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榜样的大流行与儒家思想的泛道德主义的理想背景有关，儒家伦理的基本立足点是“人性本善”，为此就该发扬光大，促使人人都向往善的高地去尽力而为，就会抵达至善世界“大同社会”。老夫子云“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程朱理学示“存天理”，王阳明称“满街皆圣人”······
“榜样是旗帜，代表着方向；榜样是资源，凝聚着力量。”虽说，中国人有帝王崇拜，君主崇拜，领袖崇拜，进而还要封受崇拜者为“神”，但此神绝非西方人的人格之神的上帝。中国之“神”可隐喻为处在遥远的“天边”一端，这“天”显然不是寻常百姓所能够企及，那么如何去“天人合一”呢？于是就有了中国人所理解的“天使”，即由伟大领袖钦定了的“好榜样”，他们当然算作是“人”，遂看作为伟大领袖与人民大众之间的联络员，现实生存中的天人合一即可延伸为：人民大众要与“好榜样”积极靠拢。
在世俗的中国人看来，只要“榜样”获得了一定的名声，便意味着其社会地位和政治势力确立了起来，于是大众粉丝涌现，趋势附炎，或亦步亦趋。然则当代中国式“榜样”（模范）之标榜，显然是一种“权力意志”（尼采）的宣示，浸透了政治立场的“忠心”二字，对党、对国家、对领袖的绝对忠诚绝对高于道德的自在律令，这就是红朝中国的“内圣外王”。
中国式道德泛化的说教完全漠视人性的幽暗之处，故必定导致极度虚假伪善！
（8）行伍崇拜、大兵优越，外儒内法
行伍、大兵之所以那么得宠、得势，盖因彼等为一专事杀人的机构或组织人员，即为一个“必要之邪恶”（斯宾塞）而得以确立。为了维持这么的“邪恶”存在，就必须予彼等以驯化，规训，予彼等以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忠诚性、服从性、严酷性，因为这些必要的军人品格特别需要运用在邪恶的杀人场景！
若能让这些严酷的品格为目的去规训、驯化寻常百姓，冠之以“革命”的名义来孵化他们内心，成长为他们坚定的信念和意志，如此则岂不坐稳了红色江山？看吧，这就是红色皇朝统治者的狂妄之念！这些狂妄尽是出于唯目的论，哪里会顾及手段的运用？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在他的《社会静态学·忽视国家的权利》中精辟地论述道：“国家使用邪恶的武器来制伏邪恶，并且同样要被它所处理的对象和运作的手段所污染。”
身披军服，在那个疯狂年代则是“革命派”的身份标识，是革命精神的时尚大抒发。有人认为，那个时代的军装大流行代表了“尚武”的美学趣味，对此我该说，此等“尚武”美学实在地展示为山野村夫的粗俗趣味，因为真正美学上的“尚武”理应展现出雄性的豪放和英姿来，譬如须有棱角分明且突出，高耸且硬化的帽子前沿和上装垫肩等等，这些美观犹如动物打斗那般的张牙舞爪，又例如纳粹德国的虎式坦克车其大部分的装甲角度是垂直的与其他结构相连接，就是显得这般的雄性壮美。反观中国文革时候男女军装，所有的边缘部位全都是圆润链接，展示为女性般的温和和柔软，但若单讲文革女军装的女性美，则又是差之千里，其毫无展示出女性身材线条的曲线之美。
由此可以说，山野村夫审美观大流行、大时尚的更为深层的政治意图是“农村包围城市”——嫉妒城市文明，以及反智、仇知等等的极左意淫。
行伍、大兵之崇拜，另有一侧面的大义即是“外儒内法”：表面上，堂堂名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仿佛是展示其“忠恕之道”，但骨子里却是绝对的严苛无情，为了严厉苛刻，残酷无情，就得尽力动用“邪恶”力量，即枪杆子的威慑力，于是大兵用上了。
（9）高大上崇拜、伟光正渲染，假大空流弊
文革时期宣传画，最醒目之处是，充满了宏大叙事的鼓噪，冠冕堂皇的喧嚣，满纸荒唐言，却无辛酸泪！
典型的红色口号、标语和词汇有：大革命，爱祖国，爱人民，红太阳，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斗私批修，继续革命，为共产主义奋斗，做共产主义接班人，等等等等。
口号标语的血脉偾张，极度颂扬，恰表明承袭了老旧传统的腐朽思想，这里有儒家的性善论、理性至上，大同世界，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王阳明“心性之学”，等等。同样的还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王国，妄想构建于排斥私人情欲和利益的公有制的基础上，还有各路自称是“弥赛亚”者来提供末世得救的诺言，无不表明了：大而无当的政治，就是好高骛远，必定会带来虚无缥缈，海市辰楼。
上述诸类预言和诺言互相激励，相映生辉，这些均是建立在虚假的“人性本善”立足点上，偏偏要遮蔽人性的幽暗之处，这些都可用“强道义论”来描述其伦理学谱系。过分强烈的道德叙事和倾诉，恰是如尼采所描绘的“末人德性”，即小人心境也。盖因小人的超越情怀特别匮乏，故而颇难理解事物能够演化和展开的情景。
由强道义论（义务论）作引申，便可推论出强目的论导向：只顾目的如何崇高无比，却不择手段。再有，就是强动机论导向：只讲先验的动机如何，却莫谈后验的效果怎样——毛亲手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政治导向就是如此！
写于2024年10月1日
美国纽约州罗切斯特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