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政府为了拉动衰落中的经济，提出了“新质生产力”这个口号，而电动车等几项产品被视为扩大出口的“利器”。但中国大力推动电动车出口的努力，却遇到了欧美国家的抵制。
要点：
▪习近平最近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即“新质生产力”；
▪廖岷与耶伦谈判时提到的贸易保护主义，是指正常国家之间出现的贸易纠纷；
▪外企若继续选择中国公司做生意，可能面临巨大的政治风险。
这不是单纯的贸易争端，而是中国点燃中美冷战之后，中国在经济全球化2.0版的世界新格局中受阻。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又采用一系列险招，试图挽救摇摇欲坠的房地产这根中国经济的支柱。这些政策为何出台，其后效又如何，本文试做分析。
一、习近平拔高电动车为“新质生产力”
习近平最近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即“新质生产力”。其背景是，原来的生产力不灵了。过往多年来，中国的经济支柱一直是房地产业，由此带动了整体经济的四成。两年前，房地产业这根经济支柱突然垮下来了，因为这个产业的盲目扩张，把未来几十年需要的住房都盖完了；而民众承受着沉重的房贷负担，在中国进入全面失业、全面降薪的时代，大家的日子越过越难、越过越苦，没多少人还想贷款买房了。这样，房地产业的上下游产业全面萧条。
为了维持信心，中国政府就编出了“新质生产力”这个口号，强调要发展新能源（电动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新材料、先进制造（机器人）、电子信息等新兴产业。这个“新质生产力”其实是“新瓶装旧酒”，这些产业原来中国就有；中国政府的真实意图是，利用欧美国家推动绿能的方针，用低价电动车占领欧美市场，以保持出口创汇。
其实，光靠电动车，根本无法填补房地产业崩塌造成的经济成长空白。中国的“万得产业链数据库”（Wind Product Chain Database，简称Wind PDB）去年1月发表了《透过Wind产业链，看房地产如何影响国民经济和就业》。这项研究显示，中国与房地产密切相关的建筑业、房地产业和金融业，2020年的就业人数达到1.15亿。而2022年5月1日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发布的《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对中国就业影响研究》指出，汽车电动化对汽车行业就业的影响是，6年里该行业的就业岗位减少100-200万个。
现在中国汽车工业的就业人数只有550万人，随着电动车的产销量上升，汽车工业的就业人数不但不会增加，反而会减少四分之一甚至更多。显然，电动车产能的扩大，不但无法吸收更多的劳动力，反而会大量减少汽车产业原有的就业人数，当然就更谈不上吸纳房地产业那可能失业的上亿人了。
其实，中国的电动车外销并未打开美国市场。中国电动车制造商比亚迪公司的副总裁去年11月接受彭博社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市场不在他们目前的考虑范围之内；换言之，中国最大的电动车厂家比亚迪现在还未能进入美国市场。不过，中国电动车已有相当数量进入欧洲市场了，去年前9个月约40万辆在中国制造的乘用车进入西欧，其中三分之一是外企的车，三分之二是中国本身的品牌。整个2023年，中国的出口车达到25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出口欧洲市场，主要靠低价取胜。
二、冷战会终结“在商言商”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不久前到中国访问，临走前在记者会上强调，在电动车出口方面，“中国今天采取的行动可以改变世界价格。当全球市场充斥着人为制造的廉价中国产品时，美国和其他外国公司就会生存堪忧”。耶伦在北京谈判时，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廖岷表示，西方是用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让中国的企业无法正常发展。听起来，好像是各讲各话，那谁有道理呢？这要看我们怎样来理解了。
廖岷与耶伦谈判时提到的贸易保护主义，是指正常国家之间出现的贸易纠纷。中国本世纪初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现在是否可以通过WTO的贸易纠纷调解程序，来解决中国电动车倾销所遇到的反弹呢？事实上，贸易保护主义或自由贸易开放，不能用于处于冷战状态的两个核大国之间的经贸关系。
自从2020年初中国点燃中美冷战之后，中美之间就不能再维持单纯的商业竞争了。关于中国点燃中美冷战，笔者在本台发表了数篇文章，介绍过这个过程，其中最早的文章《中美对阵中途岛》发表于2020年4月10日。我在这一系列文章中，还特别分析了中国在南太平洋的一系列军事和外交活动，说明这些活动都是中国对外扩张战略的重要一环，也与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有关。
中国从二十年前开始，就一直在大举扩军备战，不只是扩建航母舰队、挑战美国海军，还在南中国海的公海水域建造了多个海上军事基地，把南中国海用作中国战略核潜艇舰队的“堡垒海区”，为中国的弹道导弹战略核潜艇提供安全隐蔽的作战环境，从而让这些战略核潜艇随时可从深海中发射洲际导弹，对美国全境发动核攻击。
美国与发达的民主国家以及东亚的民主国家之间，现在当然仍然是正常的单纯商贸关系，在民主国家之间，应该就是“在商言商”；但是，当专制的红色大国威胁周边地区的和平稳定时，红色大国就把自己变成了世界和平与安全的破坏者，也因此就成了试图维持东亚地区和平安全的这些民主国家的对手，或者说是敌手。而民主国家对敌手就再也不能单纯地“在商言商”了。
“在商言商”的前提是，双方都谋求和平和稳定；但其中的一方若准备武力威胁东亚和南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另一方就必须防范。何况中美两国都是核大国，美国必须防止中国用核武器作为威胁手段、以达到控制西太平洋海域内各国的战略目标。所以，从2020年中国点燃中美冷战开始，中美之间从此就不存在单纯的商业竞争了。因为中国把商贸活动当作压制、打击美国经济的手段来用，它一方面想用低价挤垮美国的企业，一方面用商业活动当中赚来的外汇进一步贯彻对外扩张的企图。
三、中美进入国家安全竞争
今年以来，美国开始比较明确地采用冷战应对程序来对付中国，这样的双方关系，其实就是一种国家安全层面的竞争。美国现在不断在不同场合强调，中国的某项经济活动会危害到美国的国家安全，所以美国要采取反制和限制措施。芯片战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因为高端芯片可以被中共用来研发打击美国的军用装备。
美中两国之间国家安全层面的竞争，其中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弱敌”，即削弱敌手的能力，增加敌手追赶美国先进能力的困难度。过去二十年来，中国一直有一个建立西太平洋地区新霸权的国际战略，而它的经济策略本来就不是建立长期互信的经济伙伴的合作关系，而是以“敌弱我强”为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