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太史齐
中共当局使用复杂且不断升级的手段来压制异见并维持其所谓的虚假“社会稳定”。尽管如此,中国公民仍在坚持抗议,并且时有斩获。
凯文.斯莱登
插图:“自由之家”吉尔.万纳勒尔兹里(Gil Wannalertsiri)
(图片授权:帕拉齐奥.多.普拉纳尔托(Palácio do Planalto)/维基共享(Wikicommons))
尽管中共的专制统治对自由表达的压制日益加剧,但在中国异议仍经常发生。上周发布的第八期《中国异议监测》(CDM)标志着“自由之家”对这些抗议活动的监测工作已进行了两年。CDM两年来共记录了6400起抗议活动,两周年纪念日是对中国的抗议活动以及我们的监测进行反思的一个恰当时点:是哪些人在中国进行抗议、抗议活动的状况如何、抗议发生在哪里以及抗议活动的频率。以下是八条重要启示。
1.异议经常发生。尽管中共为维护其虚假的所谓”社会稳定“而建立了貌似强大的监视和镇压系统,但CDM的数据库证实了中共专制统治下的中国仍经常发生异议活动的现实。我们所记录的6400起事件很可能是低估的数据,而之前的一些学术研究揭示,每年可能有数万起事件。抗议活动的地域分布广泛,涉及中国各地的500个地级(省辖)市。
2.现场抗议呈现出多种形式。CDM数据库中的许多抗议事件是街头示威,但我们也记录了标语抗议和涂鸦抗议、罢工、占领特定场所、艺术抗议、绝食、强争议性的诉讼或上访,以及通过宗教信仰活动表达异议。对于一些宗教团体、少数民族和LGBT+群体来说,即使是半私下的集会也可能被中共视为异议,并常常引发中共政府的干预。
3.经济问题是引发抗议的主要因素。数据库中四分之三的抗议事件涉及公民的经济诉求,如工人要求支付拖欠工资、购房者抗议开发商未能如期完成房屋建设、退休人员要发放福利、农村居民的土地被强制征收等。虽然这些不满只与具体的生活需求有关,但抗议活动并非没有政治意义。在五分之一的经济抗议中,矛头所指是中共政府,而在23%的抗议中,明显存在某种形式的强力镇压。中共担心,即使是局部的抗议或针对公司的抗议也可能发展成为对政府或其政策的更广泛批评。例如,2024年5月,中共公安对云南省抗议征地补偿不足的村民进行镇压时,示威者高喊“习近平团伙在暴打人民。”
4.对任何事情的异议都可能招致中共的镇压。CDM记录了中国发生的三分之一以上的镇压案例。大规模抗议、对中央政府的控诉以及涉及政治权利的抗议最可能导致中共的镇压。但我们发现,几乎对任何问题的抗议都可能导致中共的镇压。然而,最被中共视为潜在政治威胁的是公民有组织地公开表达异议的行为,而非其他形式的抗议。
5.少数民族尽管受到严厉限制,但仍坚守异见。中共竭力压制和监视某些少数民族的言论表达。中共在实践中强使这些少数民族的文化活动更趋向占人口大多数的汉族人的文化,企图借此使他们的身份“汉化”,并迫使他们遵守中共的邪恶政治价值观。这意味着他们具体的文化活动会被中共视为带有挑衅性。CDM记录了中国藏族、蒙古族和维吾尔族抗议中共侵犯文化权利和自由表达、宗教活动、农业和土地权利以及中共滥用权力的145起异议事件。其中一半以上的抗议行为是在网上进行的,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线下的抗议行为受到中共的严格限制。.
6.网络异议广泛存在,但受到中共的严格审查且抗议效果被弱化。中国网络空间中的异议比线下抗议更为频繁。虽然中共维持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网络审查制度,但它仍无法彻底阻止网上的所有异议表达。相反,中共重点是在异议串红网络之前就对其进行审查,并要求网络运营商的算法不得放大异议的内容,从而降低异议的网络可见度。CDM的分析表明,中共长期的、系统性的限制手段客观上迫使拥有大量受众的网络账户不得不主动进行严格的自我审查。因此,许多网络异议存在于能见度低的地方,如语意模糊的帖子或者被淹没在评论区里。
7.抗议运动受到中共的阻挠,但并未停止。由于害怕在全中国出现持续的抗议运动,中共,尤其是习近平时代的中共,关闭了可以充当组织神经中枢的民间组织。因此,在缺乏组织者的情形下,CDM数据库中仍记录了至少267个较大规模的抗议运动,这就尤其意义重大。不过,个别行动者在行动时并没有直接与外界进行协调,而是通过具有共同象征意义的符号与外界联系起来。其中一个例子是四通桥抗议活动的后续影响,彭立发在四通桥上悬挂了抨击中共严苛的COVID-19限制和专制统治的巨型横幅。CDM此后记录了至少12起中国抗议者使用相同文字进行抗议的事件。
8.公民正在赢得中共的某些让步。在218个案例中,抗议者获得了中共某种形式的让步,例如政府介入争端或展开调查、公司作出回应、中共改变政策以及支付拖欠的工资。虽然这只占CDM数据库中所有异议事件的一小部分,但由于让步通常发生在抗议结束之后,而且由于中共死要面子,通常不会公布它的让步,因此这个数字很可能被低估了。最重大的让步是中共政府突然终止COVID-19清零政策。CDM在2022年记录了216起反对该政策的抗议活动,分析表明这些活动在几个月内变得越来越频繁,并在当年11月下旬达到顶峰。一周后,中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彻底终止了习近平本人死守的COVID清零政策。草根行动能够逼使中共让步也是公民不顾镇压风险参与公共异议的另一个原因。
撰稿人:凯文.斯莱滕(Kevin Slaten),“中国异议监测”(China Dissent Monitor)研究负责人,台湾办事处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