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萨罗佩克是个一直穿越边境线的人。6岁那年，他就跟随父亲从美国搬到墨西哥，此后他一直生活在边境：地理上的，和心理上的。他曾经是个记者，两次获得普利策新闻奖，但后来，这些变得都不再重要，2013年开始，他从埃塞俄比亚出发，一路穿过非洲、中亚和南亚，并在2021年底到达中国。他在中国走了两年多，接下来，他还要一路走去美洲。他已经走了超过十万公里。
2023年11月中旬，我从北京去往辽宁，在刚刚下过雪的省道上，和保罗一起每天行进20公里。10年的徒步看似宏大，但进入每个日子，就像保罗所说，没什么大新闻。一直都没什么大新闻，就只是走，放松，和途中遇到的一些人微笑、搭话、建立关联。
11月15日-19日北京-本溪县，阴⛅
得知真要出发去和保罗徒步时，我焦虑地啃掉了右手拇指上最后一块好皮。
这可不是一场普通的徒步，甚至说是野外拉练也不为过：在11月的深秋去到东北，然后平均每天在户外步行30公里。
时间倒回到5个月前，采访原本应该发生在北京，故事主人公名叫保罗·萨罗佩克（Paul Salopek），一个63岁的美国人，2013年从非洲埃塞俄比亚一路走来，在2021年年底到了中国。此后的两年时间里，他按照地理学家胡焕庸画出的瑷珲-腾冲人口分界线，从云南出发，在2023年6月抵达了北京。
保罗的故事在《国家地理》上连载。这是他名叫“重走伊甸园”计划的一部分，他想要以此致敬百万年前走出非洲的第一批人类。至于徒步最后的终点，是南美洲一个叫火地岛的地方，那里是人类足迹的尽头，他要翻山过海，完成文明的闭环。
“这是一场慢新闻的实验，”保罗在专栏的开篇里说，村民、游民，还有小商贩，一路上的小人物是他记录的对象。在这个高速运转的时代，他的步速是每小时5公里，“如果我们放慢脚步，细心观察，也许就能重新发现我们的世界。”
他曾经在夜晚跳下非洲如银如雪的沙漠小山，也曾在白天走过中亚的瓦罕走廊，衣服和皮肤都冻在了一起。他呈现出一种在中国社会难得看到的活法，异域和探险让他的人生像是循规蹈矩和普通的反义词。
按照我最初的设想，这个采访应该会在午后开始，我和保罗边漫步北京边聊，还可以和时下流行的city walk结合，以另一种视角重新看待我们在此地的生活。
不过，当我得知保罗也不急于离开北京时，采访就变得“灵活”起来。他原本计划在北京呆一个月，但两个月过去了，他还没离开。实际上，按照保罗的原定计划，他早该在2020年就完成整个“重走伊甸园”之旅，但他一路走走停停，加上沿途各种状况和意外，这场旅行至今持续超过10年，还在继续。可见计划赶不上变化，延宕才是旅行者永恒的主题。
到了11月，我再次联络保罗，得知了他已经离开北京，出了山海关，正向着辽东半岛腹地前进。“你最近走到了哪里？”我问。
半天后，保罗回复我了一串英文，里面夹杂着几个拼音乡镇名，但我一个都没听说过。他很快又发来一张截图，“我们下周大概会到这里。”
本溪。但不是我知道的本溪市，是本溪市下辖本溪满族自治县。保罗又发来一段视频——前些日子沈阳下了大雪，他顶着一头雪走在浑河边。
仿佛是野外求生，这可不是什么常规的“city walk”。我把视频分享在工作群里，还有编辑注意到了他画面里背的小包，“这肯定放不下10年的东西。你去问问，万一有后备车呢？”
很快，保罗又来了回复，他很严肃：“没有后备车。并且，我们现在每天都要走30公里。”
过了一周，我凑出一套装备，跳上了北京开往本溪的G3691次高铁，用一天多时间走过了保罗用3个月走出的距离。等到达本溪县，我和保罗还没有敲定的事情只剩下两个，一个是见面时间，另一个是见面地点。都市人习惯于靠这两大坐标生存，但对于第一个问题，保罗的回复是“下午”，对于第二个问题，他说，“嘿，没有这种地点。你直接来就好。”他继续发来微信，“你打上一辆车，迎着走，总是能遇到的。”
最后，我坐上了出租车，沿着205省道找他。其实真正出了城，路上根本没有一个人，因此锁定目标变得容易：西方面孔，灰围脖、暗色的外套，还有鼓鼓囊囊的背包。他扯下了围脖，下面是一张带着笑意的脸，皱纹都堆在了一起。
仓促间，我向保罗伸出了手，我们非常商务地彼此握了一下，花了一分钟进行了必要的社交礼仪后，保罗继续往前走，我跟在旁边，试图跟他保持同样的速度。
只是脑子还是懵的。出发之前，我给保罗发了好几条信息，想要确认所有的细节，但保罗没有回答，只是让我“放轻松”。
“我知道作为一名记者，你面临着‘获取新闻’的压力。我自己也深知这种压力。但作为同行，我的建议是放松。这一路上都不会发生什么大新闻，也没有什么有戏剧性的场景，”保罗在一个早上如此写给我。“我们行走的意义在于记录、思考，写作，也关于耐心。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四处游荡，本身也带点儿盲目和随机，与所谓的计划和安排风马牛不相及。如果你在期待后者，那恐怕只会失望了。”
保罗不愿意为“行走”赋予什么宏大的意义，在他的讲述中，行走是微小但必须的事，他曾经说，“我们通过一起行走，获得了更好的生存机会。”后来，他跟我解释了这句话：走出非洲开启了人类迁徙的第一步。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一代代人总还是能移动，进而生存下来。“所以，走路是我们已经练习了数百万年的绝招，树挪死，人挪活，最简单也最有力，”保罗说。“遇到任何问题，别忘了我们都还有走这一条路。”
我听懂了一些，又好像没完全明白。但不管怎样，保罗已经率先迈开了步子。行走就这样开始了。
保罗在路上摄影：李雨凝
11月19日清河城镇，晴☀️
队伍继续前进，年轻的徒步伙伴昊天放慢了速度，和我一起聊天。
昊天全名许昊天，留着披肩发，是保罗同行东北的徒步伙伴。从沈阳碰面开始算起，走到现在，他已经和保罗走了小一个月。昊天拿出手机给我看最近几天的路线：小市镇、关门山水库，再途经草河掌、草河城和草河口镇，最后到达通远堡，一共一百公里出头。“目标是走到南边的大连，”昊天继续解释，最近，保罗到了中国之旅的收尾阶段，为了追赶进程，最多一天，保罗和他走了36公里。但好在进度已经不再告急，“最近几天应该都是20多公里，不太累。”
自2013年从非洲出发以来，除了一个名为塞浦路斯的欧洲小岛国家（只比行政规划意义上的北京的一半再大上那么一点儿），保罗走过的每一程都不是孤身完成。他认为，徒步伙伴们也是这个徒步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部分的徒步伙伴都是当地人，他们更熟悉路况和文化，能让保罗在保证行走效率的前提下，也最大程度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伙伴们也会记录自己一路的见闻，可以与保罗的记录做对照和补充。“这不是只属于我的行走计划，每个人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保罗说。
与保罗同行的人有过很多，记者、学者、艺术家、户外人……从图书与报道中了解他的大多数人出于好奇或尊敬与他同行。在非洲的吉布提，保罗还和一位正在竞选议员的男人同行过，正值国家选举，他们穿行沙漠之中，对方每天都要打电话进行选举的游说。“他没有赢得席位，”保罗告诉我，“但他也不介意，他说自己也没那么想参政。”当他来到北京，外交部专门给保罗办了个媒体沙龙。会后，华春莹还和他说，想跟他一起走一段儿。保罗说，她眼睛里有很多天然的好奇。
徒步伙伴的身份也会随途经的国家和地形发生变化：在非洲，保罗的伙伴是游牧民族和骆驼；等从土耳其进到了中亚，伙伴们又变成了退役的雇佣兵、清真肉店的屠夫，还有猎人；在巴基斯坦，保罗被徒步伙伴拉着，去参加一场传统婚礼，等到了才发现，他是全场唯一一个穿着长袍礼服的宾客。到了印度半岛，一群年轻人跟了上来——看到村里来了一个白人，他们都想要上前和他练习英语对话，然后通过雅思考试到美国去。
多数情况下，徒步伙伴之间相互介绍，不用保罗特意去找。只有一次，在乌兹别克斯坦，他找不到下一任徒步伙伴，只能在网络论坛上发帖。还有一次在土耳其，他准备翻山，但原本的伙伴受了伤。在山下的咖啡厅休息时，保罗遇到了一位对他的旅程感兴趣的服务员，他愿意接替徒步伙伴的工作。第二天，保罗等来了要一起与他翻山的小伙子，“还穿着招待的马甲，系着黑领结。”
到了中国，徒步伙伴还肩负翻译和向导的职责。昊天告诉我一个小观察：越到大城市，和保罗同行的队伍也越壮大，在沈阳，队伍一度超过了十个人，连迪士尼中国的高层也在列，大家浩浩荡荡组成一队，跟着他在沈阳“city walk”。但出了沈阳，更多时候，队伍只有他们两个人。
潘潘、昊天和保罗摄影：潘潘
昊天在出发前从没听说过保罗。他还在读书，之前已经延毕了一年，“但也不是大事儿，该写还是慢慢写。”等到了2023年，课都上完了，只剩下论文，就跑去沈阳的书店兼职躲闲。过一段时间，他收到朋友的消息，对方是保罗上一程的徒步伙伴，昊天和书店请了假，扔下文档就出发了。他觉得，保罗就是一个可爱的老头儿。
保罗却很喜欢昊天。“你应该跟他聊聊，”保罗曾不止一次和我说，“这里是他的家乡，他对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有自己的理解。”
“你为什么想来徒步？”我把问题抛给昊天。在前几公里的新鲜感褪去后，我又开始消化“没有什么大新闻”这个说法。路边是一样的山和土地，这个村庄和下一个村庄本质也没有什么分别。临路的小卖铺早早关了门，或者干脆就是一直没开，我们路过一家家的铁门，院子里建着一样的铁皮苞米垛子，每一只狗都在门内高声叫着，他们只熟悉路过的小轿车，不熟悉路过的人。
“不想写论文，”昊天嘻嘻哈哈。“跟着徒步多好，吃喝不愁，其他朋友都还羡慕我。”
听我没几句接话，昊天又轻快飘走了。不回答并不是我本意，只是五公里过后，徒步的疲累显现出来，我能感受到每一件衣服、包里每一个东西、每一公斤附加在我身上的重量——也许，我并不需要满满两袋的暖宝宝，徒步产生的热量足够抵消东北的冷。事实上，我已经冒了许多汗，脚底也像要着火一样。除了热，那还是一双新鞋带来的磨砺。
走了足够久，身体已经形成惯性，任何微小的改变都要耗费巨大的体力。保罗和昊天永远走在我前面两米处，他们好像在讨论什么“设备”、“氧气”，是周边的厂房，但再多我也听不清。每一步都在赶，我要时不时小跑一下才能不掉队。但跟上之后，明明迈一样的频率，没走两步，他们又回到了两米开外。
在太阳落山之前，我们终于抵达了城镇的边缘。一个上午在清河城见过保罗的司机，晚上又遇到了我们。“你们真的是一路走过来的？”司机很震惊，他开车过来不过半小时，中午就到了地方。昊天点了点头。
晚上回到屋中，我收获了几个水泡，位置都在脚后跟，是穿新鞋徒步的诅咒。昊天知道后了然笑笑，很快就给我送来了急救包，里面放着云南白药、剪刀和绷带。“你拿个枕头垫着小腿，第二天会没那么疼，”他又嘱咐我。我点了点头，处理完就躺到了床上。
11月22日小市镇，多云🌥️
保罗决定在小市镇休息几天，他要给美国的编辑发去最新的文稿，还要处理快要到期的签证问题。我们住在县城唯二接受外国人入住的酒店之一，就在县中心，方便保罗下楼就能找到人交谈。
很多时刻，保罗身上依旧有“外国人”的一面。他用麦片和冷牛奶解决了早饭，没有去喝本溪县最出名的羊杂汤，不喝热水，在吃饭时也略过了我们点的血肠。原本他很爱喝9块9的咖啡，但听到昊天一次开玩笑说9块9的咖啡店里都坐着一个筋疲力尽的打工人时，保罗立马摆摆手，说以后不点了。他也错过了午饭，一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写作。
在天色转阴的午后，保罗给我分出了时间，我们聊起美国，还有他的过往。1962年，保罗出生在南加州，60年代后期，肯尼迪兄弟与马丁·路德·金相继被刺杀，时代风潮急转直下，他父亲的政治理想幻灭，带着全家一路往南，最后停在了墨西哥。于是，保罗前一天还在加州的幼儿园上学，后一天就被大人们像一件行李一样装车，变成了墨西哥郊外疯跑的小孩子。
父亲去世后，他重新回到美国，很快发现上学的无聊，开始四处游走，用在墨西哥学到的种地技能在美国的各个农场打工。他过得十分简陋，除了一辆二手摩托车一无所有，总是住在朋友家或者没有家具的公寓里。为了赚取生活费，他还会跟着商业渔船出海，去捕捞虾、比目鱼，还有扇贝。
保罗说，如果没有做记者，他可能会捕一辈子鱼。但在一次赶赴出海的途中，他的摩托车抛锚了，在那个小镇，他打工赚修车费，租房给他住的老太太据说曾经是作家冯内古特的情人，给他在当地社区报介绍了份工作。保罗从警讯板块做起，他发现自己喜欢去现场，而后，他自由撰稿了一段时间，又在90年代进入了《国家地理》华盛顿总部。1998年，保罗加入《芝加哥论坛报》，因为两篇人类基因组多样性项目的文章，获得了普利策解释性报道奖。三年后，他又因为报道非洲的工作，获得普利策国际报道奖。
到了2010年左右，年近50的保罗打算离开日渐衰落的新闻行业，去做一些不只是关于新闻的事情。“我们好像掌握了许多信息，但忽略了信息背后具体的意义，”保罗说。但这个意义又该如何找回？他试图从真正的故事开始写起，但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想了一圈，保罗回归了最原始的故事：游记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叙事类型，而最早的游历是人类这个物种集体从非洲走出来的旅程。所以，他出发了。他轻描淡写，“我也只是需要散散步。”
我问保罗，在这个信息纷乱的时代，想要形成全面又深入的理解，这种行走的方式是否必须？保罗摇摇头，“我并不鼓励人们模仿我，这是个笨办法。”
这种朴素的笨拙很早就体现在了保罗的身上。比如他在《国家地理》两年，因为只出去进行了一次实地采访，他辞了职，在《国家地理》很少类似的先例；在非洲做驻外记者期间，当其他同行竞相去采访总统、官员时，他划着一艘皮划艇，去刚果报道正在发生的战争。
保罗说，相比物质充裕的南加州，他觉得他还是那个墨西哥边境疯跑的男孩儿，脚上穿着草编的凉鞋，嘴里说着带口音的英语，习惯了自由与苦行。在行走中，他住过卡车司机的隔壁，“只隔着和纸一样薄的墙面”，和着巨大的呼噜声整理素材。昊天曾经和保罗在寺庙里过夜，宿舍条件一般，被子一抖，满是瓢虫。昊天抖了一晚的虫子，而保罗把凳子挪到插座边，专心致志打了一晚字。
物质生活的简陋一如既往。直到现在，保罗还用着从非洲背来的腰包，包的四角都磨了边；11月的东北深秋，他的脚上还是夏天那双带孔洞的徒步鞋。下了雪，他教我在袜子里套上塑料袋，湿了再换，这是脚总能保持干爽的秘诀。
行走10年里，保罗能记起来的伤痛只有两次，一次发生在非洲，他跳下山谷摔断了腿，一次是在印度，上吐下泻。剩下时间，他风雨无阻地走路、采访，当然，还有记录。至今，他积累了超过100本素材，大部分寄回美国，最近的一个本子放在他的裤子口袋，随时准备采访。还有一些本子被保罗单独放在腰包，连同大包里一路背来的ZOOM牌录音笔、电脑、另外一打笔、一个急救包、一些在廉价旅馆用过的无名香波、一个在偏远地区野营用的雪茄打火机，还有两身速干衣物，跟着他一起走。
保罗的全部行李摄影：李雨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