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月15日，我们坐了一天的汽车，从铜川到达延安，当时还没有水泥路或柏油路，只有土路，一辆接一辆汽车行进在陕北的塬上，扬起了漫天的黄尘。我们乘坐的是大卡车，虽然有篷，但车后面是敞开的，一路走，一路黄土卷过来扑进车厢里，到达延安后，人人都是灰头土脸，变成了货真价实的黄种人。
1969年1月16日，我们从延安乘汽车赴延川，一路所见山峦，又是一番景象，既不是我在北京或串联时在南方常见的石头山，也不是从铜川至延安路上所见的顶上开阔的“塬”，而是像一个一个大黄馒头那样的土山，但馒头的边缘不是平滑的，而是像巨人的手随意抓出来的千沟万壑。
中午饭是在贾家坪吃的，每人发了两个饼，但没有给菜。我拿着饼心里纳闷，无论是在学校食堂还是去大串联，到哪里都是有饭有菜，怎么到延川后不给菜吃呢？但实际上并不是没有菜，确切点说，是没有北京人意义上中饭该吃的菜，而只有酸菜，放在窑洞门口的一个大盆里供人随意取用，但好像没什么人去吃。在我的概念中，只有炒菜、熬菜才叫菜，而酸菜只能归入咸菜的范畴，是早饭时就着稀粥吃的，而中饭或晚饭吃的必须是炒菜或者熬菜。
午饭后，大队人马步行由贾家坪走小路翻山去关庄公社。我可能是对中午吃的饭不太适应，肚子不舒服，就照顾我随着行李乘汽车走大路去关庄公社所在地关家庄。其实到关庄是有公路的，但是没有汽车，我后来听说，当时全县的汽车也不到10辆（不知是不是我记错了，现在写到这里，我还觉得这个数字很荒唐），一路上，我躺在行李堆上，观赏着沿路的风景，好几个地方都有松柏树枝搭成的欢迎知青的彩门。
晚上我们住在公社所在的村子里，我把自己做的半导体收音机拿出来试听，高兴地发现能够收到台。
1969年1月17日，我们从关庄往东沿着清平川步行，前往太相寺大队刘家湾村，25里路。本以为队里即便没有拖拉机，也会赶个马车来给我们拉行李。没想到队里那么穷，竟然连个驴车也派不出，而是派人拉着架子车去关庄接我们，车子装行李，人随着车走。
在太相寺小学前，队里举行了欢迎仪式，队干部致辞之后，我也说了几句话，无非是鹦鹉学舌似的说些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之类。
晚上，我们吃了到达村里后的第一顿饭，吃的是饸饹（helao），帮我们做饭的是起兴（村里一个小青年）的大（二声，爸爸的意思），浇的汤是洋芋臊子。所谓饸饹，不过就是一种面条，没什么新鲜，但有趣的是做的方式：炕头的大铁锅里烧着水，铁锅上架着个类似铡刀的东西，但铡的不是草而是面团，起兴大抓起块揉好的面团，塞进铡刀床上的洞里，然后把铡刀落下来用铡刀把上的木块盖住洞，再一屁股坐在铡刀把上，双手扳住铡刀床的下缘，上下用力，使劲一压，一根根面条就从铡刀床下的洞洞里漏出来，滚落到锅里。屁股的作用发生了如此大的升华，我简直惊讶得目瞪口呆，根本颠覆了之前的所有观念。在这里，我第一次知道，除了手之外，屁股也可以做饭。
3.从学生变农民
从北京去陕北插队，是人生的大改变。而要从学生变成农民，在生活上，要过好几关，砍柴、做饭、背粮、买煤、挑水，喝水，一样都不能少。
砍柴：我下乡的刘家湾村，位于延安北部的延川县，那里是山区，但山上既看不见树，也几乎看不见草，从延安去村里时正是冬天，所经过的群山都是光秃秃的，就像一个个黄黄的大馒头！在夕阳的映衬下，这一片红红黄黄的馒头山，作为风景来看，色彩奇异，群山苍凉沉寂，确实别有特点。但对于生存在这里的人来说，就不那么诗意了。
人要活着，就得吃饭，而要想把饭做熟，就得有燃料。在当时当地，燃料只能是柴或者煤。煤矿在百里远的永坪，不是想去就能去，得有车有牲口，队里去公社接我们都是人当牲口，是想要就能有吗？惟一现实的是柴。柴也分两种，一种是农作物的秸秆，一种是山上砍的柴。秸秆在头年秋天已经分光，要想做饭就只能靠山上的柴。所以，下乡没几天，我们四个男生就受命上山砍柴。
那天是个阴天，队里派一个叫刘德的小青年领我们上山，工具是小镢、镰刀和绳子，小镢用来刨地，镰刀用来割树枝，绳子用来捆柴。爬上山去，到处是收割完庄稼的黄土地，哪里有柴呢？走了七八里，才在一处多年撂荒的山坡上发现了些细细软软的黄草，“就是这里吧！”随着刘德的一声招呼，我们明白这就是今天的活儿了。
这种柴经烧吗？为什么不砍木柴呢？虽然有疑问，活儿还是要干的。于是弯下腰，连拔带割，忙活了大半天，每人割的草也只有约二十斤，而太阳却已偏西，该回家了。我们背上这第一次砍柴的收获往家走，心里有些兴奋，也有些惶惑：一天下来，四个人就打这么点儿，够烧几天呢？
这种又细又软的黄草果然不经烧，以后的日子里，我们又去更陡峭的山坡上砍过木柴，砍过有刺的圪针（酸枣树）、柠条，在下雨时节，缺少干柴，为了做熟饭，我甚至把高粱秆编的锅盖、柠条编的筐、装粮食的席筒子劈了当柴烧。但直到买了煤，烧柴的问题才基本解决了。
做饭：刚下乡时，队里派起兴大帮我们做了几天饭，算是带我们，后来，我们就自己做饭了。吃什么？入乡随俗，吃小米饭、小米粥、豆面条、玉米饼、馒头、摊黄（发面的玉米面煎饼）、饺子、包子、黑豆钱钱饭、黄米糕，等等。怎么做？轮流，每人5天。
我在北京也做过饭，但在陕北，满不是那么回事。要自己挑水、推磨、拉风箱，自己收拾柴火。劳动通常是早出晚归，由于干活在山上，比较远，为了节约时间，早饭中饭一般是在山上吃，队里每天派人往山上送饭，收饭时，送饭人站在村子中央，大声呐喊吆喝，各家便赶紧把饭食送去，通常用一个马勺或盆装着水、小米汤等喝的，用布袋装干粮。
水倒在一个大桶里，干粮放在筐里。送饭人用扁担挑上山。因而在山上干活时总能见到和品尝各家的干粮。家境好的，吃的是纯粮做的干粮，也就是不掺糠、麸子或谷叶子的粮食（所幸还没有像三年困难时期那样吃玉米芯粉）。但多数人，干粮里总要掺些糠、麸子或谷叶子等等，即使家境好的人家也常这样吃，这被看作会过日子的标志。
由于做饭不老练，我也闹过笑话。有一次轮到我做饭，段和上山劳动。我做的是“哭赖”，就是把扁豆切成一段一段，拌上面粉放在笼屉里蒸，蒸熟了放上辣椒、盐、酸菜汁等调料吃。那天恰逢下雨之后，天仍是阴沉沉的，我烧了一阵火就没有干柴了，湿柴放进灶膛里光冒烟不起火，根本做不熟饭。
眼看快到送饭的时间了，我的饭还没有熟，急得到处翻持能烧的东西，把暂时不用的高粱秆编的大锅盖烧了，饭没熟，又把挑东西的柠条编的筐劈开烧了，饭还没熟，最后把装粮食的席筒子也一条一条地拆下来烧了，锅里才冒起了腾腾的热气。
这时送饭人吆喝得正紧，我赶紧用饭盒装了一盒送去。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如释重负。但晚上段和收工回来后，把饭盒往桌上一摔：“看看能吃吗？”我打开饭盒一看，“哭赖”没熟，没法吃。干了一天的重体力劳动，饿肚子该是什么滋味？我深感歉然。问询后，才知道，是老乡这个给点，那个给点，才让他撑了下来。
喝水：人生下来就会喝水，但到了陕北，我却又不会喝水了。为什么？因为，有时候你必须一气喝下一大盆水，一直喝到嗓子眼，有时候你又不得不一天不喝水。这些，是生来就能会的吗？
刚开始上山干活的时候，乡亲们叮嘱我们，走前多喝点水，我尽管还不大明白其中的道理，但上山前还是额外喝了些水，然而也就是比平常多喝几口罢了，再要多喝，还没那个习惯。到了山上，干了一阵活，就开始出汗了，尽管还是早春天气，但很快就感到嗓子冒烟，特别想喝水，但那里的山都是黄土山，山上根本没有泉水，要想喝水必须下山去。
于是在休息时，我和区延佳渴得受不住，就冲下山，跑到河滩的泉眼，一顿狂灌，我数着，一共喝了39口，觉得实在灌不下去了才停住嘴。而区延佳说她喝了69口水，真能干啊！喝完水，我们返身往山上爬。尽管喝了那么多水，但爬到一半就又渴了。但马上要开始干活，不能再跑下山去喝。水是喝到了，但别人休息的时间，我却花在了上山下山的路上，总这样，自然感到累。要想不那么累，就得像乡亲们教导的那样上山前多喝点水。
以后的日子，我也学会了上山前尽量多喝，怎么多喝？就是把水喝到嗓子眼，再喝一口就喷出来的程度。我逐渐变得特别能喝水，割麦子回来，可以一气灌下一大马勺凉水，或者大半脸盆小米汤。而耐渴的本事也越来越大，早上喝饱了，可以一天不喝水。离开农村后，尽管有了可以随时喝到水的条件，但我似乎已经不习惯经常喝水了。近些年体检时，总说我血液粘稠度高，不知道和早年的这种习惯是不是有关系。
挑水：我们插队的刘家湾村坐落在一个缓缓的山坡上，山坡下是条小河，河边有个从石头缝里流出水来的泉眼，村里人喝的水就来自这口泉。我们轮流做饭，水也归做饭的人挑，一根扁担，两个铁桶，装满水有百十斤重，刚挑水时肩膀生疼，但干久了，肩头压出了死肉，也就不觉得疼了。但遇到下雨天，特别是连阴雨，吃水仍然是个大问题。
一下雨，通往泉水的土路泥泞湿滑，空身走都容易摔跤，更别说挑上两桶水了。有一次，遇上连阴雨，我们的水缸见底了，正为做饭没水发愁，有个老人挑了一担水给我们送来。这个老人好喝个小酒，因此人称“老二两”，喜欢到知青的窑洞来串门，但不多说话，只是憨憨地笑，没想到观察得那么仔细，在我们一筹莫展的时候，顶着雨送来水，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