不人道的名义施压日本政府”、“北韩方面几乎全面主导了归国运动，包含调派船只和旅费”、“日本政府基于世界人权宣言的迁徙与居住的自由而无法强烈反对归国运动”、“当初并无法预测北韩会压迫归国者”等原因，藤谷认为这很难追究日本政府的责任。
他认为根本原因在于北韩金氏政权体制内在的不平等、侵犯人权和歧视。并主张日本政府应坚定应对，要求北韩对归国者、日籍妻子等人道歉和赔偿，恢复名誉，并强烈要求让归国者可以自由出入北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