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授权）
2007年底的某一天，看完本书中译本初稿，发觉很难下笔写导读或序文，因为作者自己已明白地在书中以＜前言＞和＜导论＞，以及在＜结语＞中全包了。或许我只能写“读后感”。
的确，诚如作者大卫・瓦尔许所说的，这是一本故事书，主角是一个人，以及他的一篇学术文章。不过，更广泛地说，作者其实借由这个主角和这篇论文讲述当代经济学的发展和演化的故事，时间涵盖两百多年，着重的是二十世纪末和二十一世纪，重点在“经济成长”、“知识”、“科技”这些名词及其内涵的变化，而且引申出“政府政策”的角色该如何扮演，其终极目标还是在于如何促进全人类的“福祉”。其间涉及地区间、国家间、行业间，以及职业间的诸类结构性演变，可说异常庞杂。
困难度极高的工作
这么复杂的事务，以四百多页堪称厚重篇幅要将之说清，执笔者仍然不但要有经济学专业的基本功，还要有说故事的本领，而文笔要好当然更不在话下。那么，要问的是，本书作者有此能耐吗?
作者自称是位经济记者，且在报社工作多年，如此，文笔和说故事的本事想必没问题；而在本书＜结语＞的前头，作者明示他即将加入经济学界，等于告诉读者他拥有经济学的底子。读完全书，我也同意作者的确具备写这么一个难度相当高主题的三大要件，而本书的出版其实就是最好的明证!
此时我的脑中也再度浮现一九八六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James Buchanan），他在《自由经济的魅力·明日资本主义》（Tomorrow, Capitalism）这本书的英译版序文中，对原作者李甫基（Henri Lepage）这位法国记者的赞词。他说李甫基这样一位经济记者，“既具备冷静精深的经济学知识与合乎逻辑的政治哲学知识，又具有表达这些知识给广大读者的能力”。本书作者也同样够资格获得这样的称赞。
李甫基在该书中写的是“自由经济学”再领风骚的精彩故事。这本书则主要记叙“知识经济学”或“新成长理论”的发展故事，甚至扩及一般性的“财富”或经济成长理论的演化，较诸李甫基，格局更大，难度更高。而且，本书还涉及经济理论流派、经济学数理化演变和经济学教科书出现、蓬勃演化等等，工程实在钜大。
这本书的主角名叫保罗·罗默（Paul Romer），他的论文于一九九〇年十月刊在著名的主流经济学术期刊《政治经济期刊》（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篇名叫〈内生的科技变革>（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这篇文章是“经济成长理论”的一个分水岭，产生了一种革命性的变革。在此，有必要先扼要陈述现代经济成长理论的历史沿革。
现代经济成长理论沿革
大致上，自从哈罗德-多玛（Harrod-Domar）以“投资双重性”为基础，得出有名的“哈罗德-多玛成长模型”之后，许多国家的经济计划即以该模型为蓝本作推估，但因其具“剃刀边缘”的不稳定特性，一旦离开均衡，即难回到充分就业的成长均衡。为了改进此种不稳定性，学者们乃分头进行研究，其中，最成功者乃推梭罗（R. M. Solow，一九八七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在一九五六年发表了＜对经济成长理论的一项贡献＞（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这篇重要论文。他将生产函数型态由梁铁夫（Wassily Leontief,一九〇六〜一九九九,一九七三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式的固定因素比例，改为资本、劳动之间可以任意替代的生产函数，以获致充分就业的稳定均衡成长，从而“新古典生产函数”即广为学界所引用。
梭罗的“新古典成长模型”有三个基本的假定：一为人口成长系外在因素决定的，经济与人口变动之间没有交互影响；二为生产函数呈现固定规模报酬；三为投资等于储蓄，前者为资本存量的增加额，后者则为总产出的某一固定比例。就在这三个假定下，梭罗推导得出：某一经济社会能够达到，在某一资本劳动比例之下的长期静止不动之每人所得，此时，社会呈现充分就业，所得增加率等于人口增加率，也等于资本增长率。
这个精致的新古典成长模型，在实际应用时，常与实际现象不合。在每人所得有一个静止不动的长期稳定均衡方面，与我们熟知的，许多国家有连续成长一百年以上的每人所得之事实不合；另一方面，新古典成长模型推论出，技术与偏好相同的国家，每人所得会逐渐接近；这与世界银行一九八四年的研究和顾志耐（S. Kuznets,一九〇一〜一九八五，一九七一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有“国民所得之父”尊称）之研究都有违逆，事实上，贫富国家之间的成长差距是在拉大而非接近。
关于第一点缺失，梭罗加进“外生的”技术变动来解释，他将技术进步视为“余数”，因而得到有名的“技术进步梭罗会计估计法”。迄今，这种测量法仍广为台湾学者所用。但因此法需要用到难以得到公认的资本存量资料，而有其它测量法的出现。其中，已故的邢慕寰院士也曾自创一种不用资本的估计方法，但仍有争论，有待进一步研究。
沉寂十年再抬头的成长理论
由于新古典成长理论存有重大缺陷，到一九七〇迄八〇年代初期，就不获经济学家青睐。但是，就在一九八〇年代末期，情况却有变化，数位当代顶尖的学者，不约而同地将它重提，并再改造成理论。最值得注意者当推卢卡斯（R. E. Lucas,一九九五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贝克（G. S. Becker,一九九二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两位教授。两者都针对上述梭罗成长模型所无法解释的“富国、穷国之间，无论在个人所得的绝对值或成长率上均有所差异”，试图提出新的解释方式。
前者希望借由人力资本的加入找出一个模型——个可以放在电脑里跑的明显动态体系——以机械化的运作架构来反映此等事实。后者则再引进马尔萨斯（T. Malthus,一七六六~一八三四）的经济动态模型，将人口成长视为内生变数，结合梭罗的模型，重新再出发。迄一九八〇年代末，两人皆各有可观的进展。他们的初步研究成果，分别在一九八六年四月和一九八七年三月到台湾访问时，作过公开演讲。
经济成长理论在沉寂十多年之后，在一九八〇年代末再重现曙光，而一九八七年梭罗这位现代成长理论先驱者获颁诺贝尔经济学奖，正是成长理论又再度重领学术风骚的证明。不过，此时真正的主角既非梭罗，也不是贝克或卢卡斯，而是罗默。
知识经济学崛起
罗默可说出身自芝加哥大学经济研究所，也受过卢卡斯的熏陶，但他的理论与芝加哥学派却有杆格，特别在“政府干预”这个关键点上，这点也是所谓的“淡水学派”（主张政府不应干预）和“盐水学派”（主张干预）最主要的差异。自一九三〇年代凯因斯理论兴起，从此以后“政府精密调节经济”就广受欢迎并被认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所得政策、产业政策等纷纷出笼。
“市场失灵”的理论是政府能堂而皇之进行干预之基础，尤其是所谓的“Public Goods”（一般书本都称为“公共财”，其实是错误的译法，而英文名字也非常地不妥，因为这种种财货具有“共享”和“不能排他”两种特性，但“公共”或“Public”的意义却是大家共有的物品，与“私有”相对应，这是“产权”的课题。而且不论是私有财或公有财，都可能有着共享和不能排他两种特性。不过，大家不妨想一想，实际社会里真有同时拥有这两种特色的物品吗？即便是“国防”，也可能利用驱逐出境予以排除呢!因而严格地说只能找到“近似”具此两种特质的财货而已），更被认为应由政府免费提供，因其一旦制造出来，广大的其他使用者就不必支付成本而享用，且不会减损他人的好处。（对此重要观念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吴惠林（二〇〇五），《飞越黑板经济学》第二篇《市场失灵的迷思》，页一四七〜一七二。）
罗默的“内生技术”之理论基础就是“知识具共享性”。对于人力和科技资源所发挥出的创意、创新，必须有政府在教育、训练和科技政策上担任“一定程度的积极管理”角色。于是原本似乎永远也无法与央行总裁、财政部长，甚至贸易谈判代表平起平坐的科学部门主管与教育部长，由于科技、训练，以及教育政策将被全世界所有国家视为政府必要与合法的责任，其重要性与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不相上下，而要参加执行这些政策的难度甚至更高，所以这两个部会首长的地位乃水涨船高，特别在知识经济兴起，电脑科技日新月异，网际网路无远弗届的二十一世纪，将更为明显。
稀少性和生产要素产生破天荒变革
在经济理论上，“内生技术变革”所表达的是“报酬递增”或“生产力向上”的情况，而袭断性竞争市场也取代完全竞争市场，于是“稀少性”这种经济学一直以来的假设将被“富足性”取代，而过去二百多年来经济分析的土地、资本、劳力三大基本投入要素也被“人、概念、东西”取而代之。为了明确表明此种变革，就必须以高深数理模式来呈现，经济学数理化的境界乃更见提升。我们知道，经济学之所以在一九六八年被瑞典中央银行出资列在每年颁发的“诺贝尔奖”行列，系因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数理化”程度最深，且可用计量方法来实证。这条数理化之路始自马夏尔（Marshal,一八四二〜一九二四），迄至萨缪尔逊（P. A. Samuelson,一九七〇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才备妥工具而发扬光大，他用新方式写作之《经济学》畅销书更将此工具发挥得淋漓尽致，而经济体系可用数理模式表明，政府可用政策“精密调节”（fine-turning）经济景气，乃至提高经济成长，开发中国家和落后国家也可依样画葫芦，或许贫富间差异得以缩小，贫穷得以消除，乃至世界大同可以达成！
瓦尔许的这本巨著就是讲述成长理论和经济学演化的故事，他以记者的写作功力很精彩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俗话说“内行人看门道，外行人看热闹”，无论是经济学圈内人或门外汉，都可以受益。诚如作者所言，一些读者可能偏好跳过这本书的背景部分，直接阅读各种指南或刚刚开始出现的教科书，但这将因此种仓促而错过一个好故事。或者读者们先看过我这篇读后感和本书的前言、导论和结语后，就会有一窥全书的兴趣。
返还亚当·史密斯的世界
这本书不但精彩讲述当代经济学的演进，作者更点出了重要的意涵。不过，正如作者在本书最后一段所指出的“经济学让人兴奋的盛况目前已达顚峰。不过最大的挑战仍然横亘面前，比国家财富更“深层”的秘密还有待发现，也就是亚当，史密斯称之为道德情操的天赋—关于人性，也是我们宣称的人道。”毕竟罗默所带动的新成长理论或知识经济学，系基于高科技的带动，而由创新的日新月异让报酬似乎递增，人类也好似愈来愈富足。可是，不说全球“赤贫”还消除不了，连先进国家中都出现明显M型社会，中产所得阶层流向低层者众，而地球暖化、恐怖行动连绵不绝且愈来愈恐怖，恐怕都是可怕的后遗症。
人啊！何不勇敢承认自身的渺小，有形的财货之富足却以摧毁无形的心灵做为代价，又让地球资源快速耗竭。
那么，不是如本书作者所说的，应该是到了唤回当代经济学的始祖亚当，史密斯的“道德情操（感）”或“伦理道德”的人性或人道的时候了吗？
※二〇二五年诺贝尔奖颁给三位技术进步经济成长经济学家，显示经济成长再受关注，科技、创新是主角，而十七年前出版的这本书，更显出一读的价值。
(本文作者为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