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女性的引领下，他们看到父权和极权同源同构、相辅相成，性别平等视角在过去的民主和人权运动中严重缺失。（美联社）
编按：六四天安门事件即将35周年。本报与国立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通讯》合作策划专题，第二篇由中国女权运动者一瓦执笔。作者从一位长期献身民主运动者的角度，省思“在血泊中夭折的运动，重温我们的共同记忆和共同承诺”，在愈来愈高压的政治环境下，纪念六四的场所（不论是实体广场或网络空间，包括在中国和香港）亦遭审查禁止，致使作者有“何处致哀”之叹。然而，2022年的白纸运动，其后的MeToo运动，却引爆了新一波的抗争风潮与新思维。
六四屠城35周年祭即将来临。国际互联网上（而不是中国国内互联网内）扑面而来的各种信息让人不忍直视却又无可回避。
1989年6月4日以来，每年这天或其前夕，天安门广场都是我的志哀之处。1990年，第一个周年祭时，工作单位的各级管理层都已经大换血，一众二三十岁的平头百姓，仍然在接受“清理清查”。我们几人不管禁令，一身素服骑上自行车奔天安门，绕行广场一圈。现在想来，我们除了一心寄托自己的哀悼、悲愤之思，抒发不甘、不服之情，潜意识下也有宣示重回街头的意味，不然，为啥那么在意要结队骑行呢？回到那个“机关大院”时，我们昂首挺胸，志哀之举让我们获得了新的能量。
此后30多年，无论我们的命运以何种形式、何种程度被那场镇压所影响，即便我们陆续各奔一方、各有其志，难以再结伴前往，但我们都以不同方式，在那一天，不约而同地凭吊六四殇者，祭奠那场在制约中开始、在血泊中夭折的运动，重温我们的共同记忆和共同承诺，强化因八九民运而加深的联结。
21世纪，“胡温时代”的某年六四，我和一位朋友同往天安门。1989年她尚未成年，已经在某省上大学，即使六四镇压后，即时在市民的支持已经再而衰、三而竭时，她也仍然和同伴们继续上街、宣讲。她毕业来到北京，我们因工作而结识。那天下午，我们参加一个活动，结束时不约而同地说想去天安门看看。广场上和金水桥前人不多，气氛平常中带点紧绷。我们转了一圈出来，谁都不想离开，便在街边无言而坐。这时，一个拎着尼龙小购物袋的妇女，看上去非常平常而朴素，约莫四十岁多岁，貌似被警察随机选中而截查身份证，结果没有被获准进入。看她在旁边盘桓，我们寻机搭话，问为何不让她进天安门。她淡然一笑，说还真不知道。而我也仅仅知道，那时流行一个说法，“天安门广场上，三分之一是游人，三分之一是法轮功（练习者）（伺机撒传单或做别的言论表达），三分之一是便衣”。骑车人经过广场时，如果停留，警车促催继续前行的喇叭就会响起；出租车经过时，司机要锁紧车窗，以防乘客有不轨之举。
习时代的六四，天安门广场的戒备已经随着技术的发展而更加森严。各个入口处都装了安检机，还要开包查看其中印有文字的纸张。有一年我进入时，忘了包里有一篇分析毛泽东和文革的英文文章，那是我公交出行中的读物。幸亏负责安检的女警官只是瞟了一眼，没有多问、也没有没收。2019年的六四，我最后一次去广场。天安门城楼前，不时有人们在毛泽东巨幅画像前留影，他们看似当年还没有出生或最多只是小学生。我不禁想，互联网防火墙内的人们，有多少人知道，1989年的此时发生过什么、天安门见证了哪些、他们自己的世界又怎样看似无关而其实被那场镇压所塑造？
网传影像显示，近日天安门附近发生冲撞事件，一名疑似警员者（红框处）倒地不起。（取自X@whyyoutouzhele）
偶尔在六四时“碰巧”去香港，参加维多利亚公园的烛光悼念。在那个特殊的“泡泡”里，在自由地用语言、服饰直抒胸臆的人丛中，我既有解放的感觉，又心怀顾忌。既乐意被记者采访、又要小心翼翼地掩饰身份，既期待将中国人的心声传出去，又要避免自己被“秋后算账”。无论怎样，每次去维园，我都会让自己畅快地留泪，为六四亡灵、为天安门母亲、为不忘六四心向未来的那些香港人、为我这样不远百里、千里来到这里的中国人。每次在维园流泪之后，如同每年六四从天安门广场归来，志哀都是我继续西西弗斯劳动的一次补给站。
曾几何时，维园烛光难再。“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的承诺，打了不只对折。香港“回归”不到25年，维园点烛一步步成为禁忌、成为犯罪。2020年的六四，以新冠疫情为由，警方首度禁止支联会举办维园烛光晚会，但仍有大批市民进入围封的六个足球场，点点烛光照亮了暗夜。2021年，“港区国安法”实施后的首个六四祭日前，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表示6月4日晚上会“在大家都能看到的地方，点起烛光”。这则贴文导致她六四清晨在办公室附近被捕，被指涉嫌宣传或公告未经批准集结。警方下午更引用《公安条例》围封维园足球场及草坪，甚至在多条通往港岛区的隧道设路障，截查前往港岛的车辆。然而，到了晚上，四面八方赶去维园的人们有人秉烛，更多人则是打开手机灯，绕场而行。三五成群的警察不时截查行人，并要求手机关灯。然而，人们或是在手机屏幕上展示点燃的蜡烛，或是继续/再度打开手机灯。是夜，在香港的街头、海边，仍可以看见祭奠的电子蜡烛星星点点。这显然是当局所不能容忍的。来自中国内地的研究生曾雨璇的经历就是明证。她企图在六四34周年时悬挂“国殇之柱“直幡，行动尚未开始就被捕，刑满后被遣送内地、人间蒸发已经200多天。
香港“回归”不到25年，维园点烛一步步成为禁忌、成为犯罪。图为2019年香港维园的六四集会。（美联社）
墙内互联网、社交平台，也曾经是人们用其他方式曲尽其意的祭奠地。例如用8、9、6、4朵不同颜色的花摆出图案，或是在黑底上以成排的汉字模拟只身挡坦克的著名照片。最近几年，这类表达已经愈来愈少，互联网空间的愈加逼仄，以及人们的自我审查愈加严重，进一步压缩著所剩无几的祭奠空间。
就在这令人窒息、令人绝望的局面下，希望的烛光点燃。2022年11月24日晚乌鲁木齐导致多人死亡的大火，引发了上海、广州、北京、成都，以及亚洲、欧洲、美洲多个城市的白纸抗议。女性和多元性别的声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彰显。2023年5月，台湾的政治工作者中爆发出性骚扰个案被以“大局”的名义压制的案例，由此牵扯出#MeToo投诉八九学运领袖和来自中国的民主、人权运动活动家的新闻。当时正值六四前夕，被投诉的当事人和支持者们，都有以“大局论”和“阴谋论”作为挡箭牌。
乌鲁木齐大火烧出“白纸革命”，一度在全球持续延烧。（美联社）
而此前和此后披露出来的其他个案已经足够让人警醒，如89学运中天安门领袖对女性同伴的态度，有人1989年刚流亡到巴黎就发生性侵的传闻，有人2015年在多宗性侵和性不当行为被揭发后短暂退隐但不久后又复出，乃至2023年初仍有八九民运人士浑然不觉自己的骚扰行为对当事人一再造成伤害。这些都让简体中文世界里面越来越多的人，从近年来女权和多元性别平权持续高涨的环境中不断成长，特别是经过了#MeToo运动的洗礼，他们已经能够看到民主和人权不仅是制度、政治变革的诉求，同时也是社会变革的需要，并应体现在个人日常生活和人际关系的实践中。“父权不死、极权不止”的口号、“无女权不民运”的呼声，让人看到，纪念六四的活动获得了新的动力。
今天的年轻人在祭奠那场夭折的运动、在审视六四一代（那些曾经的年轻人）的贡献和局限、在担起自己的使命、在思考民主和人权、在展望他们所要的未来时，已经迈出了超越前辈的步态。在女性的引领下，他们看到父权和极权同源同构、相辅相成，性别平等视角在过去的民主和人权运动中严重缺失，家庭暴力、约会暴力、性骚扰和性攻击等性别暴力问题，并未被视为题中应有之一，而这个现状必须改变。女性们已经在引领着人们开始撬动这个根深蒂固的现状。固然阻力重重，祭奠六四的全新篇章已经破题。
※一瓦是笔名，中国女权倡议者和作家，目前旅居海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