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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朴:关于《天安门文件》“真伪”的新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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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中共领导人动用国防军对内镇压本国老百姓的事实不变,现今回顾,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天安门文件”叙事忽略了1989年学生运动的起源问题:究竟是民间的学运导致中共党内高层的分歧,还是中共党内本已存在的分歧扩散到民间,最终引爆了学运?如果后者属实,那么它就挑战了一种普遍观点:即在1989年的中国,强烈的公众情绪传化成具体的政治力量,强大到足以在中共领导层中造成分裂。

“天安门文件”(The Tiananmen Papers)英文版于2001年1月由美国公共事务出版社出版;书名为《中国“六四”真相》的中文版于同年4月由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据称,中英版都是根据由化名“张良”者提供的中共党内“只有极少数人才能看到的”机密文件编辑而成。

关于“真伪”的争议

必须承认,我始终相信参与编辑的学者们对当时所掌握材料的处理是合理而专业的,是他们首次提供了天安门镇压事件的全景。然而,英文版出版之后,关于其内容是否来自党内机密文件的问题立即引发了争议:

2001年1月6日,旅美学者谢选骏首先提出“没有任何硬件证据”的质疑。

2001年1月9日,新华社载文称“天安门文件”为伪造,当天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在外国记者追问下说:“我已经说过,那都是歪曲事实的捏造材料,你还要我说得多清楚?”官方表态性言论,未提供任何细节和证据,难以取信,不足为怪。

2001年1月21日,《纽约时报》刊登学者史景迁(Jonathan Spence)书评。史景迁称阅读了“天安门文件”邓、赵、杨一篇谈话之后:“在我看来,这次对话的语气有些矫揉造作”,但未能提供支撑其感觉的证据。

2001年3月《星岛日报》报道:“最近,内地一位化名‘萧何’的人士,主动与传媒接触,揭示张良所谓高层机密档的真正来历,同时提出大量实例,揭开《中国六四真相》资料来源的另一版本。他投书本报指出,曾经是他好兄弟的张良,将他们几个朋友花费多年心血共同搜集整理的‘六四’事件资料,悉数据为己有,带去美国,冠以‘中共机密档’,故弄玄虚”。

2001年6月,英文学术刊物《中国季刊》刊登美国学者罗德明(Lowell Dittmer)的书评,罗提出:第一、文件看来应分成两个不同的部分,一是北京市委、教育部等自1989年以来已经公开流传的材料内容吻合部分,无疑。二是党内高层会议记录部分,内容存疑;例如,4月25日会议记录和已经被公开披露的“赵紫阳在第十三届四次全会上的自辩发言”中关于该会议的内容上存在重要的不同;再例如,1993年发表于《邓选》的“邓小平5月31日对李鹏姚依林谈话”文字被肢解并插入“天安门文件”不同部分。

2004年3月,《中国季刊》刊登学者陈仲礼(Alfred Chan)文章,直指“张良”杜撰。如果读者仅通过“动机”判断,匿名“萧何”对“张良”的指控,很容易被猜测为官方发布的破坏性谣言,但陈认为“萧何”提供的细节不容否认:一是杨尚昆徐勤先说成是徐海东的儿子,而父子关系并不存在;二是根据“天安门文件”1989年5月18日在邓小平家里的会议是上午8点半举行的,而媒体报道当天上午赵紫阳、李鹏、胡启立和乔石均在医院看望绝食学生(然不能排除看望学生在先,之后参加会议的可能);三是1993年10月发表的《许家屯回香港忆录》中5月3日赵紫阳与许的谈话,在“天安门文件”中以“赵紫阳与杨尚昆5月6日谈话”的形式出现。类似内容挪移进入“天安门文件”的例子还包括《钢铁的部队: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军史》、《50天的回顾与反思》等公开及半公开出版物等等。

2004年“真伪”辩论结束之后出现的新证据

“天安门文件”以党内高层秘密文件名义发表,能否被认为是档案材料,在比较长远的时空中,仍然是个挥之不去的问题。就像地层中的化石是古生物学的信息来源一样,档案材料是研究历史的原始数据。对于特定的历史事件,后世的研究并不是一次性完成的,历史事件会在后来的时间和空间中不断被研究和重新研究,被理解和重新理解。以往的结论可能会被新发现的材料补充或推翻。然而,档案材料本身的真实性是所有后世研究能否具备价值的前提。

在公共传媒中,“天安门文件”“真伪”的辩论在2004年基本结束。一般学者认为:关于“真伪”的确凿证据(中共公布档案)不太可能出现,因此“真伪”是不可确知的,只能存疑。然而,后续发表的关于“六四事件”的文献中出现不少证据,可以帮助澄清“真伪”问题。在20年的时间流逝中,这些证据只言片语地单独浮现,没有人总结归纳,未受很多关注。在此列出,读者在此可自行判断。

(一)4月25日,邓小平家开会陈希同是否在场?

《中国“六四”真相》

(四月)二十五日上午九时,邓小平在家中听取了李鹏、杨尚昆、乔石、胡启立、姚依林、李锡铭、陈希同等人的汇报(注:邓小平在北京市区和西山都有住地,但是所有的会议纪录只标明“小平同志处”,没有具体标明在邓的哪个家召开。因此,我们在书中也无法标注每一次会议到底在邓的哪个住地举行)。现根据会议记录综述。李鹏:“还有的公开要求政府下台,胡说什么要、公开研究和讨论现有中国政治和权力问题。”实行普选,修改宪法。开放党禁报禁,取消反革命罪。北京、天津等一些高校已经出现了非法学生组织。”“什么?”邓小平耳背。陈希同大声说:“非法学生组织。如北京大学一些学生学波兰的团结工会在北大成立“团结学生会。”邓小平点头。(194-195页)

陈希同的一席话,使原本就很紧张的气氛更加紧张了。(197页)

《陈希同亲述——众口铄金难铄真》作者姚监复(2011年)

陈希同:我没有参加过邓小平家的任何会议,也没有参加过《中国“六四”真相》上讲的1989年4月25日邓小平在家中开的这次会议。(122页)

(二)5月17日邓小平家开会,是上午,还是下午?

《中国“六四”真相》

十七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邓小平家召开,邓小平、杨尚昆、薄一波和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参加。现根据会议纪录予以综述。(440页)

《改革历程》赵紫阳(2009年)

我没有别的办法了,只有见邓陈述我对修改社论的意见。(5月)17日,我就打电话要求见邓。随后,邓办就通知我下午到邓处开会,常委和尚昆都到(当时万里出国了,他每次列席常委会)。(47页)

《李鹏“六四”日记》

5月17日…下午4时,小平同志召集会议,讨论当前局势。赵、李、乔、胡、姚和尚昆参加,王瑞林也在。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次会议。

(三)薄一波是否参与了1989年6月之前党内针对学运的决策过程?

1987年,在迫使胡耀邦下台的全部运作中,薄一波和杨尚昆曾是邓小平与党内元老斡旋的使者,活动频繁,引人注意。邓小平使用不符合程序的手段迫使总书记下台,在党内存有不满。问题是,两年后在1989年“六四事件”的党内高层运作中,薄一波是否与杨尚昆一样仍然是邓小平的使者,薄一波有没有频繁参与?

《中国“六四”真相》中薄一波的名字一共出现46次;在党内针对学运的决策过程中薄一波的言行如下:

4月27日:薄一波、宋任穷等一些中共元老纷纷向李鹏等人询问情况

4月28日:薄一波参加李鹏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并有发言记录

5月1日:薄一波参加赵紫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5月8日:薄一波参加赵紫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有两次发言记录

5月14日:薄一波在北京会见陈云

5月16日:薄一波参加了晚上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其他与会者有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和杨尚昆。有两次发言记录

5月17日上午:薄一波参加了在邓小平家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并有发言记录

5月17日晚上:薄一波参加在中南海继续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议,参加人员为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和杨尚昆。薄一波有三次发言记录。

《最后的秘密》(2019年)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文件之十三“薄一波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1989年6月21日上午):

由于病了九个月,各方面的情况不太了解,自从动乱发生以来,我虽然仍在病中,但我是密切注视事态发展的。

(四)5月17日中央政治局五名常委是否就“戒严问题”做出过“正式表决”?

值得注意的是,在5月17日晚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叙事中,《中国“六四”真相》有“投票表决”这一情节:

在薄一波的提议下,五名政治局常委就戒严问题进行正式表决。结果是:李鹏、姚依林支持戒严,赵紫阳、胡启立反对戒严;乔石弃权。

对赵紫阳来说,有无常委“正式表决”绝非小事,故此赵在《改革历程》特别针对“外电传说”作出澄清(49页):

在这里我想说一下,邓召开的这次决定戒严、对学生镇压的会上,外电传说常委开会是三票对两票,其实根本没有什么三票二票的问题。参加会议的就那么几个人,作为常委来讲,那天到的常委是二比二一个中立。我和胡启立主张修改社论,姚依林、李鹏坚决反对,乔石中立,没有明确表态。根本没有三比二的问题。当然,如果加上邓、杨,他们不是常委,如果按到会的人算,他们当然算是多数。实在说,没有什么正式常委投票。

“六四事件”35周年之际的回顾

有一些故事,比如陈希同“谎报军情”,1989年4、5月间在天安门广场便已经听说。2001年在“天安门文件”发表时,同样的叙事不过是加深了人们的印象。

关于“六四事件”,“天安门文件”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民间学生运动迅速发展,影响了整个社会甚至党内。中共领导人在如何处理学运上存在分歧;受到党内主张镇压学运(如李鹏及陈希同)的影响,实际掌握权力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最终不得不以‘拍板’的方式干预,决定“戒严”,也就是动用军队镇压学运。为在党内实现统一思想,必须撤换反对镇压决策的总书记赵紫阳”。

时至今日,不同版本并未浮现,这样的叙事也许仍然成立。“天安门文件”叙事是否会永远成立,未来的历史学家是否会认同,我们无法预知。

如果中共领导人动用国防军对内镇压本国老百姓的事实不变,现今回顾,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天安门文件”叙事忽略了1989年学生运动的起源问题:究竟是民间的学运导致中共党内高层的分歧,还是中共党内本已存在的分歧扩散到民间,最终引爆了学运?如果后者属实,那么它就挑战了一种普遍观点:即在1989年的中国,强烈的公众情绪传化成具体的政治力量,强大到足以在中共领导层中造成分裂。

要了解这一问题,恐怕需要其他历史文献。无论如何,未来对“六四事件”重新研究的价值仍将取决于原历史材料的真实性。恐怕我们仍有必要明确区分《天安门文件》这本书与书中幽灵般的所谓“中共绝密文件”。

责任编辑: 李安达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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