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儿防老的思想在中国根深蒂固，身体羸弱和经济匮乏的老人对成年子女的依赖更多。在经济大环境不好的景况下，成年子女陷入危机，老人的生活也间接受到影响。
尽管习近平治下舆论环境不断恶化，防民之口似乎成了中共维持统治的第一要务，然而中国民众还是想方设法利用各种渠道来发泄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在中国的社交论坛里，一位刚毕业的大学生表示，好不容易找到一份月薪4千的实习工作，还要每月打1000元给没有退休金的爷爷奶奶，以免他们的生活过于凄惨。
“我是老人带大的。很想孝顺他们，可是我今年才毕业，现在实习一个月才4K。在外面也是过的紧巴巴的。要是我一个月有一万就好了，”他写道。
“每次遇到农民养老问题，就有一些人说农民没有远见，不交钱，所以农民活该老了过的惨，可是他们对农民交的公粮却视而不见，”这位大学生愤慨地说。
共产党把人分成三六九等
观察人士指出，受制于中国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体制，中国养老资源的城乡分布也不是均衡的。很多农民到了退休年龄没有养老金，生了病没钱医治，只能等死。
河南的杜先生说：“最近一个邻居的老人去世了，这个邻居是位70多的老人，很早他的媳妇就因病去世了，去世的时候留下了4个孩子，3个闺女，一个儿子。儿子结婚后，大爷把所有的钱给儿子盖了新房，大爷因为一直在外打工，一直没有在家里住过。当大爷想回家养老的时候，发现家里已经没有他可以住的地方。后来在村干部的调解下，在他家门口的一个小角落修建了一间小平房，让大爷住。冬天冷，夏天热。”
“2024年6月14号，和村里的一个朋友通电话，他告诉我，邻居的大爷去世了，最近几天河南高温40多度，他说大爷这两年身体一直不好，这几天太热，加上饮食没有人照顾，就去世了。”
杜先生表示：“这绝对不是个例外，在我们一个村子，一共一百多户人，这样的事情，我知道的就有几个，我是常年在外地工作，只有节假日回家。中西部农村出来的人，我想应该最能体会；现在农村的老人一个月好像120退休金；只有你真的生活在农村，你才可以看到农村老人真实的生活，如果得了那种几万块钱才可以看好的病，他们就只好认命等死。”
江苏王先生的老伴也无奈地表示，自己和老伴以前还有一些私房钱，但是自从做了场大手术，加上老伴身体也不好，看病几乎花光了积蓄。
王先生的老伴说：“我们农业社的人，一辈子都是吃苦的命，不像那些干部和商业社的人退休能拿很多钱。”
中国人口未富先老，养老资金消耗殆尽
据中国社科院今年5月的估计，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将于2035年耗尽。
冯崇义教授对美国之音说：“中国人口老化在学界叫未富先老，人口老化、生育率下降是每一个发达国家都面临的问题，但是他们因为比较富裕了，社会积累比较雄厚，它的保障制度比较健全，这是在可以解决的范畴里面。而在中国社会，养老变成一个危机，因为中国还是一个中等收入、中低收入的国家，如果把农村农民算上，那更不得了。”
人口学家易富贤今年3月在美国之音发表的时评文章中指出：“中国的人口结构与高收入国家很接近，而人均GDP只是其四分之一，是典型的未富先老。”
冯崇义补充说：“在这个经济发展水平上，中国老龄化已经达到和所有发达国家同样的高度，或更高，哪怕它经济上目前这样状况，它这个养老金缺口都很大。何况现在它的经济高速发展已经结束了，失业的人口会更多，于是它给社会福利这一块的压力会更大，所以很多人会担心这个，将来很多地方发不出养老金来。在一些穷困的地区，靠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来度日，那是一个很大的隐患。”
冯崇以还提到：“十几年之前的胡温，把它（养老）纳入财政里面，给一点钱，象征性的，但是因为地方财政没有钱，哪怕有这样的规定，很多地方财政根本支付不了（养老金）。因为现在中国有三大危机，房地产危机，金融危机，地方政府的财政危机。很多地方政府，特别是落后地区完全靠转移支付来做，中央政府的税收也在锐减。”
易富贤也指出，中国还面临人民币贬值压力，劳动力在快速减少，产业链正转移到一带一路国家，经济减速，导致地方政府陷入债务危机。也就说，由于深陷老龄化陷阱，即便以“人均GDP”为标准，中国也很难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特色“负福利”体制“穷人养富人”恐酿成社会动乱
独立评论人蔡慎坤先生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当局一向不把农民放在眼内。中国政府只知道向农民征收粮食，从来不管农民的死活。“从前农民是一分钱（福利）都没有的。只是后来有一笔所谓的养老金的补贴。这个补贴的标准实际上是很低的，”他说。
悉尼科技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冯崇义教授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胡温时期做了一个照顾民生的改革，把农村也算进这个（养老金系统）里面来，但农民一直是二等公民，有些地方给100元一个月，有些地方150元，那按照现在的物价水平，杯水车薪，跟以前一分钱没有相比是一个进步，但是农村农民还是很凄惨的。”
冯崇义教授表示，中国的不公，在政治上学叫做“负福利”，中共政权立国以来对于底层民众来说一直实行“负福利”制度。
“你要在西方世界，有social security net（社会安全保障网）,是保障制度，给穷人、收入低的人提供社会福利，让他们有基本的生活保障，这叫“正福利”，也就是穷人受到补贴。可是在中国，这些福利，包括医疗、住房，都是按照你的级别和等级来提供，当的官越大，收入越高，你的福利就越多;你如果工资越低，级别越低，你的福利就越少，它是负的。这就叫‘负福利’，”他告诉美国之音。
冯崇义接着说：“当到市级、厅级（干部）基本可以过共产主义生活了，配很好的房子和车，有警卫、保姆、秘书，哪怕退休后也有很好的待遇，所以他们是按级别来发放补贴。”
冯崇义指出：“县级以上医院都有高干病房，高干的概念是十三级以上。中国公费医疗80%以上花在高干身上，高干现在像厅级或副省级以上，他们就会享受这种待遇。1949年参加革命工作的就可以享受一些待遇，这些待遇是100%报销，而且他们可以用进口药，维持生命机率很高。哪怕是大学校长，像厅级或副部级，这些校长本身他每年都是几百万一个人的花销，所以这是相当不公平的。本来中国如果按照分配制度讲，它的教育经费和医疗经费占GDP的比例本来是全球最低的那个档次，本来就很少，又被这些特权阶层占用了，底层这些老百姓会少得更可怜。”
观察人士说，相对于西方国家通过个人所得税和社会安全保障网，用高收入群体缴纳的税金来确保低收入群体的福利待遇，中国共产党政府完全是反其道而行之，用从下层民众身上盘剥来的血汗钱供养大批党政官员，而中共特权阶层离退休后所享受的福利往往仍是普通民众所得养老金的数百倍，中国这种“穷人养富人”的“负福利”体制，在经济急剧下滑的情况下，很有可能酿成严重的社会动乱。正如孔子所说：“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