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腊月二十日我母亲因病逝世，做儿女的顿感天塌地陷茫然无措。
亲朋好友闻讯后第一时间赶过来跟我们一起分担悲伤痛苦，克服天寒地冻的困难，不顾年底事情特别多，帮我们把母亲丧事办得简朴而隆重。
办理丧事期间，浏阳电视台和浏阳日报社几位朋友的倾心相助尤其让我感动。
他们牺牲休息时间连夜通宵帮把我一篇早些时候写母亲并念给母亲听过的随笔（实际上是我们母子最后的心灵对话）从我的微信公众号里下载整理，精心设计式样，反复推敲排版，然后制印成十分别致暖心的纪念册。
我之所以特别感动，是因为，我不只是离开宣传线的工作岗位十七八年了，而且离开浏阳住长沙赋闲休息都快三年了。
我当宣传部长时，他们是报台一线的编辑、记者，彼此直接的工作交集并不多。有两位我仅仅听说过名字，人和名字至今都无法在脑海里挂起钩来。
《暖暖春晖漫心田》纪念册
事后让人转达我对这几位过去老同事的感激之情时，他们竟说我太客气了，都一致表示那个时候特别想为我分担一点。有一位还说，回想我当部长时对媒体的真心理解、得体指导和全力支持，至今还会在他们遇到困难需要坚持时成为一种给自己鼓劲打气的力量。
惭愧得很，我何德何能？说起过去我跟报台朋友们在工作中建立起来的这种超越时空的友谊，我觉得似乎不只是因为彼此工作有着高度关联性，更多应该是缘于我们对新闻的理解与认知大体上是合拍一致的。
胡舒立女士新书《穿越在历史边缘》
就在上周末，接到浏阳日报社的一位朋友发来一条信息，问我财新传媒总编辑胡舒立女士的新书《穿越在历史边缘》是否有了，如果没有，建议赶快下单，估计以后很难买到。我心里“咯噔了两下”。这位朋友怎么知道我会对胡舒立的书感兴趣呢，我对浏阳媒体的同志从没有说过我对胡舒立其人其书的看法啊。胡舒立的书真的会很难买到吗？不至于吧，胡是一位专心致志做新闻做媒体得到社会广泛认可的专家型媒体掌门人，说她的书会绝版应该是书商们的营销策略？
过了两天，我是这样回复朋友的：
《穿越在历史边缘》到手了。谢谢您及时提醒我以后这书可能绝版，不然我还不会这么上心。您可能不知道，胡舒立的新闻专业主义思想对我当年做宣传部长有过很是深刻的积极影响呢。
记得是1999年年底，我们在长沙请上级媒体开一个座谈会。在等待开会的时候，我听一位央媒记者跟人在聊胡舒立有一本《美国报海见闻录》很是有趣。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自己寻找无果后，就让北京一位我过去的学生给我弄来一册。记得随同《美国报海家见闻录》一起寄来的还有胡舒立的《微观美国》。
胡舒立《美国报海见闻录》
《美国报海见闻录》是1991年出版的，并不是很厚，封面略显花哨，颇具那个时代的特色。内容甚是丰富，都是胡舒立花了将近半年时间深度走访美国媒体的亲身经历，故事性极强，写得轻松活泼，全都是关于美国报刊的人和事，琳琅满目，活色生香，引人入胜。美国有影响的大小报纸的各自特色以至各类报纸从采编到发行的全过程都在胡舒立的见闻录中得到生动细致多层次立体式的呈现。胡舒立是新三届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的高材生，其时已在工人日报工作八年，是工人日报国际新闻部的副主任。她对国内媒体与美国媒体自然会有比较分析，但她的比较分析都是很得体地几乎是不露痕迹地蕴含在客观叙述的温婉文字中。
那时，我刚到宣传部履新不久。我原来对新闻对媒体了解很是有限。就这样，胡舒立的《美国报海见闻录》成了我在宣传部长任上做新闻宣传工作、跟媒体人打交道的启蒙书。
胡舒立笔下的美国媒体都是自己做主自我管理的，没有各个层级的好心“婆婆”领导管理他们，但媒体活力十足。我在我们最基层的党委宣传部负责，就应该尽可能放手尽可能少做居高临下的干预式“指示”，管理的核心定位在于为媒体服务，为他们撑腰，支持他们把新闻做好，让媒体真正成为浏阳人都喜欢的报纸、电视。后来有一次，新华社湖南分社分管编采业务的领导在一个公开场合称赞浏阳日报是一份值得尊敬的报纸。闻罢此言，我心里感到特别开心。
我经常跟媒体负责人商量着如何做好监督批评报道。我跟他们说，没有高质量的监督批评报道，媒体就不可能树立自己的权威。我还说过，监督与被监督者不能共享利害，如果利害关系结为一体就不行；两者必须要有一定的距离，有距离有空间才好做文章，如果距离太近，空间太小，就无法腾挪，监督报道就做不好。胡舒立在介绍自己走访《华盛顿邮报》的具体情形前，先对当年这家报纸十几年前“一意孤行”顽强作战硬是一步步把水门事件弄个水落石出逼着尼克松总统黯然下台的过程做了一番梳理，然后指出《邮报》成功撬开“水门”的两个关键：一是以华盛顿邮报为代表的新闻界的那种敏感、勇气和韧性，二是有关政府公务人员对法律和正义具有比对白宫现任主人更高的忠诚。胡舒立借美国友人说出的这段话给我留下极深印象，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在宣传部我工作了七八年时间，遇到媒体因舆论监督招致有关方面压力时，我总是选择站在记者一边。
宣传部的外宣工作除了对外推介本地的政绩及经验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协调踩压上级媒体对本地的批评报道——大家喜欢叫负面新闻。与支持本土媒体做好监督批评报道一致，我对协调踩压上级媒体的负面新闻缺乏应有的热情，以致总是显得力绌技穷，按现在的说法便是自甘“躺平”。2001年下半年浏阳办花炮节，组委会为了筹钱，让出租车主花不少的钱买一份特制的宣传招贴画贴在各自车上。这一做法招致社会不满，省里的媒体做了报道。那天晚上全体市领导坐着一张大车检查节前市容市貌。行至半路，市委书记忽然从座位前站起来当着大家的面以甚是严厉的口气斥问我知不知道媒体报道浏阳摊派招贴画这个事。我说知道啊。书记怒不可遏，“你要对这个事情负责！”我一听，立马也从座位上站起来，指着书记，一大串连珠炮随即轰将出去：这次办节卖招贴画有没有这个事呢？社会有不有意见？这个事是我干的吗？我负什么责？这个事只有你书记才负得责起啊，摊不摊派招贴画组委会会听我的？市民举报后要阻止省里媒体的深入细致的客观报道，人家能听我的？直到我被同座拖住才结束对书记的顶撞。我心里对踩压这种客观的“负面新闻”真的一点都不感冒。一个地方的美誉度是靠实干干出来的。靠吹是吹不出来的，总是吹，牛皮都会破的；靠捂靠压更靠不住，捂久了压多了，会生疮灌脓。今天回想起这件事，我都不知道当年那样顶撞一把手是全因年轻气盛初生牛犊不怕虎呢，还是受了胡舒立那本书的“蛊惑”。我是浏阳的公务人员，我对法律对正义对事实应该具有比对现任市委书记更高的忠诚啊。
有一位周先生，“业余记者”，以网络发帖监督为业，监督浏阳的方方面面，一度人气挺高。我刚到宣传部工作不久就跟他打过交道，成了“熟人”。从那时开始，他就一直把我的工作单位把我本人连同我的家属亲友都作为重点监督批评对象。前年10月在换届交棒时我代表人大常委会做了工作报告，这位先生还撰文发帖提出冷嘲热讽式的尖锐批评。其实，这二十几年，对他和其他社会批评者我都是持很真诚的包容态度。我当宣传部长也好，当副书记分管意识形态和政法稳定也好，包括当人大常委会主任，我既反对用钱用好处去争取他和他的战友，也反对用管理权力去打压他和他的战友。拿钱堵嘴，让他们站在进一条战壕，他们的声音就跟我们的声音成了一个调调。以力相压，他们心底的怨声更大，但再大的声音被权力压下了，我们便再难听得到不同的声音。
1986年1月29日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失事次日的《今日美国》头版版面
当年读胡舒立的《美国报海见闻录》，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刻，就是美国媒体特别注重各种不同意见的充分表达。胡舒立在阐述美国新闻教科书上的一个观点时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圣保罗报》在刊出社论《延长大赦期限》的次日，在社论版对页登了一篇意见针锋相对的文章《非法移民大赦该适可而止了》。美国新闻教科书的那个观点是这样的：社论、言论其重要性远远超过其篇幅，它是有机的，富有生命力的，它是平衡的，表情丰富的。美国媒体一般都是通过版面平衡来实现表情的丰富，他们十分尊重批评家的独立意志——哪怕会伤害自己报纸。批评家观点对错不是最重要的，“没有一个读者要求社论作者是先知，但每个读者都要求社论作者绝对正直。否则，他的作品就成了推测和宣传！”
我曾经为浏阳日报社同志写过两篇书序。一篇就是为报社副社长彭剑澄先生的言论集《剑与盾》写的。我自己曾经出版过一个杂文集子《琢磨事与琢磨人》，里面也收了好些我为各级报刊写的言论文章。我跟报社、电视台各个时期的评论员都保持着很不错的公情私谊。
另一篇序言是为浏阳日报社总编辑戴建文女士的社会新闻作品集《小人物大社会》写的。言论之外，我特别看重社会新闻。《小人物大社会》这个集子，原来不叫这个名字，我看过书稿后建议她改用了这个名字。我觉得社会新闻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被时政新闻、财经新闻、文娱体育报道……切割得几近于无的边角余料蛋糕碎屑。即算从社会新闻的角度看，政治、经济、文化依然是构筑社会的三维。只是，在这里生活的主角不再是政界要人、经济巨擘、文艺明星，而是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普通百姓，也即平常我们所说的小人物。在我们的新闻世界里，那些“大人物”你还能怎么写呢？他们自己讲话多是照字念经干枯乏味面目可憎，你再去按我们统一的宣传口径浓缩他们在各种会议上的重要讲话还能写出有味道的新闻来？没味道，谁看啊。那些“高大上”的时政新闻是给少数领导自己看的，社会关注度有限得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