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弗拉基米洛夫（1905-1958）是前苏联的中国通，说得一口流利的中文，曾多次被前苏联派往中国长期工作。1938年5月至1940年夏，他任塔斯社驻华记者。1941年4月至8月再度被塔斯社派往中国。1942年5月，他以共产国际驻中共区联络员兼塔斯社随军记者身份驻扎延安。在共产国际解散后，他仍以塔斯社随军记者身份留在延安，直至1945年11月才返回苏联。1948年至1951年又被前苏联派往中国任驻上海总领事。《延安日记》是他1942年5月至1945年9月用俄文写的日记，在他去世后由当时的苏共当局于1973年以《中国特区：1942-1945》为书名出版。当时，中苏关系恶化，此书对抗日战争期间中共不顾民族存亡，假抗日、真扩张的真面目进行了入木三分的揭露，是苏共领导集团投向中共及其独裁者毛泽东的重磅炸弹。然而，作为与中共最高层和毛泽东具有密切接触的重要知情人，作为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唯一有国际影响的人物，（“大会上除了几个日本人、朝鲜人和蒙古人以外，我是唯一的外国人。”（《延安日记》575页。以下数字全部指该书页码，不另注明））他的观察、分析和记载无疑具有极其宝贵的史料价值。
也许是记者的职业习惯，作者特别注意对人的观察和分析。在他这本洋洋五十余万言（580多页）的日记中，除了对国际、国内大事的及时记载之外，他还以明快简练的笔法描绘了中共主要领导人——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林彪、刘伯承、叶剑英、聂荣臻、彭德怀、陈云、林伯渠、徐特立、康生、李克农、彭真、江青、王明、博古、洛甫、王稼祥、王震、陈伯达、凯丰、李立三、董必武、伍修权、陈家康——的简历、性格、爱好和习惯。但是，作者观察最细、着笔最多、刻画最深的人物，却是中共中央主席、中共特区的独裁者毛泽东。
一、毛泽东的生活肖像
作者以相当多的笔墨描写了毛泽东的生活状况。
1、毛泽东生性狡诈、功于心计。“毛泽东为人狡猾，善于随机应变。这个肌肉松弛、行动迟缓的人貌似坦率，实则老谋深算，看自己的目标看得很清楚，因而对敌友也就分辨得很清楚。”（474页）
2、毛泽东知识面不宽、但又喜欢炫耀博学。作者写道：毛泽东“对西方哲学了解得很少，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是庸俗的。”（167页）“凡属不是中国的东西，毛泽东一概加以蔑视。可以这样说，对他说来，中国的东西是世界文化的顶点，是终极真理。他经常看的，是一套中国百科全书，古代哲学论文，和一些旧小说。”（168页）“毛泽东一点不懂外语。他倒精通中国古典文学，而且随时准备炫耀他的知识。他亲自治军，享有游击战专家的声誉。毛泽东确信自己是有才能的历史学家、诗人和作家。”（110页）“毛泽东懂得中国的古典文学，他的同胞所以给他唬住了，这是主要原因。”（167页）“毛泽东对文化抱着不屑一顾的轻蔑态度，令人吃惊。这说明他眼界狭小。他喜欢叫人怕他，并且对怕他的人抱有好感。”（107-108页）
3、毛泽东深居简出、离群索居。“他呆在家里就像是在关禁闭。谁也不记得主席曾视察过哪个工业企业或部队。”（110页）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变成了一个高高在上的官僚。
4、毛泽东习惯于一言堂。“毛泽东说话声音低。他一开口，谁也不说话了。他还是当众演讲那副神态。人们得听惯他那口南方话。”（107页）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不愿意听到别人的声音了。
5、毛泽东在生活上骄奢淫逸。尽管在战争年代，老百姓衣食无着，延安的共产党高层却过着奢侈的生活，经常举办舞会和宴会，有的宴会居然有“七十道菜”（107页）。毛泽东烟酒俱好。“毛泽东抽起烟来，一根接着一根。他用拇指和食指夹香烟。他的酒量也很大。”（107页）
6、毛泽东好色成性、薄情寡义。毛泽东“在长征期间遗弃了他的第二个妻子贺子珍，是在她生病的时候遗弃她的。他把他的五个孩子留给农民照管。”（567页）毛泽东曾经向作者夸耀中国姑娘是多么漂亮。几天以后，一个中国姑娘就派到了作者的住处，显然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党中央命令她来送货上门、取“精”献宝的。
7、毛泽东贪生怕死、胆小如鼠。作者认为毛泽东患有忧郁症。只要形势稍稍对他不利，他就会抱怨身体不适，经常叫驻延安的苏联医生奥尔洛夫上门为他治病。毛泽东的贪生怕死集中表现在重庆谈判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宣传，抗战胜利之初，毛泽东为了避免内战、救人民于水火，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不听党徒的劝阻、大义凛然地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但是作者揭示的历史事实却与此正好相反。毛泽东“对他去参加谈判时的人身安全问题担心、害怕。他认为蒋介石的邀请是个圈套，他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570页）在一连接到蒋介石三次邀请后，毛泽东觉得不能再回避，被迫接受了邀请。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将军和国民政府首席代表张治中将军乘专机专程来延安接他去重庆。在这种情况下，作者写道，“毛泽东再度要求证实，苏联政府是否准备保障他在重庆的人身安全。他要求，如果他的安全受到威胁，他就到重庆苏联军事代表团驻地去避难。我明确对他说，他的人身安全是有保证的，同时让他放心，必要时可以到苏联军事代表团驻地去避难。可是，所有这些顾虑都是多余的，因为蒋介石还不敢侵犯他的生命。这是莫斯科可以坚决担保的。”（571页）得到作者代表苏联政府作出的保证，毛泽东才吃了定心丸。他做好随时逃入苏联军事代表团驻地避难的准备，诚惶诚恐地在第二天（1945年8月28日）随赫尔利和张治中去了重庆。
二、毛泽东的政治肖像
以上是生活中的毛泽东。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国人，笔者更加关心的是毛泽东在政治上的表现，因为它对中国的前途和中国人民的命运更为关系重大。在这一方面，《延安日记》的作者也为我们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史实和史料。
1、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共党军八路军和新四军从来就没有积极投入过抗日战争。全面抗战伊始，毛泽东就下达秘密文件，为共产党制定了指导方针：“一分抗日、二分宣传、七分发展”，从而确定了八路军和新四军游而不击、不打日军、专打友军、制造磨擦、扩充军力、扩大地盘的策略。1945年5月10日，刘伯承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言“承认抗日战争打得不起劲，松松垮垮。（‘我们打日本人时总是用游击战，只是在打国民党时才用正规战、常规战。’）他证实了正规战和常规战是对付蒋介石的。他证实了1941-1945年毛泽东采取的是等着瞧的策略，让中共军队按兵不动。”（477页）对此，毛泽东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他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说，“共产党必须集中至少六分之五的政治手段（就这个词的最广泛的意义）来无情地批判国民党，和它展开坚决的斗争。六分之一的政治手段留作机动。”（512页）毛泽东在这里不打自招地告诉我们，在中国人民十四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前六年忙于分裂祖国没有打日本，在后八年打着抗日统一战线旗号时期也没有打日本。
2、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特区大种鸦片，不惜毒害中国人民，捞取扩充军备的经费，不是为了抗日，而是为了准备内战打天下。作者写道：“到处都在做非法的鸦片交易。例如，在柴陵，远在后方的步兵第120师师部，拨出一间房子来加工原料，制成鸦片后就从这里运往市场。”（103页）“解放区出现一片怪现象。中共的部队也同样出现了这种怪现象。它们都在尽可能地与沦陷区的日军做生意。”（103页）“实际上晋西北各县都充斥着五花八门的日货。这些货物都是由沦陷区仓库直接供应的。在第120师师部里，讨论的中心不是战斗任务、作战和其他军事问题。而是怎么做买卖和赚钱。这一切都是奉命行事的……”（104页）
“政治局已任命任弼时为‘鸦片问题专员’……要隐瞒特区的鸦片生产的真实规模是不可能的。鸦片是当地贸易中最重要的一宗商品。任弼时想为这项‘买卖’制造理论根据。从一次长而乏味的谈话中听出来，与中共领导的说法相反，特区的经济和财政形势，极为严重。通货急剧膨胀。财政工作日趋困难。已经发行了六百万元的货币！可是，并没有改善经济状况……政治局讨论了经济困难问题，找出了一个相当别出心裁的办法。政治局批准，加强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和贸易’。同时决定，作为紧急措施，要在一年内为中央政府所辖各省的市场（叫做对外市场）至少提供一百二十万两鸦片。”（166页）
请注意，林则徐在虎门销毁的鸦片在百年之后又死灰复燃、行销全国了。但是，这次贩运鸦片的不是英国商人的火轮，而是中共特区的毛驴和马车。一年就向中央政府所辖各省的市场至少行销一百二十万两！中国共产党毒害中国人民，比老牌的英国殖民主义者有过之而无不及。
3、毛泽东利用整风运动排除异己、树立个人绝对权威。毛泽东在1935年遵义会议上获得最高军事指挥权之后，在中国共产党内并没有建立起唯我独尊的个人地位。党的总书记是洛甫（张闻天）。1937年底，王明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身份回国，其地位之高是毛泽东望尘莫及的。1937年12月1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准备召集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认为在最近时期内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全中国人民解放斗争和党的工作，均有最严重的意义。”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又举行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再次作出了《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毛泽东认识到，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七大”，党的最高领导人将非王明莫属。为了确保自己的领袖地位、把张闻天赶下台、把王明搞垮搞臭，毛泽东重用康生、彭真、李克农等打手，在全国抗战打得如火如荼之际，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为期四年的延安整风运动。在小小的延安，遭到打击迫害的人达三万人以上。在彻底打垮了王明为首的“国际派”之后，毛泽东又在延安举行了几乎长达一年（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的六届七中全会。在万无一失地确立了他至高无上的地位之后，才于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比六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时间晚了七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