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六岁就没了娘,叫日本人炸死的。爹弟兄三个,我弟兄两个。弟弟过继给三叔,我们父子俩过活。父亲主要做纸札,给死人剃头,油棺材,我跟他学这门手艺。家里没有地,住的是上辈留下的房子。土改时我还小,十二三岁。我三叔当时是农会成员,与我爹商量让我入少先队,跟他闹土改。我爹刚开始不同意,三叔怪爹觉悟低,就教训他:“你说你半路打光棍,收拾不下个老婆,这是为什么?是地主封建剥削的呀!”“你说你这每天辛辛苦苦做纸札做些下三滥营生,还得给人低声下气,和死人打交道,这是为什么?是地主封建剥削的呀!”“这一回轮到咱们出头出气了,穷人要翻身!”不知是爹的觉悟一下提高了,还是爹给吓住了,反正最后同意了。
那时候给公家干事没报酬,三叔说,革命成功后一并给。爹问:“如果革命成不了功该咋办?”三叔说:“休说这些破楔子话!”
有一天,和我父亲成天打交道的吕品贤哭丧着脸来我家,一进门就哭喊:“叔呀,不能活了,我现在是地主成分!”我爹一看他那副样子,呼哧一下笑起来,说:“你要是地主,我就是豪绅。”这吕品贤也是成天在死人摊子上混饭吃的,一个吹鼓手。他家祖上本有好几家商号,但他游手好闲不学好,先抽大烟,后吸料面,一份好端端的家业生生在他手里败落下来,后来连老婆都卖了。给他定下的成分确实是地主,定成分不独看你现在的生活状况,还要上追三代。吕品贤走进我家时,身上红一道紫一道,鼻青脸肿。我爹问怎么了,他说他正在街上吃羊杂碎,民兵张全喜看见了,说狗日的,还吃杂碎呢,上去按倒就打。
说起定成分,分得特别细。地主分为地主、化形地主和破产地主。地主是有房有地有长工,平时不捏一根柴,靠吃租子过活。化形地主是装酸哭穷,小里巴气,其实有家有资。吕品贤这一类人属于破产地主。富农分为富农、生产富农。生产富农平时也在地里干活,农忙时临时雇人帮工。中农分富裕中农、中农和下中农。最后一种,不管有地没地,只要为人不好,就叫恶霸。地主恶而霸,当然是恶霸地主;穷鬼恶霸,则叫穷恶霸。
参加农会、贫农团的人,都是贫农、雇农,中农以上不让参加。有一次,沙口贫农团正开会,过去的村警乔兰凑进来听。大家一见他进来,就不说话了。他还耍村警的威风,说:“大家说呀,咋我一进来就不说了?”贫农团的人厉声让他出去,他还是不走。他说:“你们又不是开黑赌场,我在一会儿都不行?我就不走,你倒怎么着?”贫农团的人说:“你不走?你不走你看我怎么着。”说着上前来,手里早已预备一把生石灰,一把扑在乔兰的眼窝上。乔兰扭头就跑,捂住脸呜哇乱叫。贫农团群情激愤,说:“正要定他个恶霸斗争他,没想到他自己送上门来了。”一伙人一路追到乔兰家,几个后生七手八脚将乔兰按倒在炕上,又往眼里揉石灰,揉得乔兰嚎叫得不像人。乔兰的眼睛当下就瞎了,文革前还瞎着个眼到处转。
贫农团成员苏丑梆子,有一次看见我跟在后面看人家斗地主,说:“娃娃,可不敢看,那可是动真的哩!”苏丑梆子说着话,腿直打战,浑身软得嗓子哆嗦。
我们少先队参加过几次斗地主,主要方式有几种:一种是磨地。地上铺些料炭(煤渣),没料炭就撒一些菠菜籽,菠菜籽六棱八瓣,有黄豆大,铺在地上跟锉似的,有时将料炭和菠菜籽搅和在一起。然后将人一把推倒,两个人提住脚跟在上面来回拉。被斗的那些地主富农,上衣脱掉,赤了上身,正面拉了反面拉,妈妈老子直叫唤。一般人根本经不起这么折腾,三下五除二就将埋洋钱的地方交待出来了。
住在东门的周二干干,有钱,在药铺里有股份,能没钱?可他平时装穷,每年大年初一,天不亮就出来,背个驴毛黑口袋挨家挨户讨一回吃的,说是吃上百家饭,福气自临门。贫农团对他的底细一清二楚,知道他有两个钱,但他就是不说。不说,好,拉你一磨。
斗争周二干干的时候,妇女会也参加了。二干干周掌柜,当下被两三个妇女会唾了个风雨不漏,临了还被脱光上衣磨了地。头朝后,脚朝前,两个贫农团手提脚后跟拉着周二掌柜磨了一圈。拉得风快,地上的料炭菠菜籽还不过瘾,谁又扔进两块青石蛋,周二掌柜的脑袋在青石蛋上嗑得嘣嘣响。拉一圈,乞告一回,说哪里哪里藏着洋钱呢。贫农团照那地方掏下去,起出二三百。不多,再拉,三回五回。妇女会张毛女愤恨得不得了,在周二的肚皮上放了一盘小石磨。放上之后,她又一屁股坐在那扇小石磨上,像坐了一挂马车似的,指挥说:“拉上走,看他说不说。”
女人都这样坚决,后生们也不示弱,一下子就把周二拉出城门,绕城圈子转。最后周二掌柜脸白得像一张纸,在半路就承认他把洋钱全部藏在园子地的蓝池底下了。底财果然起出不少,让大家参观。好家伙,我一辈子也没见过那么洋钱,总共二十四个木头盒子,白花花的有三千多块。这样一打一拉,没有一个不说的。
后来,张毛女从磨子上下来,发现周二干干早几辈子就咽了气,后脑勺被磨塌,脑浆拉了一路,后脊背的肋骨白生生的,一根是一根,就像打场的链枷。那张毛女也没得好死——死的前几年就瘫在炕上,流脓坏水,苍蝇动地,生生流死。
再一种就是坐圪针柜。这法子厉害。将家里放衣物存粮食的躺柜抬出来,抽去中间的档板,像个长方形棺材。底子上均匀地放些剁碎的枣树圪针,被斗的人不由分说被脱成个赤红棍扔进里头,盖上盖。柜子底上撑一根檩子,两头上下晃动,就像幼儿园里娃娃们耍翘翘板似的。晃两下问一句,直至说出窝金藏银的地方为止。
七十多岁的老汉余务本,当铺杂、货铺、粮仓有好几处,耳朵有些背,看不起贫农团。贫农团问他,他连眼睛都不抬。不抬眼睛就抬你,将他抬进了圪针柜。摇来摇去不做声,打开柜子一看,老东西死球了。
还有一种叫扔四方墩。四方墩是边墙上的烽火台,三丈来高,对那些顽固不化死活不说的,或者斗争上了火的,将他拉上四方墩一推,只死无活。为了保险起见,贫农团的人在四方墩下面铺满石头蛋子。开始还扔一两次,直到摔死;后来扔下去不死的,干脆用石头蛋子往脑袋上砸,一砸就没命了。
有一回斗争韩聘卫的老婆,韩聘卫是个教书先生,人也不错,但还是划成地主,算是化形地主。贫农团见他老婆每天提个篮子捡料炭,气不打一处来,捆起来就打,说你那么有钱还装穷,快快交出来。韩家师娘打死打活一句话:“打死也没钱。”贫农团最后将她推下四方墩,摔死了。死的时候已经受过百般刑罚,磨地,坐圪针柜,火烫钳子夹,上身被剥光。往下推的时候,田××将她的裤带松开,揪往裤腰,上手将她推下去的时候,人和衣服轻易地分离开来。第二天,田××就将她那裤子卖在估衣摊子上。
大冬天,滴水成冰,冰天雪地,斗死的人都不允许去收尸,谁收尸就认定是狗腿子,一旦定成狗腿子,斗争起来比真正的地主还厉害。后来,那些被斗死的,被抢毙的,都赤红溜棍扔在野地里,远远地就看见一群狗围着尸首争抢,屁股在雪地里露出来很抢眼,尸体上的衣服早被人脱光了。
我那妻姥娘死得最惨。一个寡妇人家守着一摊子家业,有磨房、当铺、百货生意,还养两支大船,经营着粮库,常年雇工三十多人,被磨了地,捆起来打过,火柱烫过,还在耳朵里钻上拈子点灯,最后在人民法庭上枪崩了。那时的人民法庭,和文革时的批斗大会差不多,由几个人控诉,底下是人山人海。控诉罢,土改工作团的人问:“贫雇农弟兄们,大家说,这个人,该怎么办?”只要底下有一个人说:“打死他!”坏了,这人立刻就被拉出去。许多平时为人不好,脾气不好,得罪过人的民兵、农会干部,也被这样枪崩了。这叫贫雇农要怎么办就怎么办。
妻姥娘被枪崩后两天,也就是腊八后那几天,说是枪崩错了。不仅仅是她,许多人都枪崩错了,要纠正。球,人死了怎么纠?这种混乱局面大概持续了三个多月。打死多少地主,没稽究,不知道,仅我知道的就有十多个。有好几次,贫农团开控诉大会,说着说着把县委书记、县长就揪上台斗开了。后来纠偏,错打死枪毙的,给补一石粮食、几匹布了事。
在衙门里当刽子手的三板汉,曾教我一种整人的方法,叫小鬼搬砖。把人捆在太师椅上,把脚平放在另一只凳子上,再将两条腿从膝盖那里绑一道,然后冲脚底衬砖。我把这个方法给我三叔说了,三叔马上运用到实践中。最多的时候能往里衬七块砖,听见骨节圪叭叭响,是那种碎裂的声音。
有个张虎堂,年轻时就开始跑小生意,风吹得两眼通红,看着吓人。做生意通常五六人结伙而行,他怕别人吃他的干粮,就把干粮装在臭袜子里。大年初一有个风俗,家家户户在这一天都要到外头担一担水回来,称为财水。张虎堂老汉年年大年初一给人送财水,靠着这样节节俭俭,挣下一进四合院。土改一来,定为地主,坐圪针柜也交不出底财。后来说他过河西给国民党报信,抓住枪毙了。
前几年,我要给大小子弄一进院的宅基地,村里左拖右拖,都三四年了也没有批下来。人们给我递话,说得往上送黑钱才能办。我就找到村主任家里,一进院,不说话,先看他那几间大正房。他看我来者不善,说六叔你有事进屋里说,站在外头能看出个灵芝牡丹?我说我是看你这房子,什么时候土改我该分哪一间。一句话吓得他脸都白了。没几天,宅基地就顺利地拨下来了。哈哈。
(选自《黑五类忆旧》第十三期,2011-0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