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告诉我们，在整风运动中，心狠手辣的毛泽东甚至想以投毒手段从肉体上慢性消灭他的顽敌王明。“给王明治病的是金医生。当他开的处方拿到药房时，值班药剂师被这种不寻常的配方吓了一跳。照料王明的护士也说了这回事。金开这药方时，王明还没有严重的肾病和肝病。罗莎‧弗拉基米洛夫娜马上去找开这种药的医生，而金坚持要病人服用这种药，即便药最后变了颜色（变成深绿色），也照样服。由于金坚持，病人继续服用这种药。奥尔洛夫把金的处方抄了下来，并断然禁止病人再吃这种药。安德烈.雅可夫列维奇向我解释说，这个处方从表面看是对的，但是这种合剂时间一久会分解。这就有毒了。”（115页）但是，王明必须继续按照医生的要求服用这种含甘汞的药物。“王明服用甘汞六个来月了。结果，他的肝和肾都出了毛病，并开始掉牙。金医生正是在合剂变成深绿色的时候催促病人服用。中共中央卫生处的领导人傅医生拿到了这个处方，他说，这种配方的甘汞，用这样的剂量，毒性很大。傅医生立即向中央委员会汇报了这个情况。”（117-118页）
毛泽东最后被迫放弃了毒死王明的计划，不是因为傅连璋的报告，而是因为“毛泽东和康生确信我们已经知道蓄谋毒死王明的‘处方事件’的内幕。这迫使他们放弃了谋杀王明的念头，因为中国医生可以被吓唬住，但是拿我们怎么办呢？江青的来访，关于处方的喋喋不休的谈话，以及加紧对我们的盯梢，都证实了这个结论。”（120-121页）
4、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新四军与日军秘密勾结，投敌叛国。在日寇已经投降的1945年8月18日，作者在日记中写道：“我无意中看到了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总部的报告，完全清楚地证实了，中共领导和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持着联系。电报无疑还表明，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是定期送到延安来的。后来我证实，中共军队和日军的参谋机构之间的联系，已保持很长时间了。联系的两头是延安和南京。”（561页）
三天以后，1945年8月21日，作者又写道：“叶剑英告诉毛泽东，我已经知道了新四军总部发来电报的内容。中共中央主席跟我解释了很久，说明共产党领导人为什么决定要与日本占领军司令部建立联系。”（563页）不管毛泽东如何解释，作者仍然认定：“这是一件可耻的事情，因此毛泽东想为他的解释提出有说服力的论据。谈话表明了所有这一切做法是如何不体面。与日本司令部的关系早已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建立了。中共领导中只有几个人知道此事。毛的一个代理人（或像毛所称呼的‘联络员’），可以说是一直隶属于南京的冈村宁次大将总部的。什么时候有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间谍机构的严密保护下，畅通无阻地往返于南京和新四军总部之间。中共中央主席发出的必要的情报，留在新四军总部，等着这个代理人（他原籍日本）。这个代理人的情报，在新四军总部总是很快译成密码，发往延安。”（563页）
笔者不厌其烦地引用了以上文字，因为它把共酋毛泽东和敌酋冈村宁次的密切联系、联络中介、联络方式都清楚无误地告诉了我们，使毛泽东通敌卖国、认敌为友、认贼作父的真面目大白于天下。
5、毛泽东一贯愚弄人民、欺骗舆论。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最重大的事情，就是毛泽东所作的政治报告。它有几个不同的版本。第一种版本，就是中共中央主席在大会上发表的《论联合政府》。这个报告按事物的本来面目谈论问题。（应读为按毛泽东理解的事物的本来面目谈论问题——笔者按）毛态度明朗、坦率地提出他的看法和评价各项大事。他还分析了党的工作的缺点。第二种版本，只限在党员中传阅。它与大会上的讲话基本上没什么不同，但措词温和得多。根本没提蒋介石。关于党的工作的缺点只是一笔带过，说得十分笼统。第三种，是为公众准备的版本。与前两份比较，这份报告措词甚至更加温和。所有问题都被敷衍搪塞过去。没有提到政府首脑。延安报刊上已发表了政治报告的最后一种版本。”（508页）
对全国代表大会的最重要文件也弄虚作假，这就是中国共产党，这就是毛泽东。第一种版本只给与会代表听听而已。代表们的笔记本都盖上了机密的印章，页码都编了号，会后必须全部交回，不许缺页，连作者作为唯一的苏联代表也不例外！作者的“笔记本封面上盖上了一个‘机密’的印戳，并用漂亮的字体写道：‘孙平（作者的中文名字——笔者按）同志，这本笔记本是机密文件。编好了页码，一页都不准撕掉，每次会后都要交上来，并不许携出会场。大会闭幕后要把笔记本交出。’”（450页）既然如此，又何必要发笔记本？又何必要代表们作纪录？原来是为了帮助他们在会议上对领袖的教导进行讨论消化，好让他们完全理解领袖的旨意。在此之后，当然不可以让他们带走。不然，万一流传于世，让局外人从中看到共产党见不得人的狼子野心，那还得了！第二种版本是给党徒传阅的。党的工作的缺点当然不可多提，反蒋言论也必须收敛，因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张“虎皮”还是要当作大旗打出来的。蒋介石作为国民政府的领袖不好肆意攻击。第三种版本是欺骗老百姓的，党必须保持一贯正确的光辉形象，所有问题当然都要敷衍搪塞过去。
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在高举民主大旗对国民党大肆攻奸的时候，在它装模作样地在特区搞所谓的民主选举、所谓的三三制政府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在愚弄群众、搞独裁、搞专制了。它从来就不是一个为民主自由而奋斗的党。
6、中国共产党中的有识之士早就认识到了毛泽东是一个野心家和阴谋家。作者在1943年11月10日的日记里写道：“我获得了几个非常重要的文件……我译出这些文件，仔细加以分析后，得出了如下的结论：1930年，毛泽东任中央前敌委员会主席（显然，毛泽东那个中共‘主席’的职称就是从这里‘借来的’。）同年秋天，在赣西党委会上，毛泽东由于在军事和农村建设的问题上走极端而受到尖锐的批判……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获悉赣西党委会决议之后，决定撤销毛泽东的职务，并派向忠发同志接替。毛对前敌委员会隐瞒了中共中央决议，通过指控赣西党委会与地富勾结来欺骗前委会成员，并由他自己策动，建立了旨在消灭赣西党员干部的后援委员会。1930年12月5日，他开始行动了。”（181-182页）
这几个文件太长（182-195页），为节约篇幅，笔者不打算在此抄录，但是，文件中明确提出了：“显然，毛泽东是个坏人，是阶级斗争中的罪人，是布尔什维克党的敌人。必须动员全体党员不客气地打倒他。”（189页）
既然如此，为什么毛泽东没有被打倒，反而是他打倒了一批又一批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并且把全国人民最后都打倒在他脚下呢！原因很多。例如，他有康生、彭真、李克农等打手为他为虎作伥；他狡猾过人、对敌分化瓦解、各个击破；他的敌人争权夺利、挣宠献媚，不能团结一致对敌。但是，笔者认为，最主要原因还在于：中国共产党从组织上是一个流氓帮会，在思想上是一个邪教集团。这种极权主义政治争斗的最终结局必然是“最坏者当政”。（参阅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第十章《为什么最坏者当政》）
三、几句短评
1、《延安日记》的作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是代表共产国际和塔斯社来中共特区工作的苏联人。尽管他对中共最高层有透彻的了解和深入的观察，他的立场和观点是代表苏联共产党的。因此，《延安日记》一书不免有许多偏颇之处。具体表现在：
过份夸大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反苏情绪。毛泽东和斯大林互相利用，妄图挑唆对方率先与日交战；毛泽东在抗战期间即想从苏联获取军援准备内战而没有得到苏方的积极响应，这都是事实。毛泽东和中共高层对苏联有所不满是可能的，但是绝对没有达到反苏的程度。
对中共党内斗争的认识过于概念化。作者把毛泽东与王明之间的权力斗争解释为“民族主义者”与“国际主义者”之间的斗争，这是不够恰当的。王明为首的“留苏派”对斯大林和苏共唯命是从，未必就是“国际主义者”。至于毛泽东则根本不是民族主义者。为了个人的私利，他随时准备出卖民族利益，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者、唯我独尊者。
过分夸大了苏军在对日战争中的作用。苏军在日本挨了两颗原子弹之后才对日宣战，一个星期以后日本天皇就宣布无条件投降了。苏军充其量不过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们进入东北后，与关东军的仗打得不多，倒是抢掠了我国的大批工业设备，奸淫了我们无数的东北妇女。他们由于参战一个星期，居然在战后要求与艰苦鏖战多年的英美中荷诸国对日享有同等权利，真是无耻之尤。
对苏军在日本天皇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野蛮占领日本北方四岛（南千岛群岛）也持赞赏态度。在1945年9月1日的日记中，作者得意地写道：“苏联军队已完全扫清千岛群岛的残敌。”（578页）
《延安日记》的主体部分是在四年延安整风期间秉烛书写的，很少有参考资料。作者自称还受到康生等人的严密监视，自己不便随意采访别人，别人更加不敢造访他们。所以，某些非亲历亲见的事件未必准确。我们应该本着严肃的科学态度，对作者非亲历亲见的事件探索旁证。例如，毛泽东不是“在长征期间遗弃了他的第二个妻子贺子珍”，而是于长征后在延安抛弃了她。再如，作者在1945年8月30日记载：“南京傀儡政府主席陈公博自杀了。”（573页）据南京傀儡政府当事人金雄白的回忆录《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陈公博是在1946年6月3日在苏州被中华民国政府处决的。
尽管《延安日记》有以上瑕疵，仍不失为一本对中共高层、特别是对毛泽东近距离观察和研究的好书。只要读了该书所记载的宝贵历史资料，任何不带偏见的读者都可以毫无疑义地得出结论：毛泽东是一个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胆小鬼、唯我独尊者、薄情寡义者。在中国共产党的吹捧和掩饰下，毛泽东始终还被供奉在神坛上。崇毛者还在刮起一股股的毛泽东热。希望所有追求真理、崇尚正义的人都来读这本书。目前，在《黄花岗》、《现实中国》等网站可以下载全书。《大纪元》网站正在连载此书。
《黄花岗》2006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