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研究报告认为，中国的智库领域仍将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领域。图为中国湖北省武汉市矗立的高楼大厦。
德国智库最近发布研究报告分析中国智库的现状，指出中国智库正在国际化，支持政府立场的智库日益占据主导地位。学者认为，无论对内对外，中国智库正在喉舌化。
墨卡托中国研究所（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是德国及欧洲最大的专门研究中国的智库。2021年3月，中共对墨卡托中国研究所等4家实体进行制裁，以回应欧盟对欧盟就新疆人权问题对中共的制裁。
5月8日，墨卡托中国研究所发布一份报告，题为“低声劝告，大声赞扬：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智库的作用”。
在美国，智库与政府间存在一种“旋转门制度”。学者与官员通过“旋转门”机制实现身份转换，智库被认为是一个国家政策出台的源头。
中国智库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时期。《全球智库报告（2021）》指出，全球智库总数为11,175个，其中中国机构占近17%。《中国智库名录2022》列出了1,928个活跃智库。
但墨卡托中国研究所的报告认为，数字并不能代表一切。更重要的是了解中国智库运作的监管条件和政治一体化程度，以评估其作为对话者的价值以及影响其研究的背景。
中国智库的主要类型包括官方智库、半官方智库、民间或非官方智库。
官方智库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机构主办，对当局影响力最大，比如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数量最多、研究主题最广泛的则是半官方智库，隶属于公共组织，如大学或行业协会，比如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民间智库则受限于资金和获取数据信息等情况，影响力最小。
报告举例，建立于1993年的天则经济研究所原本是一间独立且享有声誉的民间智库。然而，从2012年开始，中共当局收紧对智库的管理，导致其遭到打压，最终在2019年被迫关闭。
中国智库的高度政治化
2013年习近平提出建立“中国特色智库”，旨在为党国官方目标创建和引导研究与交流平台。2014年，习近平将建立智库描述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报告指出，这些智库不仅仅是党的意志的执行者，被剥夺了代理权，也不是自主的代理人。鉴于监管环境正在发生变化，逻辑趋向于有利于表现出政治效用的组织、而挤压那些没有政治效用的组织，智库领域目前仍将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领域。
在内部层面，通过批示制度，官员们向智库提出请求并附上资金赞助，智库则提供研究报告、政策建议甚至是领导讲话稿；在外部层面，他们的任务是“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中国（中共）的声音”，通过建立专门的智库网络、在媒体上以及与外国精英的交流中宣扬与北京一致的观点。
报告同时指出，不要用单一的党国画笔描绘所有中国的智库。中国智库和知识分子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立场就是一个很好的研究案例。一些智囊团或公共知识分子有时所表达的立场似乎与政治上支持俄罗斯或表明北京和莫斯科之间高度结盟的官方路线不同。
如，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主任及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冯玉军一直对俄罗斯的入侵、普京及其政策持批评态度，呼吁中国与俄罗斯保持距离。
对此，报告提出几种可能的解释，一是学术勇气；二是有用的逆向思维；三是指定的反面教材，即信息是由党国故意策划和利用的，符合“小骂大帮忙”策略，即党国允许友好的行为者发表批评意见，以在特定问题上赢得公信力。
报告认为，与智库的接触仍然是有益的，但至关重要的是，欧洲的参与者在参与交流时要清楚地认识到中国智库所扮演的角色和所处的环境。
旅美法学学者李玉清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最早的时候中国大陆官方智库包括大学里的智库，学者研究有些客观性，从学术的规律提出一些建议给官方，也影响了他们的一些政策。各个地方也有智库，每年有横向课题，政府投入经费给课题，做调研写报告。
但是，从习近平加强集权以后，中国从上到下大家不再说任何的实话了，智库他不再提出任何的客观的相对比较独立的见解了，成了一个所谓的喉舌。
她举例说，在法律方面，中国社会科学课题国家课题全部就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完全不再讲究国际上的三权分立、司法独立这种正当程序，就是假大空，却能拿到经费。各个大学成立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中心，提出“用习近平法治思想推进新型法治智库建设”。
“由此可见它的智库完全喉舌化，完全工具化了。”李玉清说，“所谓智库说白了就像刘备找诸葛亮，给他提出好的计策来。一帮智库通过研究提出好的意见来，要怎么来应对问题，通过研究来实行正确的、恰当的政策，适合实际的政策。”
中国智库接受外交使命争夺话语权
报告发现，中国智库在官方政策制定和传达政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导层非常重视控制国内的政治辩论，并决心在国外建立“话语权”，即中国（中共）有能力制定国际辩论的规范、话题和语言。
中国智库正在推动国际“交流”，这些交流通常遵循“竞争（contest）、宣传（promote）、威慑（deter）”的交流模式。中国智库已经建立十多个智库网络和对话论坛，从原来的区域合作和“一带一路”倡议，越来越多地转向“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
报告认为，中国智库的格局依然多元化，但可以观察到一种集群化趋势。智库越来越多地汇聚在四大原型周围：国内分析员，提供国内政策建议；外交政策顾问，向党国机构解释外交政策环境并提供建议；国内宣讲员，国内受众的舆论导向；非官方外交官，向外国受众传达中共的政策和立场，寻求塑造国际话语。
李玉清认为，“东升西降”、“治外法权”都是在这些智库搞出来的。他们提出要争夺话语权，占据道德高地，要制定规则，要和西方对抗等等。通过很多涉外法律往外扩张，对外没有国家主权的一个界限了。
“习近平作为一个集权独裁者，他掌握了最高权力，又没有判断的能力，利用智库来获得他所谓的执政的正当性；这些所谓的学者们，这些沽名钓誉的人，他们要利用习近平来获得权势、利益。这就是各取所需、相互利用了。”她说。
报告指出，中国智库是党国维护国家利益战略努力的参与者，它们通常提倡与党国信息基本要素相一致的更广泛的叙事。智库主要通过参与一轨半对话（包括政府官员和非政府人士的交流）和二轨对话（非官方或半官方外交）模式以及与外国同行的双边交流来放大当局信息。如，面向外国受众的公开渠道是接受外国媒体的采访。
李玉清说，“西方人用西方的标准认为他（中国智库）和我们是一样的智库，其实他不是，他是官方的喉舌。就像中共媒体它是官方的喉舌。表面上他是学者，实际上不是个学者。”
她观察发现，中国近几年来一些政策，很多是互相打架的，一方面中国经济不行了想让外资来，另一方面他又搞间谍法、国安法，就很矛盾。也就是说，习近平其实没写过书，都是所谓智库的人写的，这些人又不是一帮的，就互相打架，都想控制习近平的大脑，用习近平的嘴说话。
大陆学者戴维也认为，中国大陆是有库而无智。在那块土地上，压根没有生长有智慧的人的土壤，哪里会有什么“智库”？不过就是几个奴才欺骗主子开心罢了。一些国际机构进入中国后也努力过一阵子，都是一事无成，灰头土脸地逃之夭夭，因为他们根本走不进去中国社会内部。
值得注意的是，外国智库在中国的活动受《反间谍法》和《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的制约。自2023年起生效的《反间谍法》带来了更多挑战，该法建立了一个涵盖《国家安全法》、《国家情报法》、《反恐怖主义法》、《网络安全法》和《数据安全法》的法律框架，以限制海外获取数据。
“任何研究，都是要建立在对某一领域深入而且大量的调研基础之上的，可那些研究者一是不愿调研、欺骗假调研，外国（分支）机构无法取得深入调研的批准，不可能得到第一手数据。没有数据怎么可能会有令人信服的研究结论呢？”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