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乡村正在快速消失。少有人注意到与之相伴的另一个现实——乡村小学也在大量消失。
如今，乡村学校正迎来新一轮撤并潮。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从2012年到2022年的十年里，我国有近8万所小学消失，降幅高达35%。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以乡村小学为代表的小微学校们。
但作为中国教育的神经末梢，乡村小学的存在是必要的。相比城市里标准化、应试化的大型学校，人数更少的村小，有时更可能成为教育探索的前沿阵地。比如，在浙江缙云县的乡村小学中，就曾进行了一场反内卷、尊重个性、扎根乡村的教育改革试验，后来被业内称为“缙云模式”。这一度让一些教育专家看到了希望。它赶上了“双减”的时代浪潮，当地一度有十几所乡村小学加入，一种超脱于传统应试教育的可能似乎真的出现了。
当时前来考察的专家们有两个想不通——第一，为什么在缙云那么多的乡村小学里，都能看到一种奋发向上的生命力？第二，为什么这里所有学校都能办出各自的特色，没有两所学校完全相同？
但如今，这场教育改革正面临新的困境。在更大的层面上，新的内卷时代正在来临。而这恰恰是一场县级反内卷改革实验所无法抗拒的部分——高考人数屡破新高，学历越来越卷，职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全国都在卷，这怪不了教育系统。”21世纪教育研究院农村中心前主任赵宏智说，“我在中国找了很多，也找不出来（第二个缙云）了，只能是这么坚持了。”
在这场实验开始七年后，《人物》带着问题，来到缙云，试图弄清楚事情的全貌——全国一千多个县城里，为什么唯独缙云集中出现了这场教育改革？它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又对抗着怎样的现实？改革最后滑向何方？缙云模式的火种是否已彻底熄灭？它又如何影响了参与者的人生？
校门
在中国，你再也找不出第二座这样的小学校门。
在浙江丽水缙云县章村，这座校门就坐落在群山之中。得从缙云开车近一小时，经过好几段盘山公路，才能看到它。在丽水，章村算不上什么有名的村子，没什么大产业。章村小学也不是什么著名小学，乡村逐渐消失，它也岌岌可危——整个学校只有64名学生，未来还会更少。
无论怎么看，都想象不出，这里竟然会有这样一座校门：
它是竹制的，高约十米，仿佛两把大伞，远看就像某种艺术装置。走近之后细看，伞柄是用三大捆碗口粗的竹子捆成，伞面部分，则像两片巨大的茶叶。毛竹和茶叶都是章村的特产。校门口，是一条宽约十米的小河，微风吹过，校门上悬挂的风铃撞击摇晃，水流声和风铃声交织，成为进入校门的背景音。
章村小学的校门
特别之处还不止校门。整座学校被刷成了淡绿色，学校里没有校领导照片，没有先进事迹宣传栏，走到教学楼下，取而代之的，是一张高五米的巨大笑脸墙，墙上有全校64名孩子的笑脸——三年前的时候，这里画着的还是120张笑脸，如今只剩一半。笑脸墙正中写着一句话：用一个村庄的力量，养育一个孩子。
学校不大，没有足球场，没有塑胶跑道，但却有羊圈、鸡圈……这是学生们养的小动物，俗称“班宠”。学校和村子共用一个大礼堂，礼堂里摆着学生们参与研发的原创乐器，比如一种由五根粗细长短不同的竹子制成的琴，敲击后，它能发出五种声音。学生们管这叫“大炮”。
它和我曾见过的任何小学都不一样。在从2017年开始的缙云县反内卷教育改革实验中，章村小学正是一个典型案例。它的新校门故事，也是整个教育改革实验的缩影。
这座校门的修建，与当时的校长马鑫飞的一次选择有关。2019年，在缙云，37岁的马鑫飞面临一次人生选择，是去职高当一名音乐老师，还是去一所乡村学校当校长。
最后他选择了去村小，“城市里没有我要的价值”。马鑫飞在村里长大，单看学习成绩，他不算“优秀的孩子”。三年级，父母送他进了当地一所寄宿制学校，那所学校的校长在剧团待过，为了让学生们有事做，组织学生们学音乐，在一众乐器中，马鑫飞选了二胡。
这次选择影响了马鑫飞的人生。他虽然学习成绩不行，但很快发现自己二胡学得很快，其他人要练两个月的曲子，他半个月就能学会。他家门口有一块大石头，他爸爸就让他坐在石头上拉二胡，获得了不少来往村民的称赞。最后就连村里的红白喜事，都会喊他去参加。“那时候我爸很骄傲，觉得儿子以后肯定有饭吃。”而一个人最初找到自我价值的地方，常常能影响一生。
第一次当校长，马鑫飞给自己定下一个原则：发现一个问题，就解决一个。原来的章村小学，跟其他小学没什么不同，都有一扇封闭的铁门，“这个校门是我第一天去就感觉不舒服的地方”。
时任缙云县教育局副局长的吴丽明也回忆，为校门的事，马鑫飞专门来找过他。“（马鑫飞）说乡里要搞美丽乡村，要给小学建个校门，我说别，让乡里给你搞，不如你们自己设计，这样才能达到你所想要的效果。”
马鑫飞后来做了一个决定——“这个学校是孩子们的，我想把所有的设计都交给孩子。”
于是，2019年底，他布置了一项作业，让学生们去收集全世界的校门照片。在学校里，他用这些作业办了一个“世界校门展”，绕操场摆了一圈。“这个时候，我发现孩子的注意力还集中在门好不好看，没有发散到门本身的意义上。”所以，他又带着学生们去村里看各种门，让学生们明白门的作用和意义。
这形成了长达一年的系列课程。学生们交上了五花八门的设计图。有的偏实用，在门上安装了测温仪；有的偏想象，门上画了奥特曼；还有的在门上布置了水母，学生的解释是这样可以吸收大自然的灵气……学校六个年级各自负责不同的领域，一二年级学习设计，三四年级学习搭建，五六年级学做竞标书。
这正是在缙云教改实验中被广泛推广的“项目化学习”模式。项目化学习（Project-Based Learning，简称PBL）是一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它通过让学生参与具体的、解决实际问题的项目，来促进多学科学习。相比之下，许多地方一直沿用的则是教师直接传授知识的传统教学模式。
光有想法还不行，还要找到专业设计师。在当时致朴公益基金负责人骆筱红的沟通下，杭州设计师高威参与了这个项目。一开始，高威的团队并不情愿给乡村小学建校门，“但是高威跟孩子一交流，他兴奋起来了，最后设计费都免了，还把公司所有员工带到这里来感受，高威当时还说了一句话让我很感动，他说，一个优秀的设计师要从一个优秀的共情者开始。他并不是把这当成一个商业项目，而是当成一个真正的作品。”吴丽明说。
在建筑材料的选择中，竹子脱颖而出。章村本地盛产毛竹，从明朝起这里就在用竹子造纸了，当地的竹子能长到碗口粗。村民家里有竹器，孩子们对竹子也亲切。
在课程的引导下，学生们开始学着思考建造校门的细节。有同学说，希望校门是叶子的形状；有同学说，希望隔着校门也可以看到外面的山与河；还有的同学，希望家人走远路来接自己放学时，可以在校门下短暂休息，下雨等候时，还可以避雨……这座校门最后汇聚了学生们的愿望。
有了设计，钱是个大问题。“当时我拿着设计图，去问杭州的建筑公司，市场价报价87万，但谁会愿意花这么多钱，在这么一个角落建一座校门？政府也不会同意。”马鑫飞说。但他不放弃，他给建筑公司讲故事，讲学校的课题，让他们来参与公益。“最后找到一家公司，工程费从87万谈到了38万，后来又争取到了县里教育基金的支持。”
校门建设时，全村人都参与了进来。有的家长开拖拉机，有的家长弄水泥，“这座校门是凝聚了全校师生，甚至是全村的人，花了两年时间的一个作品”。
校门建成后，全校128名学生都在校门二层的小平台上留下了自己的手印。风铃也是学生们做的，山风吹过，风铃发出清脆的声音。一位当年参与校门建设，如今已上初中的学生还问过马鑫飞：“我80岁的时候，还能回来看看这座校门吗？”
校门上的风铃
缘起
乡村小学要想做出这样的尝试，必然需要当地教育主管部门的支持。
如今，当时主推教育改革的县教育局副局长吴丽明已经57岁，他已经退居二线、远离教育部门两年了，还有三年就要退休。现在再见到他，你很难从他身上感受到官员的影子。他穿一件发皱的灰蓝色POLO衫，脚上穿一双黑色布鞋。他说，布鞋穿得舒服，一双25块钱。缙云盛产杨梅，他拿出来吃的时候会强调，“不用洗，自然的杨梅很甜，虽然里面有虫子，但没关系”。
他崇尚自然。就像他吃杨梅，也接受吃到虫子。对待教育也一样，他反对一味应试，提倡尊重孩子的天性。几乎每一个认识他的人，都用“理想主义”这个词来评价他。有人尊重他，有人委婉提醒他“过于理想化”，还有人干脆说他是“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他对自己的评价也有消极色彩：“我是一个悲观绝望的理想主义者。”
吴丽明在吃杨梅
现在，他虽然退居二线，但还想继续实践一些理念。在7月2号中午，天气40度，他开车去找两个老朋友，想说服他们一起参与研发一套音乐课程——带孩子走进真实的山水田野，聆听自然的声音，再用自己朴素的声音表达，用这种个性化方式学习音乐。某种意义上，这也是缙云教育改革试验的延续，只不过更具体。开车时，他讲起这几年的教改，左手握着方向盘，右手激动地在车里挥动，“那真是一段很有意思的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