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改革”操之过急
戈尔巴乔夫是在1987—1988年提出民主化口号的，这显然过于仓促。与赫鲁晓夫一样，戈尔巴乔夫缺乏耐心，而且喜欢心血来潮。他自己甚至从来就没有十分明确的政治改革纲领。由完全的中央集权经济转变到市场经济过程，这不仅是大规模的实践和政治问题，而且也是个科学理论问题。邓小平提出，在中国建立现代化社会至少需要一百年的时间，这是非常现实的做法。
俄罗斯一些极端的爱国者和共产主义学者企图全盘否定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其中以怪诞理论著称的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在苏联解体之后曾写道：“从戈尔巴乔夫在政治舞台出现一直到现在我都认为，戈尔巴乔夫主义的产生是试图将民主的勃列日涅夫主义拉回到专制的斯大林主义。戈尔巴乔夫主义的本质在于，他按照自己的意愿将生活方式和高层领导所希望的社会进化通过强制性的手段、从上至下地强加给国家和人民。戈尔巴乔夫试图建立一个脱离党组织并凌驾于共产党之上的权力机构，由此便开始了无休止的改革，实际上摧毁了整个国家、经济、国家体制和意识形态。戈尔巴乔夫要求赋予‘总统制’以至高无上的权力，建立一种类似于斯大林的领袖独裁制的权力体系。”[40]我认为，将戈尔巴乔夫与斯大林的政权目标、性质和体制混为一谈是完全错误的。我也认为，“俄罗斯社会主义学者协会”的某些学者的观点也是错误的，其中包括普列特尼科夫[41]、萨普雷金[42]、特鲁什科夫[43]和沙巴诺夫[44]等，他们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看成是有意识地进行的“反对苏维埃的反革命政变”。这些学者认为：“领导这次反革命行动的政治中心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最高领导层，包括雅科夫列夫、梅德韦杰夫和谢瓦尔德纳泽，基层中有切尔尼亚耶夫、沙赫纳扎罗夫、比克宁[45]和扎格拉金[46]等人。”这一新生的反革命运动的基础和“摧毁社会主义的冲击力”正是依靠从事影子经济的投机者、腐败的官僚阶层、外交部机关、苏共中央中“从事与西方有关”的国际部门、以个体户和合资经营者为代表的第一批“新俄罗斯人”、大城市中的边缘阶层，以及社会各阶层中的无业游民。此外，反革命运动还依靠一部分工人，特别是矿工，这些人中的刑事犯罪比例相当高，它还依赖部分从事创作的精英、大众传媒机构、各加盟共和国中的民族主义分子，以及对低收入不满的工程技术人员等。[47]社会中出现了如此之多的强大的反对派，怎么还能称为“发达的社会主义”或“民主的勃列日涅夫主义”？
事实上，戈尔巴乔夫并没有企图进行“反革命政变”和建立某种“超权力”体系，他的目标他自己都不清楚，这些目标只是一些模糊不清的善良愿望，甚至在戈尔巴乔夫的助手中也没有任何人能够清晰地描述它们，这是我在1989—1990年与他们多次交谈中体会到的。的确，戈尔巴乔夫削弱了党组织的权力机关，当我被选举为苏共中央委员并开始在老广场的办公楼里工作时，党的各级机关几乎丧失了所有的权力，它们只是随着惯性在徒劳地工作。苏联总统办公厅同样没有任何权力，它只是未被改组，苏联最高苏维埃也没有实权。戈尔巴乔夫建立的不是“超权力”，而是“无权力”体制，这个权力的真空由那些在二三年前还没有任何影响的人物和机构填充了。在任何情况下，这些人当然不是戈尔巴乔夫的人，戈尔巴乔夫带着困惑观察着国家和党内发生的一切，回避所有令他不愉快的问题。1990年夏，苏联著名的文化活动家维利切克[48]在《电影艺术》杂志中曾指出：“戈尔巴乔夫是否明白，他打开通向民主道路的同时，也不自觉地打开了潘多拉盒子。他是否想过，过去那个在没有自由民主条件下的反自然的权力体系迅速瓦解后，却没有进入一个正常的现代化社会，反而陷入了到处是毁灭、混乱、为所欲为和充满挑衅的对立面。是否存在危险性更小一些的道路呢？许多社会学家确信，没有其他道路可走，国家必须经受动荡和混乱。这些社会学家还认为，刚开始改革时，戈尔巴乔夫曾被典型的自由倾向的党员思想所束缚，而现在他明白了，事态已经失去了控制，这一切是客观和合理的，他的历史使命在于利用一切战术手段最大限度地保证安全。由此产生了一种怪论，似乎戈尔巴乔夫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情合理的。我认为，这是用谎言编织的神话，戈尔巴乔夫犯下了一系列重大失误，他的改革纲领是不现实的中派主义和妥协的，是模棱两可和不定型的，加之戈尔巴乔夫行动上的优柔寡断，这一切导致改革丧失时机和主动，产生危险的权力真空、离心倾向和破坏倾向。如果戈尔巴乔夫不把握主动权，那么他将带领国家不是走向新的民主制和联邦制国家，而是走向国家的解体、暴民统治，或者是由新一代偶像人物掌权的民族社会主义专制。”[49]据我所知，戈尔巴乔夫不可能具备这种主动性，因此到了1990年末，苏联解体实际上已不可避免。
戈尔巴乔夫意识形态的薄弱性
在苏联意识形态一直是社会和国家的主要支柱之一，因此任何大规模的改革都需要意识形态的依据。这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并不是件难事，因为社会主义的普遍原则是可以兼有合理的市场经济要求和私有财产的新观念。但戈尔巴乔夫不是思想家，并且对于社会主义理论许多问题的表述也是一知半解。戈尔巴乔夫曾掌握了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即马克思列宁主义，但他就此停滞不前，并从未想过再将其发扬光大。对于经济科学、政治科学、社会学和国家建设等其他方面的科学理论，戈尔巴乔夫都是略知皮毛。的确，戈尔巴乔夫提出过“新思维”的口号和要求，但他并没有创立任何新的思想。在其《改革和新思维》的书中没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新思维，更别说是新概念了。戈尔巴乔夫多次指出，到1985年时，苏联的发展已经完全远离了世界文明的主方向，因此目前必须使1917年之后被孤立的苏联与世界重新融合，共同组成国际社会的新秩序。他还号召苏联公民“按照国际法和文明世界的准则”行事，但是所有这些都是空洞的、抽象的无稽之谈。它们就像20年代的苏联领导人将苏联社会主义的观念和原则强加给整个世界的企图一样，是错误和危险的。戈尔巴乔夫还提出，与世界各国发展关系应建立在道德原则基础上，这也是不切实际的空谈。西方专家有一段时间曾对这些提法表示怀疑，对于他们来说这是苏联领导人玩的“花招”。后来他们又惊奇地认为这是戈尔巴乔夫的“老实”，但这不是赞美之辞，而是对其如此幼稚感到惊奇。即使是西方最乐观的政治学家都承认，对于国际政治问题，戈尔巴乔夫严格地说来对于传统的苏联理论学说没有进行任何革新。他只是向这种政治注入了新的声音、温和主义和理智，同时他也提出了许多新问题供讨论。然而接下来该如何做呢？在1987—1988年间，没有任何一个西方专家对该问题予以回答。一些悲观的西方学者当时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不过是装点门面而已，只是新的宣传手段。旧商品如果经常以“新的”和“完善的”来广而告之，那么就不愁没有销路。柏林墙的倒塌、东欧国家的“天鹅绒”革命，尤其是德国的统一，所有这些事件不仅令西方国家感到欢欣鼓舞，同时也感到莫名其妙。如何解释苏联的突然临阵退缩？其背后是否有隐情？对此该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今后还会发生什么？美国著名的政治理论家波尔·马兰茨在这些意想不到的事件发生之后曾指出，戈尔巴乔夫的政策并不像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的政策那样明确。他说：“这些前苏联领导人都已经离开国际舞台多年了，但是戈尔巴乔夫上台以来，他上演的还是第一幕。”[50]然而，这第一幕也是最后的一幕：苏联解体了。
勃列日涅夫也不是思想家，但是他却有一个以米哈伊尔·苏斯洛夫[51]为首的固定的“意识形态参谋部”，而戈尔巴乔夫的身边就没有这样的智囊团，也没有任何“总思想家”。在1987年年中前，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局的领导人是叶戈尔·利加乔夫领导，到了1987年下半年，利加乔夫作为政治局委员又负责领导农业部的工作，解决意识形态问题由他和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分管。但这是两个不同的人，他们的观点不一致，因此他们之间常产生矛盾。1988年末，戈尔巴乔夫分工雅科夫列夫负责国际事务，于是瓦季姆·梅德韦杰夫在1988年9月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之后，由他主管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他是品行端正和学识渊博的人，但他作为学者型的领导则缺乏坚强的意志力。从专业上来说他是经济学家，但是当时在国内已自发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意识形态浪潮，无论是梅德韦杰夫，还是戈尔巴乔夫，他们都无法控制。如果我们相信改革时期戈尔巴乔夫身边的工作人员的描述，那么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最主要的意识形态权威便是他的妻子——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她早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哲学系，后来成为哲学副博士，她的副博士论文写的就是关于斯塔夫罗波尔农村中的一些社会变化。
戈尔巴乔夫在意识形态方面无所作为引起了苏共各级领导的不满，同时也令西方一些思想深刻的政论家和历史学家则感到不解，甚至是担忧。罗伯特·希埃尔在自己的书中就这样写道：“对于一个专制国家的领导人来说，戈尔巴乔夫所面临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他要完成许多具体任务，他还面临许多没有具体答案的问题迄今为止，许多社会学家对这些问题还是没有理出头绪。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包含着许多陈旧的观念，已无法跟上时代的辩证的发展过程。生活本身并不像电影《赤色》所展示的那样，它要复杂和愚蠢得多。这位苏联新的领袖怎样用新的劳动道德准则取代原有的模式呢？公开性对于作家来说，就像是喝了一口伏特加酒那样爽快，而对于那些排着队来买真正的伏特加酒的普通老百姓来说，戈尔巴乔夫的禁酒令使他们感到压抑气愤。这些人对戈尔巴乔夫禁酒的愤怒甚至比对得知斯大林的不光彩历史或者是高层腐败的愤怒要严重得多。最让人感到忧虑的是，在克格勃反对、军队得过且过、社会抗议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退缩了。没有人会比戈尔巴乔夫更清楚，事情走得太远了。他承认说，他必须领导一个已经接近于无法控制的社会。那些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过程中失去特权和权力的人会站出来说话吗？没有人怀疑戈尔巴乔夫的诚心，但是正如他本人所说的，社会局势变得异常紧张，许多人开始提出这样的疑问：“这一切进行得有意义吗？”[52]直到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也无法给出明确的答案。担任苏联这样非同寻常的国家的领袖，戈尔巴乔夫不要说解决苏联的众多问题，他甚至连解决一小部分的问题都是力不从心。
戈尔巴乔夫的班子软弱无能
在苏维埃政权时期，我国在科技领域建立了一支强大的领导干部队伍，在其他许多社会生活的领域也出现了不少富有经验和学识的领导人才，但惟独在政治领域领导人才寥寥无几。就政治能力、知识水平和意志品质方面的整体水平来说，斯大林时期的领导队伍已经弱于列宁时期，这种退步一直延续到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到后来的戈尔巴乔夫时期依然如此。在戈尔巴乔夫的周围已没有像柯西金[53]、葛罗米柯[54]、安德罗波夫和乌斯季诺夫[55]这样的70年代国家政治领导的代表人物。戈尔巴乔夫经常撤换高层领导，常常新任命的领导，他们比被撤的领导更无能，但更听话。即便是这样的领导，他们上任不久也会与戈尔巴乔夫产生矛盾与冲突。
戈尔巴乔夫不知人善任，此外，他还有一个对这种层次国家领导人来说最不应有的、最糟糕的特点：在与自己身边的人、最高苏维埃的代表，以及文化界的活动家会见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是戈尔巴乔夫在讲话，他不愿听、也听不进去别人的讲话，甚至干脆不给对方发言的机会。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本来是邀请一位学识渊博的专家来进行咨询，但是一两个小时的会谈时间都是戈尔巴乔夫在讲话，最后分手的时候他还不忘感谢对方的认真听讲。戈尔巴乔夫十分不愿听到负面的、令其不快的消息，如此一来，苏共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成员都不愿接受总书记的会见和听他作报告。戈尔巴乔夫身边的有些交谈者享有一定特权，这其中大部分是文化界的活动家，然而就连他们在后来也对戈尔巴乔夫不善于听取意见给予了批评。比如，《星火》杂志的主编维塔利·科罗季奇[56]在1987—1988年间曾是戈尔巴乔夫的常客，有一次他决定告诉戈尔巴乔夫，目前在国内，尤其是在党内，戈尔巴乔夫变得越来越不得人心了。科罗季奇回忆道：“当时已是晚上6点多了，戈尔巴乔夫看起来疲惫不堪，我也很累了，现在想想，如果换了是在早晨，我未必会对他说那番话的：‘您知道吗，现在许多人都对您有意见，您知道为什么吗？您自己不喝酒，还不允许别人喝酒；您既不给自己挂奖章，也不给别人挂。这些人虽然也瞧不起勃列日涅夫，但还能忍受他的原因就是，他不但自己生活得好好的，而且也不妨碍老百姓的生活……’戈尔巴乔夫则不耐烦地回答说：‘你说什么呢？我每天都与人们交流意见，我经常打电话。你知道吗，现在国家蒸蒸日上，人民精神饱满！可你说了些什么呀！’……”。[57]
戈尔巴乔夫不是暴君，也不是独裁者，他在与人交往中也容易接近，但是他非常专制，这一点就使他成为不了伟大的民主领袖。戈尔巴乔夫主持的各种会议都缺乏民主作风，主持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会议对他来说是件很困难的事。相比之下，阿纳托利·卢基扬诺夫主持会议就游刃有余得多。在苏共中央的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很难克制自己，当听到反对意见或者是批评言辞时，他常常失去控制。戈尔巴乔夫说过这样的话：“与反对派对话是不可能的”、“关于多元化的问题不可能有两种意见”等等。在戈尔巴乔夫身上，内心极度的不自信和外表的过于自信矛盾地融合在一起。他喜欢说，但从来不做，他经常拖延许多重要的事情和决定。一位研究戈尔巴乔夫个性的心理学家别尔金曾写道：“戈尔巴乔夫在为人处事方面犯下了许多惊人的、不可理解的错误，这是他的个人性格所决定的。每个人都明白，应该珍惜自己身边才华横溢、忠心耿耿、善于独立思考的朋友，正是应该从这些人中寻求支持！但是嫉贤妒能的人就常常使自己的圈子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弱。如果一个人的朋友经常与他争论，反对他，打破他的‘无所不知’和‘无上权力’的神话，那么这个人就将经常处于尴尬和艰难的境地，他不可能与别人分享成功和喜悦。这种内心的非理性的声音掩盖了一切，也导致产生政治上和生活上的失误。否则如何解释，他将国家的命运寄托在像巴甫洛夫、亚纳耶夫和已故的普戈这样人的身上呢？秘密正是在于，戈尔巴乔夫没有给自己的亲信提出过高的个性和知识方面的要求。太阳并不需要其他发光体的陪衬，他认为自己就足够了，其他人的使命只是反射他的无所不在的光芒而已。”[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