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 对比 > 正文

刘书庆:美国对盟友的“羁縻”力与“王道型”霸权

作者:

作者前言:本来这是笔者正在写的一篇文字的部分内容,甚至是很小的一部分,还不涉及实体的观点,但没想到写嗨了,竟然铺张扬厉成了很长一段,如果全部保留,会让那篇文字显得像个肢端肥大症患者。我又不忍心把这段辛苦写出的东西一删了之。所以退而求其次,就把它单独敷衍成一篇文字吧。

一)中美之间,单挑还是群殴?

时下,美国朝野对中国(People’Repulica ofChina)的定位已经从战略竞争对手向战略敌人转变。不要小看其后果。美国这种体制的国家,定性的改变会程序性的导致一系列政策的改变,很多尘封已久的用于对付“敌人”的法律手段会成为趁手的工具。而且朝野共识的形成过程,也类似于一次全民的战前动员。

美国也不再满足于仅仅对中国进行战略遏制,而是遏制加削弱。而美国遏制削弱的重点之一是对高科技的封锁。在人类已经迈入AI时代的今天,美国必然对支撑AI技术的芯片及相关的设备、原材料的对华出口进行管制。

而且美国不会跟你一对一单挑,它会充分利用自己的盟友体系,对你进行群殴。

对中国的遏制削弱,肯定也会反噬性的影响美国的经济,但因为中国不掌握关键行业的卡脖子技术,生产的工业制成品可替代性很高,其影响可能仅限于中低端制造产品可选择范围缩小,以及跨国企业无法再从中国赚取利润。当然对于其盟友,如日德韩影响会大一些,对他们来说,中国既是他们生产的高技术设备的需求方,也是某些关键资源如稀土的原材料供应国。但笔者认为,只要美国遏制削弱中国的意志足够坚定,给予盟友的压力足够大,日韩这些盟友最终都会选边站队美国。因为美国对盟友的“羁縻”力就像一张硕大无朋的天网,疏而不漏,即便偶尔有疏漏,也能迅速填补上,而且能通过惩戒杜绝再次发生,比如1980年发生的东芝出口苏联机床事件。

二)美国对盟友超强的“羁縻​”力原因何在?

个人以为,美国对盟友的“羁縻”力,自有人类历史以来,还没有一个国家能达到这种出神入化登峰造极的水平。它借鉴了罗马同心圆的盟友分层体系,最核心的是英国,其次是加拿大澳洲新西兰以色列,然后是德法意波兰这些北约国家,日本与韩国也在这个圈层内,然后是亚非拉一些卫星国,最外围的是沙特约旦这些中东国家。

英美特殊关系是美国全球战略的基石。两国的主体国民在种族、文化、语言方面都相同,有天然的亲和力,又有曾经宗主国的历史渊源,当英国自觉让出全球领导权时,双方是自然的盟友,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离间它们。只要英国坚定地站到美国一边,加拿大澳洲新西兰都会接着站队。美国主导的这个同心圆就可以按照美国的意志酝酿出一场飓风的暴风眼,德法意日韩这些外围一点的盟友都会渐进地被裹挟着参与进来。从而形成一场摧枯拉朽的飓风。

美国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是借助了其盟友的力量。西方发达国家虽然他们之间也有各种矛盾和意见不和,但是他们的基本价值观是一致的,当美国要削弱的势力妨碍了他们共同价值观的时候,这些发达国家就会形成合力,并带动与他们关系友好的卫星国共同形成不可抗拒的力量。

‘“王道型”霸权’美国对盟友炉火纯青的“羁縻”力,个人以为根源可能在于它践行的是一种“王道”型霸权。此“王道”型霸权,追求一种“我好你也好”的非零和博弈的思想,有别于弱肉强食时代纯靠武力维持的传统霸权。力量只是美国主导国际政治的基础,而不是它动辄诉诸的手段,特别对于盟友更是如此。即便对它认为的战略竞争对手,美国作为战后国际秩序的建构者,也基本遵循在既有规则之内竞争的原则。甚至对于它认定的敌人,如果矛盾没有激化到需要战争解决的地步,它一般也不会诉诸非常规的手段,直接以丛林思维来绞杀对手。

“国际秩序“建制派”的行为模式”美国作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主要建构者,它肯定是该秩序的受益者,而且是最大的受益者。但美国有些政客,以做生意的短期损益思维来看待国际秩序对它的利弊,无视既有国际秩序给美国带来的战略和潜在收益,试图把美国打扮成现有国际秩序的受害者,认为整个世界都在占美国的便宜,是相当矫情浮夸的民粹之举。

美国作为国际秩序的建构者,为美国利益计,它也必然是国际秩序的“建制派”。得益于这种“建制派”的非极端心态,在大部分场合,美国处理外交关系很好地保持了一种弹性,完全是游刃有余的超级大国心态。这是它最让其他国家敬畏的地方。美国的多数政客很清楚,美国再强大,如果没有盟友的支持拱卫,它主导国际政治至少会事倍功半,所以美国用了大量精力来处理与盟友之间的关系。

‘义利兼备的平等交往’对自己的盟友,美国基本是本着一种长期交往平等交往的心态来构建关系。这种关系既不是霸凌的,也有别于天朝上国那种要面子不要里子的宗藩“朝贡-回赐”关系。在两国民间层面,完全是按照国际私法的规则来交往,在平等的商业规则之下交往,双方无非都是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不会导致单向利益受损的局面。因此民间交往可以长期维持,甚至越来越密切,从而又成为维护两国关系的基础。另外,美国在战后高瞻远瞩,启动马歇尔计划,对欧洲的重建进行援助,而且还开放自己的国内市场。出于抵制共产主义扩张的需要,特别在韩战爆发后,也开始扶持日本,力图把日本建成远东之锚。很难想象,如果美国的盟友都是亚非拉的穷哥们,它的科技水品和经济会发展到现在的程度。己欲立而立人,不只受道德驱使,其中更浸透着美国作为战后秩序主要缔造者的远见卓识,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对此,甚至不能简单的以培育消费市场来解释,这是一种更高维的战略需要。马歇尔计划在实践层面,是高度理性的,又保证援助的每个项目几乎都获得了很好的回报。据说邓小平先生曾说过如下一层意思:战后凡跟着美国走的都富了,凡跟美国作对的都很穷。邓先生能超越意识形态的桎梏指出这点殊为不易,但作为政治人物的他,不会说出这幕后的真正原因。

‘对威权盟友的不苟且外交’美国的经济援助与市场开放固然给盟友发展提供了助力,但对盟友发展最大的推动力量在于美国的价值观外交。这是美国外交理想主义中最得民心的一面。事实上,除了伊斯兰国家,跟着美国的不仅都富了,而且多数已经成为宪政民主国家。美国在盟友的民主化进程中起到了示范鼓励惩戒矫正的作用。这才是美国对盟友发展最大的助力。

一个国家一旦民主化,并建立起稳定的宪政秩序,成为发达国家是水到渠成的,只是时间长短,几乎没有例外。本质上,国家的发达是国民生活在文明中的必然结果,发达是一种文明的生活方式。

推进盟友的民主化,如果狭义短视地理解美国利益。对美国来说未必是有利的,因为独裁与寡头政府是更容易被控制和影响的,也更容易让渡国家利益。但美国的选民讨厌独裁寡头,所以即便美国的政客亲近独裁政权,也要批评其人权状况,而对于民主政权则没有这些顾虑。

如果对利益的理解采取更宽阔长远的视角,美国促进盟友的民主化对它也是有利的。

一个国家刚刚民主化时,往往伴随着民族意识的提高,这是非常自然的现象,无需恐慌。民主化本身就伴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如果没有这个过程,前现代国家的某些部落特征会存留下来,人对国家的认同感是打折扣的。国民如果对国家认同感不足,可以有法治,但鲜有能真正现代化的。这一点特别在民主制度建立之初显得尤为重要。爱国当然不应也无法强制,国家也不应成为新的偶像,但爱国的自然情感的确又可以帮助国家顺利打通制约发展的任督二脉。其实爱国情感无需特意的培育,这个国家只要真正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治共同体意识自然就产生,政治清明顺理成章。民主政体下的宪政秩序是民有民治民享的充分且必要条件。

因之,民族意识的提高,以及由此带来的短暂的众声喧哗,是民主化后必经的阶段,看上去会有点躁狂,会有怼天怼地的狂热,但一旦宪政秩序建立起来,它会慢慢冷却下来,整个族群会变得更温和理性。如果以一种悲悯的眼光看,这短期的民族主义躁狂实际是一个族群政治权利长期被压制剥夺,处于长久失语状态,在压迫性力量被移除后的生理补偿机制。

而族群一旦温和理性起来,就能认识到继续与美国站在一起是符合国家利益的。韩国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对于如何处理与处于威权体制下的盟友的外交,最能体现出美国对盟友的“控制”力,体现出它外交原则性与灵活性兼具的特征。对于威权盟友对国内民主力量的打压,对人权的迫害,美国并无为了双方外交大局的苟且沉默,而是坦率的批评施压,给受迫害者以庇护,同时又能让对方不至于投入敌对阵营的怀抱。其中的分寸拿捏,可以作为教科书使用。美国这种不掩饰分歧,光明正大地对威权盟友施压矫正的做法,是相当智慧的。这种暂时的外交龃龉反而能提高双方关系的韧性,同时又维持了美国的道义形象,争取了对方民众的认同和亲近感,夯实了双方关系的根基,无形中也扩大了美国的回旋空间。

美国能游刃有余地做到这一点,归根结底还是得益于三权分立与制衡的民主宪政体制。

‘附加条件的援助’在引导一个国家向自己期待的方向改变时,美国也使用经济援助的手段。但美国或者它主导的国际经济组织如世界银行(WB)、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受援国施以援手时,无论对盟友还是第三世界国家,都是附条件的,从不恣意撒币。从美国的国内政治来说,这本来就是对纳税人负责的应有之义,美国援助的资金都来自于纳税人的税款,代表纳税人的众参两院议员当然有权力提出援助条件。这种条件既有道德性的,也有国家利益导向的。比如要求对援助的分配使用遵循公开透明原则,要尊重人权和体现法治,同时要保障美国人和美国企业的正当权益。而且这些要求并非仅仅做一个姿态,多数时候美国会将援助分阶段进行,甚至直接参与终端的监督审计,由阶段性目标的实现来决定下一阶段的援助。

至于WB和IMF的援助条件,主要由组织章程和主要出资国所提附加要求组成。基本上都是要求受援国进行市场化改革,向外资开放垄断性领域,有鲜明的国家利益关切。

美国是把援助作为改变和塑造受援国的手段,一是道德塑造,让其更透明,更尊重人权和法治,二是要求放宽市场准入门槛。这两个目标都符合美国利益,事实上也符合受援国国民的利益。

三)结语

美国与其盟友交往时,没有那种托大的心态,更没有“我罩着你”所以有资格对你颐指气使的江湖习气。在尊重盟友的同时,又保持着高度的战略引导能力,引导盟友自觉进入自己的外交轨道。美国是那种既能尊重你,也能很好地领导你的天生领袖角色。美国与其盟友的政治领导人,无论为表演还是形成了习惯,一杯可乐,一个汉堡就可以聚在一起,务实的推进双边和多边关系。

如果说在国际政治方面,美国与盟友之间是亲近程度不同的同心圆体系,那么在经济方面,美国则与不同的伙伴分别建群,比如NAFTA、IPEF、TTIP、CPTPP等,通常情况下美国是所有群都参与且主导的国家。这就使得它任何一个盟友,都无法承担与美国战略背道而驰的代价,因为那意味着你就被排除在任何圈层之外。在一个全球化时代,这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

美国通过自己深思熟虑的布局,已经搭建起了盟友离不开它的网络,形成了一种“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的局面,没有世界大战那种烈度的地缘政治巨变,美国超然的地位很难撼动。而且美国的宪政民主体制,保证了它行为的高度理性,美国有罗马的国际领导地位,但不会出现罗马演变为帝国后荒淫无道的皇帝。民主制度本身就是一种精英选拔制度,从古典政治学来看,抽签是导向平民政治的,而竞争性选举导向贵族(精英)政治。美国这种能集合精英智慧,又具备快速反馈机制和纠错能力的体制,对任何专制、独裁、寡头、威权、极权政府都能形成一种制度碾压。

美国执世界科技之牛耳,教育科研体制先进灵活,全世界优秀学生都愿意到美国学习,而有抱负的学者往往都愿意去美国搞科研,所以美国对世界科技精英有强大的虹吸效应,这又保证了美国不会因人才匮乏而衰落。迄今为止,还看不到美国衰落的迹象,美国仍然处于上升期。其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局面会长期持续。

美国在国际政治中的主导角色,是多种因素造成的,自身地缘政治条件和资源都天赋异禀,而且世界主要国家除中日韩印度之外,都属于白人基督教文明圈,这是它建立盟友同心圆体系的先天条件。而且美国的国际领导角色是历史形成的,有道德正当性,在两次世界大战胶着时参与进来,并改变双方的力量对比,成为主导战争胜负的关键,所以美国它不是作为对既有国际秩序挑战的一方,它在众望所归时克服孤立主义的情绪介入,依托令其他国家难望其项背的综合国力,其体制使得它的决策审慎而且明智,步步为营。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又是它主导建立的。

行文至此,笔者自然会想到自己的国家。笔者以为,无论中国未来是什么样的体制,中国都不太可能成长为像美国那种国际政治主导型的国家。中国的地缘政治条件,资源禀赋,世界政治的既有格局,东亚阴柔文化的特征,决定了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上限。我们对自己的定位应该理性清醒。

从国家利益计,在国际政治中,中国应当扮演一个对美协调的角色,秉持助善不助恶的原则,在美国不正义时批评但不杯葛它,在美国主持正义时协助它。中国最要紧的是把体制理顺,将体制真正奠基于人民主权的原则之下,然后专注于解决国内问题,固本培元休养生息,做一个独立自主,不恃强凌弱,坚持睦邻友好同时又具备正义品格的国家,所谓的正义品格首要的就是尊重人权保障自由。这样的中国,成为发达国家是顺理成章的事,这样的中国,没有哪个国家有能力遏制,也没有哪个国家有足够的意志来遏制。

2024年5月6日

本文作者刘书庆为中国著名人权律师,资深公益律师。

题图来源:亚洲时报 Asiatimes.com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议报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本文网址:https://www.aboluowang.com/2024/0529/206034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