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昨天引了钱穆，今天恰是“五四”，再引三位的看法，梁实秋、陈西滢和钱玄同，与钱穆同时代人，对“五四”白话文和古典的看法，大相庭径，激进与保守并举，却更精妙与准确，因为他们比今人更接近“五四”，自然学问更好。】
1、梁实秋：白话文不是大白话
昨晚（1998年2月5日）读一本“梁实秋文学回忆录”大有兴味﹐是去冬以来所未有者。一直乱翻杂书﹐没有手不释卷的。
读起梁实秋纯属偶然。前些日余英时陈淑平夫妇去了一趟科罗拉多﹐回来借我一本梁的“谈闻一多”﹐梁闻皆曾就读于科大。读闻一多似无兴味﹐倒对梁产生兴趣。梁谈他怎么开始写文学评论一文﹐给我一些关于“新文学运动”的常识﹐殊为可贵﹐有些基本看法﹐他的意见平实而脉络清晰。
如他认为﹐文学运动总要落实在象样子的作品上﹐依此而论﹐五四新文学﹐在诗歌戏剧方面较差﹐白话文则是蔚为大观﹐举凡抒情论说记事皆彻底转型为白话文﹔小说本来就是白话文的天下。不过﹐他也认为﹐白话小说只是“语体”﹐如方言小说﹐有白话而无文﹐白话归白话﹐文归文﹐要写精致一点就必得皆助文言文﹐文白夹杂﹐用典﹔欧化乃是将子句纳主句之中而冗长累赘﹐不能卒读。鲁迅其实是欧化的始祖。
中国诗歌戏剧有悠久严密的传统﹐改良不易。他曾批评胡适﹑俞平伯﹑康白情初期的白话诗只是大白话而非诗。认为闻一多﹑徐志摩为新诗建立形式有建树﹐可称今日之李杜。徐模仿哈代﹐唯美主义﹐遣辞用字讲究﹐没有大白话﹐有浓丽之美﹐而不能出之自然﹔闻比徐沉郁﹐没有徐轻灵﹐而是模仿勃朗宁﹑济慈﹐注意音节﹐喜欢典雅繁缛。
他亦认为文学无不以发扬人性为指归。何谓人性﹖圆颅方趾皆谓之人﹐人人皆有人性﹐但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稀﹐即人有兽性﹐在纯自然环境中人比禽兽高贵不了多少﹐而是人可以用理智和毅力控制本能与情感﹐才显出人性的光辉。作人如履薄冰﹐人兽一线之间﹐曾国藩讲﹕不为圣贤﹐便为禽兽。其实人是介于禽兽与圣贤之间的﹐超凡入圣是宗教境界﹐凡人能维持人性尊严就很不容易了。这一段说法﹐同我不谋而合﹐我只是更感觉到﹐许多“超凡入圣”其实是虚伪﹐还不如人性有尊严。
他还谈到影响他的几本书﹕
一﹐“水浒传”。人间不平。
二﹐“胡适文存”。作文明白畅晓不枝不蔓﹔思想方法上寻根问底﹐不肯盲从﹔治学为文的认真﹐用心写每一篇文章﹐甚至信札﹐如对“水经注”下工夫﹔
三﹐白壁德﹙Irving Bobbitt﹚“卢梭与浪漫主义”。近代流行的偏颇﹐归根到鲁索的自然主义。吴宓﹑梅光迪的学衡派即受其保守主义的影响﹐梁亦称"我平夙心中蕴结的一些浪漫情操几为之一扫而空"。白的基本思想是与古典人文主义相呼应的新人文主义﹐强调﹕人之为人在于有内心的理性控制﹐不令感情横决﹔人的道德价值﹐不在于作了多少事﹐而在于有多少事没有做。
四﹐叔本华“隽语与箴言”。人生无所谓幸福﹐不痛苦便是幸福。痛苦是真实﹑存在﹑积极的﹔幸福则是消极的﹐并无实体的存在。没有痛苦时﹐那种消极的感受便是幸福。人应尽量避免痛苦﹐而不追求幸福﹐根本就没有幸福这种东西﹐避免痛苦就是幸福。但避免痛苦并不容易﹐需要慎思明辨﹐更需要当机立断。
五﹐Lothron Stoddard“对文明的反叛”。私有财产为人类文明的基础﹐认为马克思称私有财产为“万恶之源”是对文明的反叛﹐只是一种乌托邦﹐人类被乌托邦控制非常危险。
六﹐“六祖坛经”。棒喝是一下子打断人的理性的逻辑思维﹐停止常识﹐募然一惊﹐灵光闪动。
七﹐Carlyle“英雄与英雄崇拜”。英雄史观﹐政治的微妙在于如何把有才智的人放在统治者位置上﹐一人一票的民主并无好的政治。
八﹐希腊Antoninus“沉思录”。
2、凡京津之裨贩皆可为教授
又见陈源“西滢闲话”谈"白话文"，甚妙。
文中起头引莫里哀之名剧Le Bourgeois Gentilhomme（‘贵人迷’）中主人翁约丹自以为说话就是"散文"一细节﹐然后写道﹕
"约丹先生虽然已经说了四十年的散文﹐以后也许还有四十多年的散文可说﹐可的要是真有一个秘书早晚侍候在他的身旁﹐把他所说的话都一字不改的记录下来了﹐那几百几千册散文的语录中也许没有一句话够得上保存的价值。然而他的话一到了天才作家如莫里哀的口中笔下﹐便成了千古的杰作。所以林琴南的“行用土话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据此则凡京津之裨贩﹐皆可用为教授矣”实在不实识者的一笑……。
一般人日常习用的言语是非常简单的。好象一个英国言语学者曾经说过﹕莎士比亚在他剧本中用过的字有一万﹐而英国平常人终身所用的字也不过几百。中国因为语文分离的结果﹐语言特别的简单。“引车卖浆之徒”究竟能用多少字﹐我们虽然不知道﹐可是我们敢断言老百姓的土话决不成什么宝藏﹐不是一个天才作家提了一把斧﹐背上一个袋﹐到里面去搜求采集了一番便能自足的。自然我们希望有人肯到这矿山里开劈去﹐因为老百姓的话虽然不见得怎样丰富﹐实在有许多很优美的达意表情的字句。可是白话文不得不采用文言的字句﹐而且得大大的采用﹐是不能避免的事实。"
又有一日本人香板顺一，研究古汉语中口语化规则，相当专门精深。他说，汉语的白话文，发展过程甚长，从敦煌变文开始，到宋代话本、金代诸宫调、元曲或平话体小说，白话文与口语步步接近，至明代已相当接近了，那时白话文的文言因素较多，跟五四前的文学语言相仿，一来用文言文补充白话之不足，二来文言也能体现不同阶层人的语言习惯。
所以他认为，五四新文学独尊白话，斩断古典文学，其实并未斩断古汉语里的白话文；毋宁说唯有白话古语，成为后来白话文的一个资源，所以至少如鲁迅、知堂乃至张爱玲的小说文字，是相当地继承了古典小说中的白话文的，其中张爱玲可能尤其模仿‘红楼梦’白话风格而自成一体，乃又成现代文学之一端绪，备受后代景仰。
白话文的承传问题，于今已很明显，犹如失去根基之浮萍。凡文字好的人，一定有古文底子，仅靠市井俚语、方言作后援补充，写通俗小说勉强凑乎。中国文字失去整个辉煌的古典宝藏，今人用文捉襟见肘，窘迫于心中干枯，不是欧化式便是油腔滑调的口语化俚语，则统统失去中国古典的雅。
后来无意间又读到梁实秋之‘谈闻一多’，又旁及关于闻的一些回忆文字，觉得他性格颇似鲁迅，于是忽然想到，大概所谓"孤愤之士"在近代中国的乱序之中，容易因偏激而成大名。闻的新诗其实写得并非特别好，尤其与徐志摩的自然流畅和音韵相比，显得有些"硬做"。
但他对古诗的古典新意的阐发，学问很深，他是学者而非诗人。另一类"温柔敦厚之士"，如胡适、梁实秋等，便不易偏激，留下来的文字也好读。我是否一个"孤愤之士"？《河殇》之偏激是不是也反映了我有"孤愤"性格？其实思想史和文学史，极少从人之性格特点去研究人物，鲁迅是最明显的例子，他其实是一个心理病很重的人。
3、钱玄同：中国自古说淫话
久闻钱玄同痛骂古典文学，而未见文字，终于寻得，原来出自他跟胡适的书信。他从胡适说"以小说论，‘孽海花’尚远不如‘品花宝鉴’"谈起，直将‘金瓶梅’比之‘红楼梦’，写道：
"仔细想来，其实喜描淫亵，为中国古人之一种通病。远之如‘左传’，详述上烝，下报，旁淫，悖礼逆伦，极人世野蛮之奇观；而叙述陈灵公淫乱之事，君臣相谑之言，尤为淫亵之尤。近之如唐诗、宋词，说淫话处亦不少。至于元明之曲，则有直叙肉欲之事者矣（如‘西厢’之“酬简”，‘牡丹亭’之“惊梦”，即如‘水浒’‘红楼’中，又何尝无描写此类语言，特不如‘金瓶梅’之甚耳）。故若抛弃一切世俗见解，专用文学的眼光去观察，则‘金瓶梅’之位置，固亦在第一流也。惟往昔道德未进化，兽性肉欲犹极强烈之时，文学家不务撰写理想高尚之小说以高尚人类之道德，而益为之推波助澜，刻画描摹，形容尽致，使观之者什九不理会其作意，用"赋诗断章"之法专事研求此点，致社会道德未能增进。"
这段文字，真是应了那句"只见脏唐臭汉"的俗话，一窥"五四人"之激进。不过，以今日显学如"解构主义"、"解释学"去诠释中国古典，恐怕读出来的结论，不会比钱玄同差得太远。我之好奇，还在于钱氏的文学观，津津于"高尚人类之道德"，深信小说有"改造人性"之功能，一望而知，乃是梁启超"小说救国"、鲁迅"疗救灵魂"一路思潮的生发，那大概是胡适不敢苟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