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与财富的联姻，是当代中国历史最剧烈的变迁。他们转而投奔另一种权力即财富，这是中国20世纪80年代政治巨变的必然结果。但是，这种投奔也并非必然附带道义责任的沦丧：其一，无财富的支持，从来就不可能有知识的累积和进步。没有财富与知识的联姻，就不可能有科学研究(尤其是当代高科技研究)，历史上也不可能有孟德斯鸠、康德、马克思等哲学家、思想家，当然也不可能有艺术的繁荣(“必记本”注：画廊养活、捧红了多少古代、当代的画家)。财富本身是无道德性的，某些时候财富被认为是丑恶的，那是因为我们的传统自孔孟以来即持错误的财富意识(“必记本”注：如果不是仇富的话)。其二，有知识的人有了财富并不必然沦丧道德。道德是个人的事，是修养，是本性。
从中国社会转型的当下情势来说，知识与权力和财富的关系是越来越紧密了，在上述种种原因的背景下，拥有知识的很多人(“必记本”注：可能是相对多数)便产生了强烈的焦虑感。但要知道，这种焦虑感在王朝统一强大的时期、在科举盛行的时期并不存在，因为当时的知识分子本身就以公共权力为目标，通过权力来实践儒家信条并不被认为不道德。所以，20世纪先从社会制度上砍断了“知识—权力”的联姻链条，从而导致中国知识分子被精英化，进而被阶级化，出现了严重分野和内部(如果存在内部的话)激烈的斗争;继而又因“权力—经济”的联姻，导致有知识的人进一步分化和边缘化，于是中国特有的“道德知识分子”理论和主张便盛行开来。
其实，所有焦虑和担忧，并非全无道理，只是把问题看得过于僵化，在时间上也看得太短了。
▌天命之劫：知识分子是救世主吗
知识分子是“麦田里的守望者”、“精神家园的守夜人”，这是关于知识分子的中国式解读的最大误区。这不仅是中国知识分子活得累、活得苟且、活成了“皮上的毛”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始终无法被认定存在知识分子阶层的认识根源。知识分子只是社会中拥有相对高水平的知识的那一部分人，既然是在社会当中，必然要和权力、财富等要素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自有知识以来，就有知识分子;知识越爆炸，知识分子越多。如果认为中国不存在知识分子，实际等于否认中国存在知识。从逻辑上说，这是不成立的。
所以，围绕中国知识分子而产生的焦虑感，并非来自是否真的存在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否死光了这样的认识，而是来自对知识分子责任的过高期许和对知识分子责任的误解。我不同意把知识分子分成传统知识分子、现代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普通知识分子或特殊知识分子的说法，放宽历史的视野，知识分子只有一种，就是拥有知识的人。
中国知识分子除了历史上与权力的紧密联系之外，另一个本质特征是他们具有的特殊的救世主思维。儒家对知识分子的说教中首定三纲(“必记本”注：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和八目(“必记本”注：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至宋代发展到顶峰。
这个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天命观却存在致命的陷阱：其一，它无法从逻辑上论证一个知识分子在具有了知识和道德后何以能够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说，一个人的知识水平和道德修养水平再高，在无制度保障、无大批这样的人(阶层)集体共同行动的情况下，只能导致走向社会的知识分子个体的扭曲或归隐。即使成功，也只能是典型的人治。其二，这是把知识和权力关系直接联系的开始，从此，中国人对知识的追求即以权力为目标，而非以科学为目标，这是中国传统上没有独立的科学知识系统的根源。
如果仅止于范仲淹的命题，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么中国知识分子可能会更谨慎一些，而不是贸然以救世主身份大喝一声“我来了”。可是，稍晚于范仲淹的张载将“天命”发挥到极致，他说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为天地立心，是做大哲学家;为生民立命，是做大思想家和道德卫士;为往圣继绝学，是做大学者;为万世开太平，是做大政治家。时至今日，张载的命题仍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终极理想。恰恰就是这个终极理想，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永远无法“承受之重”。知识分子以无比豪迈的精神宣告其天命所在，而忘记了自己只是社会的一员。
张载命题并没有在逻辑上回答“为什么知识分子是绝对正确的”这样一个前提条件。张载无法回答，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无法回答，因为它不是一个科学判断。一个科学的判断必先承认自己可能是错的(即证伪)，继而才能走到证明的进程中去。
明代“异端”知识分子李贽在《焚书》中有一段振聋发聩的话：“公但知小人能误国，不知君子之尤能误国也。小人误国犹可解救，若君子而误国，则未之何矣。何也?彼盖自以为君子而本心无愧也。故其胆益壮而志益决，孰能止之。”这就是所谓“君子误国，尤胜于小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警惕张载命题在实践中的可能性错误。
与之相比，范仲淹要谨慎多了。单就其命题而言，范仲淹只是突出了中国知识分子心忧天下的那个终极关怀，并没有强调无限的正确性这个前提。所以，如果当代知识分子要古为今用的话，有限的天命观要比无限的天命观好，因为它给社会带来的潜在性危险小得多，也不失所谓的知识分子良心和风骨。
▌启蒙之劫：黄宗羲、顾炎武与李大钊、陈独秀
中国知识分子责任的另一个议题就是知识分子是否要承担启蒙的责任。自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不仅承担了革命和道德良心的义务，还承担了开化民智的义务，也就是启蒙的义务。
就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想家而言，黄宗羲和顾炎武是代表。黄宗羲著《明夷待访录》，颠覆了传统理论对君王的定位。在《原臣》中，他进而论断“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否定了王朝家族兴亡的重要性，而倡导“万民之忧乐”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判断标准，在一定意义上具有了民权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