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阴性特质之崇敬乃深深塑造出毛氏皇朝的“狮子型”社会来。古人云：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同样，当混世魔皇得道成圣时，中国的女人可真了不得也！无需才华美德，只需“三观相合”，便可飞黄腾达起来！如江青、邢燕子、吴桂贤、张玉凤、李素文、郭凤莲、王秀珍、申纪兰、宋彬彬等等，个个如女中之凰，全都骄傲升空成“半边天”！却偏偏还要让中国的男人们大受憋屈，故此，沙叶新创作了著名话剧《寻找男子汉》，又引发巨大争鸣！
“反串”，这词通常是用于文艺表演的舞台场合，可是在毛时代的社会现实政治生活中，“反串”就是由女人来压制男人，从而获取非分执念，却是非常真实的存在！
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引用了Chin, Ai-li的资料（“Family and kinship in Chinese society” by Chin, Ai-li,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0.）写进她的《有关中国女性》书中，敏锐地指出，在1962-1966年间，中国的《人民文学》上刊登的232篇短篇作品中，有62篇处理父母、男女关系的情景。这些作品描述了，在当时极左形势下，家庭生活已不再有正常的人伦常情，通常不是儿子，总是由女儿带动起对父亲发起攻击，以强化并巩固中国文化的阴性特质。（参阅拙笔：施卫江：《“剩女”现象的社会批判》发表于：爱思想网站2009年11月12日）
（5）老人崇拜、长辈气场，青春遏制
一个人年老了而走上通向人生晚年的途中，身体的体力和智力逐渐地减弱萎缩，荷尔蒙激素持续衰退。由此，激励人的崇高行为的激情也相应地萎靡不振，进而，尚未实现的自我价值或可许诺实现于未来，惜乎其可能性已经大幅缩水，于是不再抱负有远大的志向，不再怀有憧憬未来的愿景，于是老人的性情较多地趋向于平和，能够度上平稳日子就算足矣，得过且过吧。拘囿于种种困境，老年人不大会做出大力挑战现存社会秩序的行为。
再者，中国的老年人普遍地接受正规教育少，因此能够深明大义，懂得西方文化的更少，老年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通常就是凭借自己经历过的人生经验来做出判断，因此，较多地承袭了逝去年代的陈旧老货色和腐朽老价值，就戏称是“老黄历”吧，对于中国的国情来说，老黄历就是老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其与现代西方人所敬仰的普世价值观作对比，必定是大相径庭，南辕北辙。由此可见，中国的老年人绝不可能是国家建设的主力军，更是无法担当代中国政治改革的重任。
反观青年人，激情充沛，精力旺盛，于是敢说、敢做、敢闯、敢拼，这些情状无疑地颇似雄性激素旺盛的男人。
医学和生理知识说：雄性激素并不全长在男人身上，女人身上亦有少量；同样，雌性激素并不全长在女人身上，男人亦有少量。如此，我们来作一个比附性思维：一个社会中的青年人，在与各个年龄段的人群作比较，就是最为阳刚气质的“男人”。
上述篇章我论述了：中国的女性得宠，男性受压，为的是“狮子型社会”，为的是“乾纲独断”，为的是“和谐社会”。一样的道理，为了“稳定压倒一切”，为了“红色江山的长治久安”，为了“攘外必先安内”，须是全体国民的“去势化”，必须大力压制住社会中最为阳刚的人，即青年人！
中国的老人之所以能够被红朝统治者大肆利用起来，整合成一个“和谐社会”，内在于传统儒家思想的等级制和名分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礼治”秩序：“别贵贱”“序尊卑”“严上下”，演化至当朝成为美丽的标语“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再论，国民超越情怀的严重匮乏使得事物走向另一端，小人心境大肆当道，其症状之一是：急功近利的面子感高涨。试想：在下受统治的老年人既然得到红朝统治者阴庇，使其尊严地位远远高出青年人一大档，便可心满意足，遂与统治者交相辉映起来了。所以美国学者孙隆基论道：“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之一是‘杀子’文化”。
今天中国的舆论阵地上经常会有如此感叹“老人变坏了！”，但却不见有人去倒果溯因，追溯其根源。
（6）四肢崇拜、蛮力炫耀，思想麻木
那个极左年代，“愚公移山”被宣传得盆满钵满，还偏偏要拒斥“智廋”，即反知识、反文化、反智慧、反精神的退化论实质。在此等政治文化的观照下，国民大多被规训成昏头昏脑，混混噩噩，麻木自得，无知自豪——一副“末人”得志得道的“共产主义”景观。
极左年代的宣传画呈现一个强烈的反智倾向、仇知趣味：举凡正面人物都是四肢强壮、孔武有力、衣袖高卷、皮糙肉厚，还要秀出：短褐的衣服，粗壮的手臂，壮实的肌肉，肥大的手腕，黝黑的皮肤，进而亮出：五大又三粗，大老粗光荣，土包子本色，无产者优秀——可这些全是与物质打交道的好东东啊！
这样就坚持住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拒绝一切精神性，把物质一端紧紧地唯住！进而，还要坚持住无产者的阶级立场，唯有他们才具有“全心全意”依靠性，反之，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与劳动无关！西谚云：人是一枝会思想的芦苇，可在中国，思想就是原罪！
伟大领袖作出最高指示：“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毛泽东：《五·七指示》)
（7）圣人崇拜，榜样敬仰，伪善盛行
那个极左年代有流行的口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举凡由伟大领袖引导出一个示范好榜样，人民大众趋之如骛，争相趋附。盖因天人合一的演绎，促成中国人的趋同排异心理，跟从大众的“羊群效应”，这就是尼采所批判的卑劣的“末人道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