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9年1月到1972年12月，我在陕西省延川县关庄公社太相寺大队刘家湾村插队落户，当了四年农民。
1.哭声震天离北京
1969年1月13日，是我人生的重要日子。
1968年12月21日，毛泽东发出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后，北京便掀起了上山下乡的高潮。我所在的清华附中初641班，去黑龙江、内蒙古、云南、山西插队的和参军、留京的有十来人，这次，其余的三十多人都报名去陕北，我也是其中之一。
当农民不是我的初衷，当时我只有17岁，上初二，但在时代大潮的裹挟下，个人没有选择。文革头两年，我们曾在京郊东北旺下乡劳动，见到了文革前下乡的知青，一进他们住的房子，从灶台上飞起乌云般一片苍蝇，他们预言，我们的命运肯定和他们一样，也会下乡，我还不相信。我以前没有明确想过这辈子要干什么，但肯定是要上大学的，不然也不会报考中学时都选大学附中。
文革初期，班上的同学仿效秦始皇焚书，在宿舍里把我的中学课本都烧了，看着脸盆里还在冒着烟的灰烬，我黯然神伤，觉得是个不祥的兆头，但还存有幻想，觉得上不了学的噩运不会真的降临到自己头上，因而前几批去云南、黑龙江、内蒙古、山西农村插队，我都没有报名。然而现在，有伟大领袖“最新最高”的指示，在“忠不忠，看行动”的年代，你还能有什么选择？
临走前，大约是1968年12月，我骑车去看爸爸（吴磊伯，地质学家，1935年在北大参加“一二九”运动，加入民先队和共产党。1943年，和南延宗第一次在中国发现了铀矿；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又指导广东省地质队发现了当时中国最大的铀矿211特大型铀矿床），向他辞行。当时他还关在牛棚里。
文化大革命时期，我爸爸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我记得最清楚的，是让他写交代材料，他写出草稿来，我们帮他誊抄。无休无止地交代，无休无止地写，一稿一稿又一稿。要他把30年前的事情按年按月甚至按天写出来，稍有遗忘，而造反派又从其他人那里听说了一二线索，就说他不老实，要他重写。回想至此，闭上眼睛，眼前就出现了他坐在昏黄的台灯前，皱着眉头，苦苦回忆的情景。
我给他誊抄交代材料时，屡屡惊异他怎么会有那么好的记忆力，居然能把30多年前的事情按天回忆起来。殊不知，那对他的脑子和精神是多大的摧残！当时，造反派送给他“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等几顶大帽子，抄了家，停发了工资，把他关进牛棚（文革时，他们这种人被称为“牛鬼蛇神”，住的地方便简称为“牛棚”）。
我去的那天，天上下着小雪，天阴沉沉的，我的心也阴沉沉的。他的牛棚是原来的图书阅览室，人们过去看书的大桌子现在成了牛鬼蛇神的床，床边有一张小桌子，爸爸就伏在这张小桌子上写交代材料。桌上放着一包烟，他已戒烟了很长时间，现在却又抽上了。古人说，抽刀断水水更流，借酒浇愁愁更愁。
我看，借烟驱愁也好不到哪里去。而且，那是什么烟啊，9分钱一包的“羊群”！里面尽是硬硬的烟梗，抽两口就灭。劣质的烟雾弥漫在昏暗的牛棚里，让人几乎要窒息。爸爸见到我来很高兴，也许这是他这死一般生活中唯一的亮点。他张罗着让我坐下，问我家里的情况，什么时候走，带的衣服够不够，说陕北很冷，让我带上他的皮大衣。我没有拿。爸爸已年近55岁，在牛棚里不知还要住多久，这猪狗不如的境况不知还要延续多久，皮大衣还是留给他吧。
下乡前，爸爸的工资停发，每月只有14元生活费，妈妈没有钱为我准备下乡的行李，卖了劫余仅剩的结婚金戒指，在当时，也只卖了几十块钱。我走后，姐姐妹妹相继下乡，也要准备行李，但再没有细软可卖，妈妈只好把我上中学时骑的自行车也卖了。
1969年1月3日，我忽感不适，发烧头疼，可能是感冒了，去北京人民医院看病，那还是在白塔寺的老院。记得是在一进门往右拐的第一间诊室，大约有几十个人在门口等着看病，在排队等候时，前面的人听说我再有两天就要去陕北插队，纷纷说：“你先看，你先看。”把我让到了最前面。看病的是位女大夫，给我看病时亲切地叮嘱我注意事项，这都让人心里暖暖的，感到人间还有温情。而前几天做下乡前体检，那是在海淀医院，检查的速度快极了，在一个大夫前也就停留几秒钟，拍拍你的背，按按你的肩膀，就通过了！连脊柱弯曲、少根肋骨的都合格。
往学校运行李时，是我生平第一次蹬板车，我骑着借来的三轮车拉着行李骑在去学校的路上，还得意自己第一次骑就骑得这么好。但乐极生悲，在魏公村附近，不知怎么撞了一个骑自行车的人，把他的自行车大梁撞弯了，只好花了五毛钱给他修车。
本来说元月5日出发，不知为什么又推迟到元月13日。
1969年1月13日，我离开北京，乘火车去铜川，爸爸还在牛棚，妈妈和姐姐妹妹去送我。我们是从北京站出发的，车站上人山人海，那一天，我真正知道了什么叫生离死别。
上了火车，安顿好以后，我便站到窗口，听着妈妈的嘱咐。汽笛拉响，火车开动时，车上车下忽然爆发出震天的哭声，响彻云霄。车下的父母兄弟姐妹追着缓缓前行的列车，拉着车上亲人的手，久久不愿松开，仿佛从此天各一方，再也见不到了。
妈妈也哭喊着跟着火车跑，仿佛想再跟我说点什么，再看我一眼，再拉拉我的手。车下的人拼命往前跑，车上的人拼命拉住车下亲人的手，但火车越开越快，终于把紧紧牵住的手分开。
唐代大诗人杜甫在《兵车行》中描述了将士出征、亲人送别的情景“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但那是在战乱时期。而现在是和平年代，为什么却使人感到仿佛是在乱离之世，前途迷茫，再也回不了家，见不到爹娘？此情此景给我极大的震撼，我这辈子只见过一次，但却深深地永久地刻在了我的大脑中。
当时我年轻的心，以人前流泪为耻，觉得那样很丢人，车开动后，为了表现男子汉四海为家的气概，我还与同学们谈笑风生，但内心深处，却也暗暗生出了莫名的恐惧与不安。后来每忆及这一幕，总要想起妈妈，总不禁热泪盈眶，甚至痛哭失声。妈妈现在已经离我远去了，子欲养而亲不在，再要尽孝已不可能。人生，人生，为什么这么多无奈！
2.从北京到刘家湾
1969年1月13日，我们乘火车离开北京。这列火车是知青专列，车上的一千多人都是知青。也许是年轻人的心里装不住愁，开车不久，很多人已经从离别亲人告别故乡的离愁别绪中摆脱出来，又开始有说有笑，时不时，我也拉拉自己带着的小手风琴。至于以后的事，还真没怎么想，下乡去什么地方，和哪些人在一起，我都不知道，以为这是学校或者要去的延川县安排好了的。
但很快地，人们便开始自由组合。有女同学来问我：“吴乃华，和我们一起去吧。”打听之下，和她们一起去的，还有几个高二的同学，他们比我大三岁，比我们懂的多，也比我们老练，和他们在一起，岂不是会处处管着我们？我不愿意管别人，也不愿意被人管，所以没有同意。
最后，安排在刘家湾的大概是别人组合后剩下的，一共13个人，其中8个人是初641班的同班同学：刘元东、段和、吴乃华、尹清萍、许玲、蒋文佳、熊雪玲、张蒲静，还有许玲的哥哥许全，张蒲静的姐姐张蒲真，初642班的同学岳林，以及两个铁道附中的女生樊平和李潞萍。
1969年1月14日，火车经西安到达铜川，我们住的地方似乎是一所学校，晚饭时，打饭的大叔一边盛菜，一边劝我们：“多吃个白馍，多吃个白馍，再往前走，就没得吃了。”当时我还不太相信，以为他有点夸大其词，1962年之后，我们在北京已经不再吃代食品；文革初期在学校附近支农劳动时，馒头也是管够；大串联时，到各地米饭馒头都能吃饱。现在，难道去陕北又会像三年困难时期一样饿肚子吗？心里存了个大大的问号。但从食堂大师傅那认真的口气中，又感到不是在说笑话，心头不禁掠过丝丝寒意，难道饥荒岁月还会再来？
晚饭后在校园里溜达，听到什么地方传来钢琴声，循声找去，来到一间教室，有个叫马迅的同年级男生正在弹琴，琴声优美流畅，看的出来是经过专业训练的。我从小就羡慕会弹钢琴的人，少年时，父母见我们喜欢音乐，也给买了手风琴、小提琴、笛子、箫、口琴等乐器，让我们学，但一直没有痛下决心买钢琴。文革初，我到菜市口的委托店逛，看到卖旧的德国钢琴150元，较新的钢琴250元，也不知是抄家物资、扫地出门者的东西，还是担心封资修的恶名而主动卖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