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想来，我与现实世界的种种冲突，从十几年前，就已经注定了。
2013年，我中考发挥失常，以全校排名第八百的成绩，考入了无锡市的一所重点高中，至于那一届的录取学生数，恰恰好，也是八百。就这样，顶着倒数第一的名头，我花了一年时间奋起直追，爬到了班级前十。
成绩进步，父母露出笑容，只是在我的内心深处，只觉得压抑。
这种感觉从入学伊始便诞生了。为了方便管理，学校强制要求所有学生必须住校，每两个礼拜，休息一天半。每天从早上六点开始，闹钟如同冲锋号，每个人从床上弹了起来，洗漱十分钟，早饭十分钟，然后抱着课本一路疾步，说笑也顾不得，只为了赶在早上六点半，在教室坐好。
早自习向来安静，听不到半点喧哗，每一张桌子上面，全堆着小山一般的教辅材料，学生们埋在教辅里，垂着头，专心致志地在习题册上画下一个又一个公式和化学符号。连绵不绝的，只有笔尖划过纸张的动静，细小的，尖利的，像钢锯，又像是白蚁无休无止地啃食着木头。
来来回回刷题，来来回回寻找着正确答案，机械地熬着光阴，让人没有时间思辨。
日日忙到晚上十点，迎着明月返回宿舍，黑暗中，每个人举着手电筒，追着光，默背着老师们画下的一段一段重点。斑斑点点的光芒在夜色中，仿佛是一枚一枚明亮的蜡烛；可是这些蜡烛再明亮，也没有温度，在我心里面，就什么也温暖不了。
那时候我觉得我们不像是读书，更像是一个又一个囚徒。老师们也只会谈论着考试成绩和排名，仿佛人都成了不需要感情的机器，除了分数，个体的存在价值变得毫无价值。
我感到迷茫，无法像大多数人那般对此安之若素，整日怀疑自己生存的意义所在，后来，便开始读小说，试图通过文学著作，去找到问题的答案。起初是加缪和存在主义，后来又迷上了日本文学，读太宰治、林芙美子，还有永井荷风和谷崎润一郎。独特的美学和细腻的心理描述让人迷恋，他们不像是远在天边的作家，更像是久未谋面的朋友，在通过文字，小心地朝我陈述着自己的际遇和苦恼。有了这些作家的陪伴，那段灰暗且孤独的日子，也因此变得多了一丝明亮的色彩。
就这样，三年里，
当身边每个人都只顾着把自己逼成一台考试机器时，我偷偷地读完了上百本日本小说。渐渐，世界观变得清晰——如果未来只是一份体面工作，为了金钱暗无天日，那还不如死了算了；我更希望像他们一样，和文字一起，自由地存在于世间。
可作家始终是一个高危行业。太宰治自杀了，川端康成自杀了，三岛由纪夫也自杀了，好像“自杀”是作家的宿命，如果不“自杀”，那就不是“好作家”。我不想死，更不想自杀而死，便想到了如果自己去研究文学，成为一个文学评论家，在大学里任教，安安全全，不失为另一种选择。
然而成为文学评论家却并不容易。首当其冲，便是来自于家人的反对。父亲说你学文有什么用，你要学金融，学了金融以后才能赚大钱。我不愿屈服于世俗观念，讨厌他的虚荣，可最后不得不屈服，因为衣食住行离不开父母。我需要钱，离不开父母的钱。
十几岁的年纪，总是人微言轻的。
面对父母的否定，那时我只能绝望地读着波德莱尔的诗句，“一旦堕入笑骂由人的尘世，威猛有力的羽翼却寸步难行。”心中渴望逃离到最远的远方去，找一个书斋，过着近乎出家的生活。
命运最终还是以一种近乎玩笑的方式垂青于我。高考时，我再一次发挥失常，面对着不甚理想的分数，父母心目中的南京大学成了泡影，学金融的梦想也随之幻灭。我让母亲随便给我报一个大学，只求早日解脱，但这种近乎自暴自弃的行径，却换来意想不到的结局：我被一所北京的知名大学录取了，专业是日语，与我朝思暮想去研究日本小说的念头不谋而合。
对于这个成绩班主任自然十分惋惜，他觉得我没有全力以赴，在学业上，只拿出了60%的精力。我始终没有告诉她，
我并不会后悔，虽然那40%他无法认同，可在我心中，那却是我感到自己存在的唯一方式。
幻灭
2016年夏天，我离开了多雨的家乡，来到了干燥的北方。大学里没有围困人的高墙，生活上是自由的，轻松的。不过，很快，我就发现，自己似乎依然无法摆脱那种与世俗观念格格不入的感觉。
大学是一所文科院校，然而并没有多少人文气息。聊起未来的出路，同学们要么想要从政，要么想要经商，学习日语的目的，也只是为了让自己可以在这两条道路上，获得一个更好的前程。
一听到我说自己想要研究日本文学，很多人马上投来诧异的目光，不约而同地发出疑问：为什么，文学很赚钱吗？
我意识到，原来在本质上，大学与高中并没有任何不同。学习只是一个工具，是用来换取物质的筹码，既不纯粹，也没人热爱。
结果，莫名其妙地，我就成了班上最刻苦学生。别人忙着社交，忙着为前途铺路，我却像个离群索居的隐士，一个人抱着书，静静地，对着日语所构建出来的世界，一坐一整天。与其说是自己不想清闲，倒不如说那时的自己不知道如何清闲。对于高中，虽然心中怨恨，可是身体上却始终摆脱不了曾经的生活惯性。
这种矛盾感贯穿了整个大学时代。
大三时，因为要去早稻田大学做交换生学习日语和日本文化，我迎来了去往日本的机会。飞机渐渐远离地面，脚下的土地变成了遥远的存在，八千英尺高空之上，厚厚的云层在视野里，好像川端康成笔下那个一尘不染的雪国。我仿佛正踏着雪，一步一步，走向那些文豪们的故土，形如朝圣。
可是这段朝圣之旅，一样被现实的矛盾所纠葛。诚然，早稻田大学的人文气息要浓厚不少，但与此同时，压抑的氛围却比国内更甚。
有个严肃的日本老太婆，时时刻刻板着脸，一副深仇大恨的样子，见到学生就骂。一次课上，我和同学一起做了关于川上未映子的作品分析，她不由分说，立马发火：“你们怎么可以这么解读，你们知不知道，要是川上未映子本人在，一定要被你们的话活活笑死！”
心情顿时跌到谷底。我想起了莎士比亚的名言，一部作品，一经完成，就不再属于作者，而是另外一种存在。作者怎么看待并不重要，毕竟文学是自由的，又不是数学题，为什么不能有不同的答案呢？尤其在很多年后，这部害我被痛骂的小说被改编成了电影，在耶鲁的日本电影课上被提及。偏偏导演的解读方式，与我的看法一模一样，真是让人想骂娘！
那一天，这个日本老太婆就像条疯狗，将所有小组全给骂了个遍。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心中积攒了无数的怨气，只知道如果自己到日本读书，落在了这么一个导师手上，将必死无疑。
这个想法得到了一个学长的印证。那时他正在东京大学读博，见到我，立马说：“你千万不要来日本读书。”
“为什么？”我问。
“你不知道么？日本就这样，导师跟皇帝一样，跟着他们读博，还不如做奴隶。”
他告诉我，认识的一个女学生被导师性骚扰，因为不愿意就范，最后没有办法，不得不退学；还有一个人，天天被导师辱骂，就算什么错误没有，也要被骂做“废物”，忍气吞声了七八年，最后还是不得不中断学业。
“就不能举报吗？”我傻傻地问。
他摇了摇头：“日本就这样，举报有什么用。而且，就算你能忍，忍到博士毕业，做博士后，有什么用？学问再大，学校不请你，也只能做‘非常勤’讲师，也就是临时工，拿着低廉的收入，被学校当使唤丫头。”
我一下子就联想到了早稻田大学里，那些白发苍苍的老师们，他们做了半辈子文学研究，却换不来一份终身教职，只能拿着微薄的薪资，做着非全职工作，还要在正职教授面前忍气吞声，甘愿被剥削。
一刹那间，我对日本的好感全部幻灭了。我理解了那些日本作家们——他们选择写作，是因为心向自由，可是主流社会容不下他们的自由，他们便只能沦为社会的边缘人。难怪那些文字总是绮丽中透着绝望，难怪他们要自杀。
一年的交换生结束了，我回到国内，心情沉重。
我依然爱日本文学，可连日本社会都容不下日本文学。
回归现实，或许按照父母的期许，考研，换一个多金的专业，才是人生的不二选择。但文学就在那里，仿佛毛姆笔下的那轮明月，总是让我固执地仰望，无法顺从地低下头颅。
既然东方解决不了我的困惑，那就去西方吧。我想，或许我一直在寻找的答案，就在那个更为遥远的地方。
成为耶鲁女孩
父母对我去美国留学的想法感到震惊。他们威逼利诱，说：“你要是出了国，可就没嫁妆了。”见我不为所动，又说：“只要不去美国，就给你买保时捷。”可惜费尽了口舌，他们也不会明白，自己口中的这些理由，却是我一直想要逃离的。
我们不停争吵，激烈的博弈，不分胜负，换来的结果，只好相互妥协。父母同意我去国外，我则接受了所有附加条件：
他们说，你必须读名校，最差也必须是常春藤院校。否则，不要指望我们出一分钱。
他们还说，不光要读名校，还要拿全额奖学金。因为你读文学，赚不到钱，那么高的学费打水漂，永远回不了本！
我明白话中的意图，在现实世界里，投资关系着回报，商品标有价格。我想起过去，母亲经常带着我，孜孜不倦地去见一些久未谋面的富豪朋友，然后自然而然地套近乎：“忘了么，我女儿还在你家尿床了呢！”她乐此不疲，并为自己处在这个小小的社交圈里沾沾自喜，也努力地试图将我推入其中。
然而我不愿成为一个商品，更讨厌这样的生活方式。但文学的清高，却依旧摆脱不了铜臭的侵扰，听了父母的话，我就只能寄希望于虚无缥缈的彼岸，把奖学金和录取函当成了唯一的救命稻草，每天挣扎在压力下，像是推着巨石的西西弗斯，疲惫，无可奈何。
后来，我病了，病得很严重。整夜蜷缩在被窝，翻来覆去，无法入梦，睁眼也不是，闭眼也不是，瞧着窗外的世界从安宁到喧闹，从昏沉变得光明。接下来的几日，日日如此，直到医院下了诊断书——抑郁症，中度。
美国大部分高校的申请截止日期在年底，因为抑郁症，我错过了2019年年底的硕士申请。好在，芝加哥大学允许学生在次年四五月再次申请，2020年4月，我向芝加哥大学递交了申请材料，最终等来了录取函。芝加哥大学是名校，有奖学金，可也只有三分之一。
父母不愿松口，我去不了美国，只能企盼着来年。彼时外面病毒肆虐，坏消息像尘埃四下浮动，出不去门，干脆将自己放逐到了书卷之中，小小的房间便如同一个封闭的港口，我变成一艘静泊的舟，沉迷于网络，与许多的人一起，读米歇尔·福柯的《性经验史》和柏拉图的《会饮篇》，聊人类性观念的形成以及古希腊的爱情。
一年时间，这场文化沙龙从十几人的密会，变成了数百人的盛宴。我也发现了自己原来并不是一个孤独的个体，就算世上充满了世俗，可文学自有它存在的意义。像一朵远离人烟的花，就算无法吸引到大多人的目光，依然有人在探寻着它的香气。
也正是那段时间里，我完成了耶鲁硕士的申请。在文书中，我提到了太宰治为鲁迅作的传记《惜别》。虽然无数人用太宰治的名言“生而为人，我很抱歉”装逼，也虽然这本书以“自我意识过剩”为由被评论家批评得一无是处，但我却对太宰治极其共情：
在高考工厂和无聊的大学里，我所坚守的，那一点小小的“自我”弥足珍贵。
这一次，我拿到了耶鲁的录取函，也拿到了全额奖学金。父母无话可说，我则像是完成了一场漫长的战斗，脸上的喜悦关乎胜利，但更多的是解脱。
我一定要离开，如果不离开，我知道，自己迟早会变得平庸，余下的人生陷落在物质的阴沟里面，犹如自己曾鄙视的人那样，不停盘算着自己的阶层，一边求上不得，一边朝着下方面露虚伪的笑。
2021年夏天，坐在飞往美国的航班。我想，我就这样离开，再也不要回来了。
妥协
耶鲁毕业后，接连被十几家公司拒绝，终于有一家日本公司，给我发来了录用函。三轮面试，让人精疲力竭，不过至少，容身的地方有了。
不过现实很像一部拙劣的戏剧，2023年9月，正当我准备搬往纽约时，这家公司却忽然把录用函撤回了。
原因在于签证。
外国人要在美国工作，离不开H1B工作签证。这个签证由雇主办理，几千美金的律师费，换来一年抽签一次的机会，中签几率只有25%。换而言之，就算雇佣了我，最后我能不能工作，依然是听天由命的玄学，而且很大概率还是要滚蛋。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德国男友在美国读博，如果我们结婚了，就能拿到五年的J2签证。一切问题迎刃而解。
HR开始不厌其烦地追问着我到底要什么时候才能结婚，话里话外，巴不得我立马原地登记拉倒。我明白，明智的选择，当然是乖乖就范；然而在心里面，爱情始终是爱情，如果只为了工作，那不等于被现实强奸了吗？
不愿意妥协的结果，便是无业。陌生的国度，只有男友的安慰带来了一阵暖意，他说：“小林，没有工作，这一年我可以养你。”
但我在美国是待不了一年的。半年OPT签证期限临近，时间一到，人就必须要离开。面对着困境，再不甘心，也只能选择与现实妥协。
十月份，我们登记成为夫妻。
一个礼拜后，OPT签证到期，我和他在机场离别，独自登上了回国的客机。
不过人回到了国内，心依然在美国飘着。我放不下文学的梦，没有着急准备J2签证，先忙着去申请读博。这一次父母倒是对我听之任之，任我随便申请。于是我把全美有日本文学和日本电影专业的大部分大学全申了一遍，从哈佛，到全球排名500的普通学校。不求名分，只求生存。
自信满满，迎来的却只是一记耳光。每一次教授都说欢迎申请，到最后却只发来了回绝信，告诉我很遗憾，今年不招学生。
不招学生，那还让我申请干嘛？我气得直骂人。
一个朋友给出了答案。原来在美国大学，只要有人申请做自己的博士生，教授们就能得到一笔不菲的申请费，申得人越多，钱自然也越多。所以什么时候问，什么时候都欢迎。没有诚意，只有套路。
我彻底失望了。搞了半天，原来我的热爱，在别人眼里的最大价值，也只是拿来换取钞票而已。无论是东方和西方，都不需要文学。研究文学注定死路一条。
到了2024年过年结束，我彻底放弃了和日本文学死磕一生的念头，那些曾经视若珍宝的小说被束之高阁。我没有那些作家们的勇气，就只能收起羽翼吧，变成尘世的一部分吧。
第二次申博失败后，我开始参加国内的春招。我连难过的时间都没有，就投入了春招的大军，只求简历上的gap时间短一点，让我看起来不那么像个“废物”。
因为不是应届生，互联网的实习机会与我无缘。加之未来充满了不确定，
我又不愿远离家乡。后来找了数日，只有一家外包企业愿意给我面试。
几个人，身着正装，像审讯犯人一样，神情严肃，一丝不苟，就算我故意活跃气氛，也巍然不动。过程还是老一套，我聊着市场前景、个人能力，最后发誓会“好好工作”。
不过其中也有插曲。
听到我曾经创办读书沙龙，几个人便轮番问起了细节。我老老实实复述完毕，有人忽然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你既然曾经创业过，而且还成功了，会不会忍受不了给别人打工？”
我说不会。
可他还是说：“我觉得你太优秀了。”
我愣了一下，忽然意识到，原来创业在对方眼中，并非优势，而是污点。
面试最终失败。不久后，在小红书上，我刷到了HR发出的面试笔记。其中一句话让人印象格外深刻——这个人太随性。
想一想也是可笑，我竭尽全力，去让自己符合世俗的眼光，结果再怎么努力，还是被人一眼看穿。
自我
到头来，能够容纳这种随性的，只有一家塔罗牌店的老板。
电话中，她神神秘秘地告诉我：恭喜，你被录用了，明天就可以来上班。好处：包吃包住。坏处：月薪三千。
月薪三千，我也干。接连不断的打击下来，人已经麻木了，什么耶鲁，什么狗屁职业规划，管他呢。
工作地点在上海，只有三个人。两个人做客服，一个人做老板，兼职算命。来咨询的客人大多在夜间出没，被感情所困，纠结于“他到底爱不爱我”和“我们能不能在一起”这些永恒的话题中。我一边看聊天记录，一边从只言片语里，寻找蛛丝马迹，分析着爱恨情仇的本源，并提出建议。从这个角度上看，这倒很像是在研究文学作品，自己一身学问，也算有了用武的地方。
但天天聊宿命，人也不免会陷入到宿命论的观念。尤其夜深人静，各种情绪爆发，聊着聊着客户，最后就聊到自己的人生际遇上。
老板四十几岁，她说自己早年间曾在日企里面做高管，不过做高管也没什么意思，后来便毅然放弃了高薪，做起了塔罗牌。
我就想，自己就算找一份体面工作，也许也会和她一样，熬到了三四十岁，在企业里混个一官半职，可然后依然觉得上班不怎么样，干脆利落地辞职拉倒。
不同的是，她掌握了“算命”这项核心技能，可以开工作室。我的核心技能换不来金钱，最多陪人聊天解闷。
我告诉她我很迷茫，因为就算回到美国，觉得自己的人生也就是这样了，为了钱，不情不愿。
然而她却有不同的见解。她告诉我，小林，你一定要回到美国。
“如果你没有被挫折打倒，你现在就应该在美国，而不是在我这里躺着。失败了，可以休息，但绝不能躺在原地等死。
“我知道，你觉得打工受气还不如在家收租。但你要明白，工作并不是为了钱，是为了健全你的人格。失败了，那就反击呗。跟中年后还要被爸妈养活的巨婴相比，你更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这些话像“轰隆隆”地火车，碾压着我的思维。我承认，我一直在试图构建出一个巨大的肥皂泡，让自己永远的生活在里面，逃避开外界的血雨腥风。随着这个肥皂泡的破灭，我的身心也碎了，因为害怕伤害，所以一直在逃避伤害。
但我终归还是我，是那个十几岁时，偷偷捧着日本小说，研究着存在主义，试图对抗着束缚，要展开翅膀，不停寻找着自我价值的女孩。
在塔罗牌店待了一个礼拜后，我离开上海，回到家中，不再纠结于工作，一边开始认真准备起了J2签证，一边在小红书上写下了一段一段文字，正如四年前，自己禁闭在房间里，孤独地创办读书沙龙。
我也开始认真规划起了去往美国后的生活。
我不打算沉寂在无聊的办公室里，准备跑到加利福尼亚去，到洛杉矶，在好莱坞做一个平凡的群众演员，就算薪水微薄，就算要到餐厅端盘子维持生计也无所谓。
人生即文学。这么多的跌宕起伏，我意识到文学不光在学院内，也在学院之外，在生活处处，不知不觉，无声无息。也许我已经放弃了文学，可是文学从没有放弃过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