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亲眼目睹卞仲耘被打、并在《文革受难者》一书中披露了很多细节的王友琴认为,宋彬彬对于卞仲耘之死负有重要责任,因为她曾参与策划了那场批斗:“宋彬彬她们是预谋的,她们当然不知道(会)打死。但是她们上午就组织好的,就通知了那些校领导,说下午要斗你们,必须在,不许溜走。”
谈到具体打人者到底是谁,王友琴说:“我说要组织审判我,才可以讲出谁打的人。其中就有后来当了大官的女人、中国人民银行的副行长,就是那天在台上打(人)的。宋彬彬只是站在那个台下,因为那个台太小了。”
针对宋彬彬在卞仲耘之死中应付多大责任,胡平表示:“当然,她(宋彬彬)说没有动手,这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当时她的同学有谁指证她动了手。有人指证就是说,打的时候她在旁边看着,就说了一句,‘煞煞她们的威风也好’。”但胡平也认为,作为当时学校的实际负责人之一,宋彬彬是有可能阻止卞仲耘被殴打致死的。
卞仲耘(中左一)与家人合影(百度百科)
不过,也有中国舆论指出,当时官方的红卫兵组织尚未成立,宋彬彬与打人的红卫兵并非一派,她也没有权威阻止。
“没有真相就没有反思”
宋彬彬曾在公开道歉时表示“文革是一场大灾难”,并说“一个国家走向怎样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没有真相就没有反思。同样,没有反思也难以接近真相。”她希望所有在文革中做过错事、伤害过老师同学的人,都能“直面自己、反思文革、求得原谅、达成和解。”
旅美人权律师陈闯创对本台表示,宋彬彬自己就没有说出真相:“你作为当时的领导层,你知道是谁打人的、什么情况,你并没有说出来。而且一个最关键的是,不仅是说出事实,还有一个历史的、道义的责任。”他也感到遗憾,宋彬彬在生前始终没有和中共做出一个彻底的切割,“她在文革暴力运动中,(作为)非常突出的一个标志,可以说是中共把她钉上了耻辱柱。她也没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自己从耻辱柱上摘下来。”
陈破空同样认为,宋彬彬的道歉只是一种掩饰。他在2014年撰写的《宋彬彬应该投案自首》一文中强调:“宋彬彬们的道歉,如果不能上升到批判毛泽东的罪恶——文革的始作俑者,如果不能上升到反思现行制度的罪恶——文革得以发生的环境条件,那么,那样的道歉,就永远是浅薄的、廉价的。没有深度,缺乏真诚,等于另一种意义上的盲目。”
对毛泽东与文革的反思至今仍被压制
谈到卞仲耘之死及文革悲剧,上述受访者们一致认为,文革的始作俑者、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必须要负首要责任,他为了维护个人权力而发动了文革。不过,中共当局至今对于文革历史和毛泽东的罪恶缺乏彻底的清算与反思。据不同学者研究估计,十年文革导致的中国大陆非正常死亡人数约为200万到2000万不等,但中国至今仍没有一座文革历史纪念馆,相关的历史研究、文艺作品也受到压制。
文革历史研究者宋永毅在1999年从美国回中国搜集民间资料时,曾被北京当局以窃取国家机密为名逮捕,遭羁押半年后才在美国政界和学术界人士的呼吁下获得自由。2000年10月,长期专注于文革历史研究的王友琴创办了网上的“文革受难者纪念园”,但仅17个月后就被北京当局封杀。今年8月26日,曾创作批评文革作品的艺术家高兟回中国探亲时被抓,理由是“涉嫌侵害英烈名誉罪”,他创作过毛泽东下跪忏悔等一系列塑像作品。
为何中共当局如此害怕公众了解、反思那段历史?胡平指出:“虽然后来掌权的人都是文革的受害者,他们对文革的痛恨程度不亚于一般人,但是他们就出于维护一党专制。毛泽东是共产党的面子,如果毛泽东都批倒了,共产党就立不住了,他们是这么想的。”
“红二代”当政新一代“宋彬彬”仍在
9月18日,即中共官方高调宣传的日本侵华“九∙一八”事变纪念日当天,又一场悲剧发生在广东深圳。当地日本学校的一名10岁男孩在该校附近被一名中国男子用刀刺伤腹部,经抢救无效于次日凌晨去世。
“和平万岁!中日友谊万岁!反对仇恨教育!”一位前往事发地送鲜花悼念的深圳市民告诉媒体:“我是深圳的普通市民,作为老百姓是反对这种做法的,反对仇恨教育。我们的很多人就是这样,长期在仇恨教育之下,导致这种恶果。”
一名日本男孩在前往深圳日本人学校上学途中遇刺后于2024年9月19日去世。图为手持花束站在该校校外的一名男子。(路透社)
近几个月来,中国发生多起针对外国人的持刀行凶事件。今年6月,苏州一家日本学校的校车遭到一名持刀中国男子的袭击,在站台候车的一对日本母子被其砍伤。同月,来自美国爱荷华州康奈尔学院(Cornell College)的4名教师在东北吉林市一个公园散步时,被一名55岁的男子用刀刺伤。
陈破空认为,这种伤人事件虽然发生在民间,但根子却都在掌控舆论宣传的中南海:“是中南海的人在坚持文革思维,对中国人民继续的荼毒。”陈破空表示,近年来,中共当局持续加强对内洗脑教育和宣传,导致民众的民族主义和仇外情绪愈演愈烈:“今天仍然是太子党、红二代的天下,习近平就是总代表,做了总书记。所以,他所鼓吹的就是向左转,崇尚文革,崇尚毛时代。可见文革之风并没有化为灰烬,而且随时会死灰复燃,以另一种形式呈现。这就不难看出,为什么国内的小粉红、老粉红是这样一副模样,反美、反日都是被中共洗脑的结果。他们本身都是悲剧人物,他们的悲剧程度不亚于宋彬彬。”
胡平也指出,在所谓“邓、江、胡”时代并没有所谓“小粉红”群体,因为在那时,中国社会对于毛泽东、毛时代罪恶的批评还有一定的空间。而到了习近平时代,这种批判和揭露都遭到了更严厉的压制,以至于这十几年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对毛时代的罪恶所知甚少。再加上中国表面的经济繁荣,很多人因此而盲目自豪,以至于很容易被当局的宣传鼓动所左右。
与此同时,习近平还持续加强对教育领域的控制。9月初,中共党刊《求是》杂志在新学期开学之际刊登了习近平的署名文章,强调中国的教育是要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绝不能培养社会主义“破坏者和掘墓人”,也绝不能培养出一些“长着中国脸,不是中国心,没有中国情,缺少中国味”的人。
陈闯创律师认为,习近平的说法凸显中共试图一直掩盖历史真相,以维持其统治:“他非常清楚如果人们知道了真相之后,这些人是可能成为社会主义的掘墓人,而不是所谓的社会主义接班人。不管他是否真心相信这些,他都是要维持住这些假的东西,来对年轻人进行洗脑,来煽动他们。这个就很可悲。”
土壤和根子还在文革2.0版正在上演?
宋彬彬去世后,有网友评论说,这标志着文革一代的结束,或者是红卫兵时代的落幕。不过,陈破空认为:“毛泽东死亡,文革没有落幕,宋彬彬死亡,文革也不会落幕。因为,文革的土壤和根子还在,就是一党专政的制度-所谓‘无产阶级专政’。”
陈破空谈到,虽然陈小鲁、任志强、刘亚洲等部分红二代从文革中有所觉悟,但他们并未掌握权力;而像习近平这样的红二代,依然是过去的旧脑袋。他说:“很不幸的是,酝酿文革的制度还在,有文革思维的人还是最高领导人。文革怎么能说结束呢?远未结束,而且随时可能死灰复燃。”
陈破空认为,当年毛泽东死亡之后,中国曾有十年左右“阳光灿烂的日子”,但却昙花一现。现在的中共领导层还在搞所谓“枫桥经验”,所以距离思想上的文革结束还非常遥远。
“有人说,‘习时代’可以叫它是‘文革2.0版’,也就是文革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在中国呈现。它的极端意识形态、反美和反西方,以及在香港实施的国家恐怖主义都是新文革的表现。”他说。
陈破空指出,要想让文革悲剧不在中国重演,就必须结束一党专政,走向民主和宪政才能避免文革般的红色恐怖:“这一点对中国来说,看上去还很艰难,但是至少可以做到反思。”他强调,中国公众首先要做的就是真正的反思、反省,这样才可能让文革真正走向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