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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者眼中的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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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侧面照

李鸿章于1870年末成为首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此后的28年,他一直担任此职。在这28年间,因其职务职责与个人识见、能力,举凡中外重要交涉,李鸿章无不参与其间,起了重要作用,在一些交涉中甚至起了决定性作用。所以,一位英国外交官曾说,李鸿章是大清国事实上的外交部长。此说或有夸张,但确实说明李鸿章在对外交涉中的分量之重。近代中国,西方政要、新闻记者最熟悉的中国高官非李莫属,有关李的记载自然多多。尤应重视的是,由于中国报业起步较晚,在那个时代更无中国记者采访政要,所以西方杂志报纸的记者对其采访甚多,其中有些采访、提问非常尖锐、细致。看李相的“答记者问”,不仅有趣,更能从中窥探他的内心世界,更深入地了解近代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国内关于李鸿章史料的搜罗、发掘,虽不能说“净尽”,但也“近尽”。西方杂志报纸上的李鸿章,则为李鸿章研究突开另一富矿,提供了大量新史料。透过“他者”的眼光,我们看到了原来看不到的另一面,使这个复杂人物的“多面相”在我们面前再多呈“一面”,对其研究距“全面”又会进一大步。

李鸿章在国际上曾有“清朝的俾斯麦”之称,这一美誉,来自美国前总统格兰特(Ulysses Simpson Grant)将军。1879年春,退休的格兰特将军来到清朝,与李会见。此后,二人私交甚笃。在此前后,英、美报纸都曾将二人对比,认为二人的经历、地位相似,所以容易建立私谊。美国《孟菲斯每日呼声报》(The Memphis Daily Appeal)1879年9月13日的一篇文章说:“镇压了强大的太平天国叛乱的李鸿章,在清朝的地位跟格兰特将军在美国的相似。”“他就是通过镇压太平天国而升到目前高位的李鸿章总督。几年前,他是清朝最有才华的学者之一,现代知识、历史、地理等的造诣都很深。他和格兰特将军年纪相仿,都平定了国家的叛乱。这使两位伟人之间产生了一种亲密的友谊。没有哪个外国人像格兰特将军一样,在北京及清朝受到如此规格的接待和欢迎。”

不幸的是,“清朝的俾斯麦”并未如普鲁士的俾斯麦那样使国家强大。在格兰特将军称李是“清朝的俾斯麦”十几年后,清朝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于日本。甲午战争后,李鸿章一度被投闲散置,但1896年5月他又时来运转,作为清朝政府“钦差头等出使大臣”来到俄国,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李鸿章访俄参加沙皇的加冕典礼仅是表面的理由,其实质是因日本打败清朝成为列强之一,改变了东亚格局,而俄国逼迫日本把辽东半岛还给清朝,趁机迅速扩大在清朝东北的影响,抵制日本,使清朝政府产生“联俄制日”的战略构想。欧美列强得悉他要访俄,生怕俄国独自得利,于是纷纷发出邀请。从1896年3月中旬到10月初,他先后访问俄国、德国、荷兰、比利时、法国、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等欧美八国,行程9万多里。

访俄之后,李鸿章在6月13日到达德国。到柏林的第二天,李鸿章就拜见了德皇威廉二世。稍后专程到汉堡拜访前首相俾斯麦,俾斯麦设家宴招待。曾经权倾一时的俾斯麦,因与威廉二世不和,于1890年被迫辞职。此时,这两位都从权力顶峰突被赋闲的“俾斯麦”相见,或有同病相连之感。

德国许多媒体对二人的会晤作了详细报道。其中最重要的信息是,李鸿章向俾斯麦表示,他此行最重要的目的是向其征询清朝如何改革、如何使清朝强大的意见。他甚至还说,自己的改革总是遇到来自朝廷的阻力,特向俾斯麦请教如何化解朝廷的阻力。俾斯麦回答说,首先要明白的一点是绝对不能反对朝廷,只有得到皇帝的支持,改革才能一马平川,否则就寸步难行。皇帝拥有最高权力,臣子只能向皇帝传达意见和建议,违背皇帝的意志就意味着给自己设置最高障碍。李赞同此点,但又请教如何才能在不违背朝廷旨意的前提下进行改革。俾斯麦回答说,只能以军队改革为基石,军队人数不必多,哪怕只有五万官兵,但必须精良。李鸿章回应说,他们的军队从人数上说已经有了,但确实疏于训练。自太平天国之乱以来,清军已松散不堪了。对此,他早就向朝廷提出了建议,但一直未获重视。现在看到了德国的精兵良将,他才知道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是什么样子。他表示应听从俾斯麦首相的建议,今后尽力推动此事,重整军队已成弦上之箭,普鲁士模式就是方向。俾斯麦强调,关键不在于在全国各地都有军队,而在于在需要时能迅速地调配他们。

在德国,李鸿章还做了一次X光检查。一年多以前,他在日本谈判时,遭到一名日本浪人枪击,左颊中弹。李鸿章还兴致勃勃地看了德国医生展示的一些电镀屏图片,可以看到人的脊柱、肋骨和心脏区。当时信西医的国人不多,他能做X光检查,甚显开明。

离开德国后,李鸿章一行先后访问了荷兰、比利时和法国,于8月2日到达英国。

在英国,他的主要活动就是参观、考察各类工厂,尤其是钢铁厂和制造枪炮、军舰的兵工厂。观察细致的英国媒体发现,他对艺术品不感兴趣,在以收藏各种艺术品而名噪一时的拉格赛德公馆小憩时,那些举世闻名的艺术品未能引起他的丝毫关注,反而是此馆的电气、机器设备吸引了他。

有报纸报道,在参观一家军舰制造厂时:“巨大的转台似乎使他的好奇心达到了极点。他向官员们连珠炮式地发问,后者几乎都要来不及回答了。转台是用在船板上的。台子的最上头安装有运台,再上头安装着枪炮。这些转台重达46吨左右。在两座炮台安装上去后,总重量可以达到大约200吨。其中一个转台单独放着,另一个上面已经装好了运台和重达50吨左右的重炮。炮管可以轻易地升降或者指向任何一个方向。这看起来使这位清朝的政治家很高兴,因为他问了大量有关制造这台机器的问题。”在参观一艘12200吨的巨大战舰时,李的欣赏、欢喜之情难以掩饰,对主人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审问”。他问到了钢板的厚度,接待者回答18英寸,他进一步问:“是哈维板吗?”回答说是的。“哈维板”即哈维法硬化钢,是美国工程师哈维于19世纪90年代初期使用表面渗碳工艺制成的镍钢装甲,从1892年开始被各国大量使用。李鸿章在1896年就知道哈维装甲,不能不令人啧啧称奇。

在参观一种新式可快速连发四颗子弹的枪支时,李鸿章仔细检查枪座,并问是否引自法国。一位接待者说是使用法式系统,但做了改进。另一位陪同的爵士则说这不是法国的,是引进瑞典的。看来李鸿章对法式系统颇为了解,或他自认为比较了解,就追问这位爵士是否了解法式系统。爵士回答说了解。李又问,法式是否比这个更加便利,爵士回答说没有。李再问枪支是否在法式基础上做了改进。爵士肯定地说,它既不是法式也不是英式,强调就是瑞典式。李鸿章在离开时,仍表示法式比这个要好。(1896年8月21日《北方回声报》(The North Echo))

1872年李鸿章提出修铁路被否决,此后的17年李鸿章一直努力不懈,想尽种种办法,直到1889年朝廷终于正式同意修造铁路。所以此次出访英国,他对铁路分外关注,不但参观了机车、铁轨工厂,还了解铁路公司的运营、调度情况,详细到了解铁路公司为何要减少二等座、增加三等座。李鸿章表示,在清朝有一些铁路延伸段,被推荐使用75磅/平方码的重量标准。(1896年8月17日《约克郡晚报》)

李鸿章在伦敦参观了著名的英格兰银行,向银行主管和几位经理细致入微地询问了银行业务的种种细节,还询问了银行与政府的关系。他还讨论了与清朝关系密切的汇率、银元等问题。英国媒体注意到他“看起来为了这个国家的利益考虑,应该拒绝采取复本位制(双金属)的标准”。(1896年8月14日《赛文欧科斯纪事报和肯特广告报》(Sevenoaks Chronicle And Kentish Advertiser))

曾有两位女记者先后采访李鸿章。大概从未面对过职业女性,更未接受过女记者的采访,李鸿章好奇心更强,略带玩笑的反问更加直接。第一位是在英国报社工作的美国女性,报纸以“李鸿章和新女性”作为标题,报道了这次采访。这位女记者写道:“总督主导性地采访了我。我结婚了吗?然后是我打算结婚吗?我多大年纪了?我做这份工作一个月可以得到多少钱?我一个美国人怎么就住在伦敦了呢?类似这些问题,一个接一个,向我提问。我开始好奇,对于东方人而言,是否他们觉得我理应接受这一系列私人的,甚至是尴尬的提问。”她明白:“在这位伟大人物严肃而认真地通过翻译向我一个接一个地提问时,我发现他幽默地眨着眼睛,开始意识到这实际上是在对我开玩笑。”(1896年8月13日《丹迪信使报》(Dundee Courier))

稍后采访他的英国女记者是位德国人,李鸿章对前一位是美国人感到好奇,对这位又是德国人更感意外,不禁问道:“英国女记者都在哪里呢?难道没有吗?”然后,他又开始连连发问,询问女记者的年龄、婚否、收入等。得知她仍单身时,李鸿章以中国式关爱劝她:“一位像你这样聪明的女士应该结婚。很多读书人将会很高兴有你这样一位伴侣。难道他们不想吗?”……采访结束后,李鸿章用英语说了再见。(1896年8月25日《丹迪晚电报》(Dundee Evening Telegraph))

到英国,他自然不忘当年帮助他镇压太平军的“常胜军”首领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戈登已于1885年在苏丹战败身亡,尸骨未存。李鸿章向他的塑像和衣冠冢献了花圈,并鞠躬致敬,还与他的家人见面,表示怀念。

李鸿章离开英国前,英国一家报纸对他的访问作了简短总结:“在他带着对英国的美好印象离开时,他也给英国人民留下了一个好印象。像他这个年纪的人可以完成这么多工作真是不简单。他从来没有流露出疲惫之情,而且在看到什么或有什么可以学习的东西时,他不会放弃,直到他已经亲自检查过或者得到了必要的知识为止。如果清朝有更多像他一样的人,并且能够掌控足够的权力的话,那么中华帝国在几年后将会成为最可畏的力量之一。”此文进一步说,现在愿意学习英文的清朝人越来越多,但却没有多少英国人愿意学习汉语,这是英国人的短视,将是英国在清朝发展的障碍,这篇短评的标题就是“我们需要学习清朝的语言”。(1896年8月28日《苏塞克斯郡农业报》(Sussex Agricultural Express))虽然过于乐观,但当今世界开始出现“汉语热”还是印证了这家媒体百年前的预言。

离开英国后,李鸿章一行访欧结束,横渡大西洋,前往美国。李鸿章一行于1896年8月28日抵达美国纽约,开始对美进行访问。在美国访问时,无论是与政要会谈还是接受媒体采访,他仍多次谈到华工问题,维护华工权益。除了1882年的《排华法案》外,美国在1892年又通过了歧视在美华人的《格力法》。《格力法》是由美国加州民主党参议员托马斯•格力(Thoms J. Geary)提出、参众两院在1894年通过的一项法案,规定在美华人不得申请保释、必须在该法案通过一年之内重新申请居留证、一年以后未获得居留证的华人将被逮捕并驱逐出境、持伪造居留证者将罚款1000美元或判五年以下徒刑。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1896年9月3日的美国《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对李鸿章在纽约会见纽约报业代表时的演讲作了报道。李鸿章以当时最经典的经济学知识,批驳了美国的华工政策。一位记者直接问道:“总督阁下,您期待对现存的《排华法案》进行任何修改吗?”李回答说:“我知道,你们又将举行选举了,新政府必然会在施政措施上有些变化。因此,我不敢在修改法案前发表任何要求废除《格力法》的言论,我只期望美国新闻界能助清朝移民一臂之力。我知道报纸在这个国家有很大的影响力,希望整个报界都能帮助清朝侨民,呼吁废除《排华法案》,或至少对《格力法》进行较大的修改。”

报道说,李鸿章这时“不大的眼睛闪射出灼人的光芒”“有点激动”地继续说:“《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所有的政治经济学家都承认,竞争促使全世界的市场迸发活力,而竞争既适用于商品也适用于劳动力。我们知道,《排华法案》是由于受到爱尔兰裔移民欲独霸加州劳工市场的影响,因为华人是他们强大的竞争对手,所以他们想排除华人。如果我们清朝也抵制你们的产品,拒绝购买美国商品,取消你们的产品销往清朝的特许权,试问你们将做何感想呢?不要把我看成大清国的什么高官,而要看成一名国际主义者;不要把我当做达官贵人,而要当做大清国或世界其他国家的一名普通公民。请让我问问,你们把廉价的华人劳工逐出美国究竟能获得什么呢?廉价劳工意味着更便宜的商品,顾客以低廉价格就能买到高质量的商品。”“你们不是很为你们作为美国人而自豪吗?你们的国家代表着世界上最高的现代文明,你们也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吗?这不是自由!因为你们禁止使用廉价劳工生产的产品,不让他们在农村干活。”

他进一步指出,“在工艺技术和产品品质方面,你们也领先于欧洲国家。但不幸的是,你们还竞争不过欧洲,因为你们的产品比他们的贵。这都是因为你们的劳动力太贵,以至于生产的产品因价格太高而无法与欧洲国家竞争。劳动力太贵,是因为你们排除华工。这是你们的失误。如果让劳动力自由竞争,你们就能够获得廉价劳动力。”“我相信美国报界能助华人一臂之力,以取消《排华法案》。”

有记者问他美国资本在清朝投资的情况,李鸿章反应很快,回答道:“只有将货币、劳动力和土地都有机地结合起来,才会产生财富。大清国政府非常高兴地欢迎任何资本到我国投资。我的好朋友格兰特将军曾对我说,你们必须邀请欧美资本进入清朝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企业,帮助清朝人民开发利用本国丰富的自然资源。但这些企业的管理权应掌握在大清国政府手中。我们欢迎你们来华投资,资金和技工由你们提供。但是,对于铁路、电信等事务,要由我们自己控制。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不允许任何人危及我们神圣的权力。我将牢记格兰特将军的遗训。所有资本,无论是美国的还是欧洲的,都可自由来华投资。”

这些言论、观点和态度,与已经被符号化的“李鸿章”大相径庭。更值得注意的是,在1896年这篇短短的演讲中,李鸿章谈到了自由市场、世界市场、劳动力自由流动、商品的流动、垄断、价格、市场的行政干预等问题。在全球化的今天,这些依然是困扰各国的问题,他国廉价劳动力与廉价产品的冲击,依然是美国今日面临的重要问题。

李鸿章对政治、机械、工程、舰船、建筑等的性能、制作过程、价格等兴趣浓厚,不停发问,这一特点也为美国记者注意到。在从英国到美国的邮轮上,他与同船游客交谈时,向一位美国议员详细询问美国总统制、各级机构的管理方式、选举办法、不同部门领导的筛选、整个政府的架构以及分歧的处理方法;在与一位企业家交谈时,他详询了造船的各种问题、他的投资状况和美国经济问题。(1896年8月29日《印第安纳波利斯日报》(The Indianapolis Journal))

在纽约,他们乘船经过横跨纽约东河、连接曼哈顿和布鲁克林的布鲁克林大桥,当船只靠近大桥时,包括李鸿章在内的一行人全都激动起来。这座大桥在1883年5月正式交付使用,全长1800多米,桥身由上万根钢索吊离水面40多米,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悬索桥,也是世界上首次以钢材为主材料建造大桥,落成时被夸赞为世界第八大奇迹。此时布鲁克林尚未划归纽约,还是单独一市,美方陪同人员向李鸿章详细介绍了桥梁的高度、长度、结构、成本、利润、电缆系统和人行道设计等。当听说建成此桥花费了2500多万美元时,李鸿章立即问何时才能收回成本。

与英国记者一样,美国记者也注意到在面对媒体人的采访时,李鸿章总是想方设法向对方频频提问。他对方方面面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从家国大事、异国风俗到个人私事,甚至刚见面的人,也喜欢问他们的年龄、收入、婚姻状况等私人问题,对女士也不例外,表现出明显的“国人特点”。对此,美国媒体均对“东方文化”或“中国文化”表示理解。

一家报纸就以“作为提问者的李鸿章”为标题,对李氏风格作了如下介绍、评论:“李鸿章提问的特点是,他问的问题很直接,这些问题很难被避开,并且被算计好可以获取李本人想要得到的信息。”“李鸿章的旅行无疑是非同寻常的,而他获取信息的方法也是别具一格的。他的提问非常坦率直接,令人耳目一新……李鸿章有勇气打破传统,问出一些在高度文明化的人群当中被认为是粗鲁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却也是这些文明人很乐意被问及并欣然作答的。李鸿章的理论是,如果听一些粗鲁问题的回答是不粗鲁的,那么问出问题的也就不是粗鲁的。不能说他没有道理。”(1896年9月2日《盐湖城先驱报》(The Salt Lake Herald))不过,还是有一些美国陪同者回避了他这方面的提问。

李鸿章访美期间,美国新的总统选战已拉开帷幕,威廉•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已获共和党提名,向在任总统、民主党人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发出挑战,角逐下任总统。在李鸿章离美到达加拿大后,1896年9月11日的美国《奥马哈每日蜜蜂报》(Omaha Daily Bee)报道了一位美国记者采访的他对美国大选的看法。他反问这位美国记者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这位记者回答自己是民主党人,李鸿章笑着说:“哦!那太糟糕了。民主党要失势,麦金利会成为下一任总统。”几个月后,大选揭晓,麦金利赢得选战,当选美国第25任总统,证明李鸿章的预测准确。

美国西部各州排华最厉害,李鸿章向美国媒体表示,因此自己不到美国西部就到加拿大访问,然后从加拿大直接回国而不从美国西海岸回清朝。9月5日,李鸿章离开华盛顿前往英属加拿大,于9月14日搭乘一美国轮船公司的轮船横渡太平洋,踏上归程。途经日本横滨,他因甲午之耻拒绝上岸,改乘清朝轮船招商局轮船返国,10月3日到达天津。这次耗时190天、行程9万里的欧美之行宣告结束。

这次欧美之行的所见所闻肯定对李鸿章有相当大的影响,他认为欧美的强大是从制度上保障了“上下一心”,在觐见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时“沥陈各国强盛,清朝贫弱,须亟设法”。但清朝政治舞台留给他演出、施展的时间、空间已经无多。回国后他依然处于投闲散居状态,并因误入圆明园受到朝廷的严厉呵责,“罚俸一年”。直到1900年1月,他南下广州任两广总督才重返政坛,但不久他就忙于处理庚子之事、辛丑缔约,于1901年11月初病逝。

本文为《西洋镜:海外史料看李鸿章》(赵省伟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一书的序,有删减。

责任编辑: 东方白  来源:海外史料看李鸿章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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