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灭亡后，分裂为东魏与西魏，后又演变为北齐与北周。继承北周的隋朝南下平定陈朝，使天下重归一统。
▲东魏地图。图源：中国历史地图集
在民族融合的浪潮之中，河洛文化迎来了隋唐的鼎盛时期。
西魏之后，关陇集团崛起。作为关陇集团的代表，隋文帝杨坚定都关中，营建大兴城（即隋唐长安城），但他当时已经发现关中地区自然环境恶化，因此对河洛地区十分倾心。
开皇四年（584年），关中闹饥荒，隋文帝带着后妃、官员和将士等大队人马到洛阳“就食”，一连度过了冬春两季，等到青黄不接的季节过去，才返回关中。
由于关中人多地少，自然灾害频繁，粮食供应多依赖关东的输送，隋文帝有意通过改善漕运来解决这一难题。他命人在蒲州、陕州等地招募壮丁，设黎阳仓、河阳仓等储存粮食，并由建筑大师宇文恺设计，利用渭河开凿水渠，这条水道从长安城东通往潼关，长达三百余里，称为广通渠。
隋文帝在位期间多次东巡，始终没有下决心迁都。这个庞大的工程，由他那个背负骂名的儿子隋炀帝完成。
▲隋炀帝画像。图源：网络
隋炀帝即位后，有个叫章仇太翼的术士建议他迁都洛阳。章仇太翼上书说：“陛下的本命是木命，而长安所处的雍州在五行中属于金，金克木，对陛下不利，长安不可久居。开皇年间，有童谣说：‘修治洛阳还晋家。’陛下曾经被封为晋王，正好应验。”
史载，隋炀帝“览表怆然，有迁都之意”。
于是，隋炀帝当即巡行洛阳，进行实地考察。他登上洛阳城外的邙山，向南眺望伊阙，感慨道：“这不就是龙门吗，古代的一些朝代为何不建都于此？”一旁的大臣苏威赶紧说：“自古非不知，而是在等陛下。”隋炀帝大喜，“遂议都焉”。
隋炀帝下了一道诏书，宣布营建东京洛阳，声称这是为了继承隋文帝的遗愿，并重申洛阳“天下之中”的地位，所谓“我有隋之始，便欲创兹怀、洛，越暨于今……今可于伊、洛，营建东京”。
大业元年（605年），尚书令、营东京大监杨素和将作大匠、营东都副监宇文恺等大臣奉命营建东京。新的洛阳城从汉魏故城西移十八里，建在东面瀍河、西面涧河的地带，北面为地势雄伟的邙山，洛河从城中横穿而过，河上建有浮桥，称“天津桥”。
整个城区由宫城（紫微城）、皇城（太微城）、外郭城三部分组成，天津桥北通往皇城，桥南通向外郭城的丁鼎门，连通两个门的大街构成城市的中轴线，被称为“天津街”。
隋唐时期，洛阳是与长安齐名的世界级都市，唐人韦述评价河洛地理时说：“川原形胜，自古都邑莫有比也。”
为了这个国家级工程，隋朝的百姓付出惨重的代价，由于施工时间紧急，劳动量巨大，数十万民工有近一半人累死在运输途中（“僵仆而毙者十四五焉”）。
隋炀帝在位时建造的另一项工程——大运河，也与营建洛阳息息相关。河洛，是隋唐大运河的中心。大运河北抵涿郡（今北京市西南），南达余杭（今浙江杭州市），由四段组成，以洛阳为中心，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连在一起。
东京洛阳建成后，于大业五年改称为“东都”，此后，隋炀帝有四年时间带着群臣在洛阳办公，占了其在位时间的三分之一。
但其余时间，隋炀帝更多是沿着大运河巡幸江都（今江苏扬州），或带兵征战外族，他的好大喜功，耗费了隋朝的国运。隋末，饱受盘剥的民众揭竿而起，野心勃勃的军阀起兵造反，而隋炀帝本人最终在他醉生梦死的江南遇弑身亡。
▲大运河地图：蓝色为隋唐大运河，红色为京杭大运河。图源：锦绣人文地理
洛阳再次陷入战火，但天下之中的河洛，始终吸引着雄主的目光。
唐朝初年，隋炀帝的表侄子唐太宗李世民就多次动议修复洛阳。作为关陇集团的继承者，唐朝建都长安，但李世民曾在唐朝开国的征战中与洛阳结下不解之缘，也十分重视河洛的政治地位。
当初攻下洛阳后，秦王李世民命部下封守洛阳的府库，并让房玄龄搜集洛阳遗留的书籍。看到隋炀帝在东都修筑的奢华宫殿时，李世民感叹道：“逞侈心，穷人欲，无亡得乎！”随后下令焚烧洛阳紫微宫的干阳殿。
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命人重修干阳殿，以备巡视。大臣张玄素认为此举是重现隋炀帝当年的暴政，因此极力反对。尽管唐太宗阐明他重修洛阳城的理由是“洛阳土中，朝贡道均，朕故修营，意在便于百姓”，但他还是虚心纳谏，停止动工。
唐太宗恢复洛阳盛景的愿望，后来被他的小老婆兼儿媳妇武则天实现了。
唐高宗、武则天时期，一度将政治中心从关中转移到河洛。
上元二年（675年），唐高宗在巡幸洛阳说：“两都是朕东西之宅也。”唐高宗改洛阳为东都，前后七次巡幸东都，时间长达十一年。在此期间，唐高宗因患病难以处理政事，遂让武后参决朝政，朝臣将帝后称为“二圣”。
永淳二年（683年），唐高宗在洛阳病逝，留下遗诏，欲归葬李唐的大本营关中。
继任的唐中宗为了满足父亲的遗愿，护送其灵柩回到关中安葬。但当时身在洛阳的陈子昂上书谏阻。这篇文采斐然的奏疏说，关中连年遭受灾荒，田园荒芜，丁男承担兵役、徭役，已经无力供应护送灵驾的人马，营建工程浩大的陵寝，而河洛一代地势险峻，风景秀丽，还有唐高宗已去世的儿子李弘的恭陵，在河洛营建高宗陵墓，再合适不过了。
陈子昂的这次上书没有奏效，唐高宗最终还是归葬于关中的乾陵，但唐中宗并没有亲自护送以尽孝心，因为他第一次登极只当了55天皇帝，就被他母后废黜。
之后在位的唐睿宗，也没能掩盖母亲强势的光芒。载初元年（公元690年），武则天正式夺取李唐皇室的政权，定都洛阳，改国号为“周”，史称“武周”。
▲一代女皇武则天在洛阳称帝。图源：网络
洛阳，是武则天时期的“神都”。
有学者认为，武则天之所以坚持定都洛阳，是因为她出自关东庶族，不属于关陇集团，也就不需要尊崇长安的地位。
一代女皇将东都改为神都，使洛阳凌驾于长安之上，这也意味着关陇集团的失势。
为了改朝换代，武则天迫切需要在河洛实行新政。
她将佛教的地位确定在李唐的“血亲”宗教道教之上，自己假托弥勒佛转生，代唐为帝，在洛阳修建明堂和天堂。史书记载，明堂有三层，高度约为88米，中有通天柱上下贯通，而天堂更宏伟，一共有五层，中间放置一尊大佛，仅佛像的小指就可并坐数十人，这是中国文献记载中规模最大的单体木构建筑。
她为了提拔关东庶族，安抚天下士子，扩大科举考试规模，广开入仕之门，从而推动庶族新兴阶层进入朝堂，使门阀士族走向没落，这是中国历史上的进步之举。
为了彰显革故鼎新的合法性，武则天登临中岳嵩山封禅，将嵩山南麓的嵩阳县改名为登封县，阳城县改名为告成县，这两个地名沿用至今。
文人传言，武则天贬长安牡丹于洛阳，引发洛阳种植和观赏牡丹的狂热现象，从此有了“洛阳牡丹甲天下”一说。
▲嵩山地势图。图源：锦绣人文地理
神都的时代，随着武周的覆灭而成为历史。
武则天去世后，此前已复辟的唐中宗让她同丈夫唐高宗合葬，并取消皇帝的名号，称为“则天大圣皇后”。乾陵的朱雀门外竖立着一块石碑，上面没有镌刻文字，被称为“无字碑”，一如武则天的一生，是非功过，难以评说。
此后的唐朝皇帝虽然仍记挂着河洛地区经济、文化的繁荣，但都有意疏远与洛阳的关系。
有一年，关中灾情严重，山东、江淮的粮食迟迟没有送到。群臣建议唐中宗东迁洛阳，美其名曰“巡幸”，其实就是讨饭吃。唐中宗勃然大怒，说：“岂有逐粮天子邪！”
唐中宗这次发怒，除了对漕运不济感到不满，心中或许还有对洛阳的排斥。
唐玄宗李隆基在位期间，五次巡幸东都，却不胜其烦。李隆基早年在洛阳时，还是一个懵懂的小皇孙，但因为武氏执政，他遭到软禁监视，每天活得战战兢兢，对洛阳可没有什么好回忆。
第五次巡幸洛阳之际，唐玄宗听从京兆尹裴耀卿的建议，改善关中漕运问题，疏浚沿线水道，使江淮漕粮经鸿沟输纳河阴仓，再沿黄河运到洛阳含嘉仓或陕州太原仓，之后经渭河运往关中，从而使关中漕运更加便捷，运送的粮食比唐高宗时增加了十多倍。
唐玄宗从此不再前往洛阳，而是留在关中安逸享乐。他当时重用的宰相是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天宝三载（744年），唐玄宗得意洋洋地说：“朕不出长安近十年，天下无事，朕欲高居无为，悉以政事委林甫。”
但是，十一年后，渔阳鼙鼓震碎了唐玄宗的盛世美梦，河洛也陷入一片战火之中。
安史之乱成为唐朝盛极而衰的转折点。
当唐朝皇帝最后一次迁都洛阳，帝国已经敲响倒计时的钟声。
唐朝末年，河南军阀朱全忠（朱温）挟持唐昭宗迁都洛阳。
此时，唐昭宗早已是孤家寡人，沿途没有军队护送，只有十几个小宦官追随。到达洛阳不久后，唐昭宗就被朱全忠的部下所弑。朱全忠得知唐昭宗遇害后，假装震惊不已，趴在唐昭宗的灵柩上哭得死去活来，随后另立了一个小皇帝，史称哀帝或昭宣帝。
天祐四年（907年），朱全忠在大梁（今河南开封）接受了唐朝末代皇帝唐哀帝从洛阳发出的禅让诏书。次年，被迫退位的唐哀帝被毒杀，后唐时改谥为“昭宣帝”。
大唐王朝的兴衰存亡，在河洛地区画下了句点。
▲洛阳龙门石窟卢舍那大佛。图源：摄图网
历经五代的政权兴替之后，北宋定都于开封，以洛阳为西京，对唐末以来频繁遭受破坏的河洛城邑进行修缮。北宋时期，河洛人文荟萃，文化昌盛，洛阳作为西京，成为文人集团和失意政客的聚居地。
精通《周易》的邵雍中年隐居伊川，晚年长居洛阳，一生倡内圣外王之道，提出以心为本体、视天道（天地之心）与人性（圣人之心）为一理的“性命之学”，却耕于陇亩，大隐于世，受到世人尊敬。
邵雍晚年病重时，关学的创始人张载来到洛阳看望他，问邵雍：“先生信命乎？载试为先生推之。”
邵雍回答道：“世俗所谓命，某所不知，若天命则知矣。”
张载只好说：“既曰天命，无可言者。”
邵雍在世时，常与“二程”程颢、程颐论学。
程颢、程颐兄弟长期在洛阳居住、著述和聚徒讲学，他们仕途不顺，退而著书立说，主张行王道，施仁政。他们以“理”为核心，形成了一套思想体系。
程颐说：“凡眼前皆是物，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热，水之所以寒。至于君臣父子间皆是理。”
邵雍之子邵伯温问程颐：“孟子言心、性、天，只是一理否？”
程颐回答说：“然。自理言之，谓之天，自禀受言之，谓之性，自存诸人言之，谓之心。”
二程所说的“理”，既存在于自然界，也存在于人类社会，既是指天地万物的自然规律，也是指统治阶级的伦理纲常。
由邵雍、二程等开创的洛学，发祥于西京洛阳，开宋明理学之先河，这是河洛文化对后世的又一深远影响。
▲洛阳应天门夜景。图源：图虫创意
来到洛阳的失意文人中，还有北宋名臣司马光，他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从东京开封退到西京洛阳任闲职。
在洛阳期间，司马光与同僚呕心沥血，前前后后历二十年之艰辛，编写卷帙浩繁的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
司马光在洛阳书写这部心血之作，也为河洛的历史烟云感慨万分。他用一句诗道尽河洛王者之里的兴亡成败：“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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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来源：《狄仁杰之通天帝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