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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的晚年悔恨 后悔自己帮助了中共和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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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1970年〜1971年的中国之行,斯诺也许就没有晚年的悔恨。这一年,斯诺偕同他的夫人路伊丝从香港到广州,发现“中国是一个只有一种声音的国家”。到了北京以后,见到中国所有的人都背诵毛的语录,每天要履行“早请示晚汇报”的政治程序,觉得这就象是一种宗教仪式。然后他去了他当年采访毛泽东的“革命圣地”延安,参观了“五·七干校”(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让知识分子与官员“劳动改造”的地方),认为那里的生活就象监狱。

埃德加·斯诺( Edgar Snow,1905-1972),生于美国堪萨斯城,1928年以记者身份到中国上海,1934年1月起在燕京大学新闻系任讲师,1936年6月曾秘密赴陕北革命根据地采访,回京后,写了《红星照耀着中国》(即《西行漫记》)。中共建国后,斯诺曾先后三次访问中国,为发展中美人民的友谊做出贡献。1972年2月15日逝世于瑞士日内瓦郊区的寓所中。遵照斯诺的遗愿,其部分骨灰安葬在中国。1973年10月19日在北京大学举行了安养仪式。

埃德加·斯诺,因为写那本震撼世界的著作《西行漫记》,埃德加·斯诺这个名字注定要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联系在一起。这本著名的《西行漫记》大大美化了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为中国共产党在世界上争取了不少支持,也使得不少中国青年投奔延安,帮助了毛的革命。毛与中共政府曾称他为“我们的美国朋友”,一度礼敬有加,斯诺曾经获得与毛泽东一起在天安门城楼上国庆观礼的殊遇——这一段故事是中国政府大书特书,还收入语文教科书,中国的中小学生都知道埃德加·斯诺的大名。

如果没有1970年〜1971年的中国之行,斯诺也许就没有晚年的悔恨。这一年,斯诺偕同他的夫人路伊丝从香港到广州,发现“中国是一个只有一种声音的国家”。到了北京以后,见到中国所有的人都背诵毛的语录,每天要履行“早请示晚汇报”的政治程序,觉得这就象是一种宗教仪式。然后他去了他当年采访毛泽东的“革命圣地”延安,参观了“五·七干校”(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让知识分子与官员“劳动改造”的地方),认为那里的生活就象监狱。这次访华的所见所闻使这位革命的热烈拥护者感到:“在一个地位日益显赫的神权阶层看来,所有不同意见或者补充性的思想都是异端邪说。”然后他再次回到北京,到他熟悉的北京大学参观,听到的介绍竟然是“北京大学在1949年以前是文化帝国主义机构”,1949年中共建立政权后才获得新的生命。对这种肆意否定文化传统的言论,斯诺感到非常吃惊。

最后他终于见到了毛泽东,毛对他大骂中国的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要对他们实行专政。毛还对他说“人民对领袖的个人崇拜是正当的和必不可少的。”毛泽东那句自鸣得意的话“我这个人是‘和尚打伞,无法(谐头发的发音,均为fa)无天。’”就是这次对斯诺说的,让他深受刺激的另一件事情,是他的一位老朋友路易·艾黎的儿子艾伦被关押的可怕遭遇。路易·艾黎参加了中国革命并定居于中国。艾伦告诉斯诺,“文化革命”开始后,他就被囚禁于西北,在监狱里,他周围所有的人都死于殴打、饥饿、冻馁和自杀,只有他想办法逃了出来,想办法找到周恩来,才算是保住了一条命。

这次大陆之行使斯诺深受刺激,他觉得毛泽东有可鄙可厌的一面,对于当年写《红星照耀中国》颇感歉意。一年后,癌症夺去了斯诺的生命。伯讷德·托马斯根据斯诺40多年的日记整理成书出版了《冒险的岁月:埃德加·斯诺在中国》,上述内容就是该书透露的。而斯诺如果地下有知,知道其夫人路伊丝以后在中国的遭遇,一定死不暝目:2000年,斯诺夫人到北京,这次她想做两件事情,一是想将斯诺的遗骨迁回美国,二是想将外国人的捐款送给某学生运动受害者家属的团体“the mother of the gate of the peace”。

结果她一进中国,所到之处,都有中国的秘密警察跟踪“保护”,行动处处受限制, 中共当局既不准迁走斯诺的遗骨,也不准斯诺夫人与任何人接触。当她到中国人民大学想见“the mother of the gate of the peace”的发起人丁籽林副教授时,斯诺夫人被警察拦阻并强制带走。斯诺夫人深感受辱,对丈夫以毕生之力支持的中国革命极度失望,她从此成为中国人权活动最坚定的支持者。

这是埃德加·斯诺的晚年悔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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