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则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观进行了启蒙。这便是他的“亡国”和“亡天下”之说。此说重新诠释了传统华夷之辨的世界观，具有启蒙意义。但是，令顾炎武万万想不到的是，他的重新解释最终被清初统治者运用，致使中国重回天下一统的世界观中去了。
五四时期的启蒙同样具有有限特征：首先，这一大批知识分子勇气有余而准备不足。他们自己并没有真正觉醒，在一些根本问题上没有搞清楚，包括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鲁迅等在内，忽左忽右，左冲右突，根本原因在于理性勇气背后的知识准备不足;其二，救亡图存的使命观取代理性启蒙的负责形式。这就导致最终所有的五四启蒙思想家均进入政治斗争阵营，各为其主，失去了独立知识分子为理性负责的经典意义上的启蒙含义。
无论黄宗羲、顾炎武还是李大钊、陈独秀，从本质上说仍然属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他们并未明白启蒙的现代性含义(为理性负责)。当民族和国家的生存发展，而不是人的理性的普遍觉醒成为终极关怀的时候，这种启蒙仅仅是有限的启蒙。笔者称之为“中观层次的启蒙”。
中国如果还有启蒙，那么下一步的启蒙应该回归启蒙的现代性，这才是中国知识分子真正的责任所在。当人的理性成为启蒙的核心目标的时候，知识分子对权力和财富的依赖性会减少，也会因之出现真正现代的中国知识分子。
▌角色之劫：老子、福柯与陈寅恪
在探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天命观和启蒙使命之后，与责任相关的重要话题就是如何扮演角色的问题了。
传统上中国知识分子介入社会扮演角色通常有三条路：入仕、归隐和造反。所有这三条路都直接和政权相关。这是一种狭义的权力–知识关系。面对狭义的权力，传统知识分子实际上只有两条路：“穷则独善其身”(“必记本”注：归隐、出世)以及“达则兼济天下”(“必记本”注：入仕、造反)。在入世和出世两个极端角色之间几经磨难，却始终没有发现和实践中间角色。
在古代，知识分子保守的做法是“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在当代，这种意识仍然是主流，只是在大街上时不时地——除了“卖红薯的”之外——出现“扔石块的”和“打酱油的”(网络用语，指心里明白却只愿做看客)这另外两种角色。“打酱油的”和“卖红薯的”秉承的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传统，“扔石块的”秉承的是落第书生洪秀全式的传统——总归没有找到合适的门路。
随着20世纪后半期知识系统的迅猛发展，在知识分子的角色问题上，思想家们开始了前所未有的慎重思考。福柯指出了另外一条道路：
知识分子的工作不是要改变他人的政治意愿，而是要通过自己专业领域的分析，一直不停地对设定为不言自明的公理提出疑问，动摇人们的心理习惯，他们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拆解熟悉的和被认可的事物，重新审查规则和制度，在此基础上重新问题化(以此来实现他的知识分子使命)，并参与政治意愿的形成(完成他作为一个公民的角色)。
自福柯开始，知识分子进入反思自身的阶段，而中国知识分子的定位，也经历了一个类似由传统的明确到现代的迷失阶段。冯友兰说中国知识分子遇到问题习惯绕着走，西方知识分子则是正面进攻。中国式的思维习惯于从智慧的角度解释问题，因此并不特别依赖逻辑。
回到“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论题，如果以东方智慧进行解读，这个问题的提出本身就充满儒家色彩：非得明白什么是责任才能承担责任吗?老子早就对一味追求并拘泥于道德的儒家(“必记本”注：尽管他没有提到儒或者孔子这样的字眼，并且比孔子大四五十岁)提出过批评。他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
看来，老子的认识和福柯的主张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预设必须去扮演的角色可能会最终害了目的本身。无论从老子的标准还是福柯的标准看，近代以来中国只出现过有限的几个知识分子，陈寅恪即是其中之一。陈先生不做自我标榜之表面文章，不做一呼百应之口舌争辩，以其坚毅的人格力量拆解了权力，善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