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是俄罗斯著名史学家和政治评论人士。他在1969年写了一本有关斯大林的著作《让历史来审判》，被开除党籍；到1989年才恢复苏共党籍。
作者在苏联最后3年（1989~1991年）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共中央委员，亲身经历苏联解体的全过程。此书出版于2003年，着重描述苏联最后一年（1991）的各种变故。
提醒一下：作者虽然是斯大林时代的政治异议人士，但他本人的政治立场是“列宁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叶利钦解散共产党的时候，他还公开替苏共说话。
第五章苏联解体的原因
5.1几点初步看法
5.2反俄罗斯的民族主义
5.3俄罗斯的分立主义
5.4冷战和西方施压
5.5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
5.6戈尔巴乔夫的作用
5.7叶利钦与苏联的解体
5.8苏联基础和承重结构的脆弱性
5.9几点补充看法
5.1几点初步看法
有四大重要历史事件确定了20世纪的政治历史。俄罗斯的1917年革命导致俄罗斯帝国的崩溃和苏联的成立。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毁了法西斯帝国，建立了新的、维持了40多年国际关系体系。殖民帝国主义的瓦解之后，在世界东方和南方的广大地区有几十个国家宣布独立，其中包括印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后就是苏联的解体，与俄罗斯帝国的崩溃相比，这一事件所产生的影响要深远得多。
20世纪所发生的许多事件都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其中四种意识形态体系对过去一百年的世界有着特别深刻的影响。一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或者称为共产主义思想，它首先在苏联和中国被接受和传播，然后扩展到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二是民族主义中最极端的部分，或者称为法西斯主义思想，这一思想武装了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的所谓精英。三是自由主义和多元化思想，这个思想体系最早是由西方民主国家的领导阶层提出来的。最后就是民族解放主义思想，它为“第三世界”领导人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到了20世纪末，激进的伊斯兰教思想有所抬头。此外，温和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也出现了日益增强的趋势。
在许多科技成果和发明的影响下，20世纪的世界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经济和技术领域的主要成就包括汽车和航空运输的发展，航天技术和火箭的发展，原子弹和核电站的建立等。电视、计算机、电话通讯和因特网的发展不仅推动了经济的进步，而且也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最近一百年来，人类在医疗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增加了近6倍，它使人类的生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多数的自然灾害是人类难以控制的，但是人们正在提高对其的认知水平，以便更好地面对和克服21世纪我们即将面临的各种自然灾害。
在人类历史中，强大帝国的衰落和瓦解并非罕见：最近三千年中，有几十个伟大的帝国建立之后又瓦解，一些帝国可以持续几百年，而另一些帝国只存在几十年。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俄罗斯、日耳曼、奥斯曼和奥匈帝国相继瓦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不列颠帝国、其他欧洲殖民帝国，以及日本也相继衰败，许多多民族国家也先后解体：南斯拉夫、巴基斯坦和捷克斯洛伐克。从表面上来看，苏联解体似乎也应属于这一行列，但是对许多历史学家来说，无论是苏联解体的全过程，还是其解体原因都是非同寻常的，这也引发许多问题、怀疑和争论。
苏联解体之前，国内并没有发生任何激烈的革命进程，也没有产生强大的意识形态和民族解放运动。国家的瓦解似乎是在众多微弱的冲击共同作用下而形成的，许多人当时认为即便将所有这些冲击力结合起来也不至于摧毁整个国家。诚然，苏联和苏共的危机和病态由来已久，它们已经渗透到国家和社会的最核心之处，因而，不仅是国外的观察家，而且连苏联的政治学家和普通百姓，都没有意识到事态的危险。人们没有预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件。即使是在今天，许多分析家依然感到困惑，究竟哪些经济、社会、政治方面的客观因素导致了如此强大国家迅速地灭亡了。这难道是自杀？如果工人没有罢工，农民在自家的土地上安心劳动，老师教书育人，学者在实验室从事研究，那么又如何解释这样的国家会崩溃呢？如果国家的军队绝对服从指挥，秘密警察系统强大而有效，那么又如何理解这样的国家会灭亡呢？正如一位西方研究者指出的那样：“苏联虽然遇到了困难，还不是注定要虚脱，国家当时还没有处在严重危机之中。苏联是个生命力很强的国家，或者它可以继续存在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苏联容易被周围发生的负面事件所影响，苏联充满了生命力，但同时也是脆弱而敏感的，它已成了命运女神的人质，命运女神已离它而去。一个身体素质很弱的病人之所以没有走完他的人生道路，也许是遇到了医术不高的庸医，然后他又服用了至今未经检验的药物，只能用一系列的特殊的巧合来解释。”[1]这种解释显然过于肤浅和表面化，只会令他本人感到满意。
研究苏联解体的性质和原因时不能不考虑苏共消亡的原因，这当然并不是因为这两个事件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共产党是苏联的惟一政党，按照苏联宪法，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领导者和前进的力量”。苏联共产党不仅是普通的执政党，它还是苏联的缔造者，这个国家正是依靠苏共创始人和理论家的思想方针建立和巩固起来的。这个国家能联合在一起并不是依靠民族命运和传统的共性，而是依靠意识形态的统一。在此情况下，共产党的机构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了统治国家的国家机构，共产党的削弱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家的削弱。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苏共尽管在队伍人数上不断扩大，但是正统思想的影响力却日趋减弱，党的威信不断下降。苏共依然是国家的承重结构，但是缺少强大而权威的思想后盾，它难以承受原有的和不断增加的新负荷。裂痕逐渐加深，于是在瞬间整个承重结构便突然倒塌。俄罗斯流传着一个名为《不死的老头》民间故事，讲述的是一个神秘的沙皇统治者，他力大无比，不可战胜，他还可以永生不死，据说他的心和他的死亡放在一个箱子中，并被安全地藏到一个遥远的海上小岛，埋在一颗粗大的橡树下面。对于苏共来说，意识形态就是它的心脏，当对这个伟大意识形态的信任程度减弱之后，那么苏联大厦中的党政骨干结构必然要倒塌。
许多西方和俄罗斯的思想家很愿意将苏联和苏共的瓦解说成不仅是共产主义思想根本形态的覆灭，而且是整个社会主义的崩溃，包括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这是个严重的错误。在对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的认知方面，我们在过去的一百年中走过了相当漫长而复杂的道路。真正的民主社会依靠的是国家多数人民的支持，因此民主国家不可能不关心社会各阶层、各年龄段的人民的生活，关心所有选民的健康、幸福、教育和安全等问题。正是这种社会富足安康的思想才是社会主义的核心思想，而绝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和消灭私有制。今天我们认识到，先是马克思，然后是列宁，他们将年轻资本主义的弊端认为是它致命的顽症，同样，没有任何理由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理解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可逆转的崩溃。
尽管我认为意识形态的衰落是苏共和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但是还存在其他许多因素刺激并加快了苏联解体的进程，或者为苏联解体提供了具体的条件。下面就是这些问题中的几个问题，这些问题还需要不断的分析和研究。
5.2反俄罗斯的民族主义
苏联是多民族国家，俄罗斯族被认为是其主要的、也是主导的民族，而俄语则是民族之间交往的语言。苏联曾有15个加盟共和国，20个自治共和国，8个自治州和10个民族区，一共是53个按照民族区域原则来划分的行政主体。各民族的权利和资源条件各不相同，因此经常发生各共和国与中央之间的冲突。苏联解体后是按照各加盟共和国的边界划分的，而且有许多自治共和国和自治州之间裂痕日益明显的情况发生。因此，许多研究苏联解体的学者将民族因素放在解体原因的首位，这也就不足为怪了。一部分学者认为，民族主义运动的主要推动力是民族知识分子，而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是“民族官僚”。苏共的正统思想，苏联的民族问题已经完全彻底地解决了，因此苏共中央的各级机构中取消了从事民族问题的部门和设置，苏联科学院也只保留了一个苏联民族研究所。相反，像索尔仁尼琴这样的苏共反对派则认为，苏联内部的民族矛盾要比沙皇俄国时期尖锐激烈得多。然而，我们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极其错误的。
80年代末在苏联兴起的民主化和公开性为自由谈论民族问题和成立民族主义团体提供了可能。如此一来很快就发现，只有波罗的海三国、格鲁吉亚和乌克兰西部的知识分子、民族精英和多数普通群众具有强烈的独立愿望和独立意识。然而即便在这些地区，也并没有产生通过激进手段从苏联分离出去的愿望和可能。在波罗的海国家和乌克兰西部存在着强烈的反俄罗斯的民族主义，而格鲁吉亚的民族主义主要是针对奥塞梯人和阿布哈兹人的，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敌视是由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的矛盾，摩尔达维亚和塔吉克斯坦的紧张局势也只是国内的冲突。在苏联时期，各加盟国共和国和各民族行政主体都派代表参加了苏联前几次的人民代表大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会议，最激进的民族团体的代表提出的要求也无外乎是在统一的国家框架内扩大经济独立性。在此情况下，形成了对于小的要求国家给予小的让步这样的战术。1990年，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规定各加盟共和国脱离苏联的办法和程序的专门法令，该法令规定国家独立必须经过全民公决，必须有2/3的法定多数公民投票赞成，这样五年之后才可以与苏联“文明离婚”，五年期限到期之前还要进行一次全民公决。在制定和研究该法令的时候，我们确信，最先使用这个法令的只会是波罗的海国家，然而1990年末出现的经济危机和改革的失败改变了其他加盟共和国多数人民的心理。与民族主义随之而产生的还有分立主义，甚至在俄罗斯的一些地区也出现了分立主义，先后出台了“乌拉尔”、“西伯利亚”和“滨海边疆”等共和国的独立计划，还出现了鞑靼、车臣、图瓦、卡尔梅克的独立运动，其中多数地方区的分立主义和民族主义都是非理性的和情绪化的，因为这些要求完全独立于中央，地方并不作为独立的国家存在。因此我们看到，并不像一些“改革设计者”所认为的，是民族主义运动和分立主义导致了改革的失败。恰恰相反，正是改革思想和设计的失误、国内的经济和金融危机、政治意志的丧失，以及国家和苏共中央政权的瘫痪助长民族主义和分立主义的势头。随着苏联经济状况的不断恶化，产生了这样的幻想，认为只要从莫斯科独立出来，那么人民的生活就会安定而富足。在1991年12月的全民公决中，投票赞成乌克兰的独立不仅是乌克兰族人，还包括多数俄罗斯族人。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的多数人认为，他们给予的要比从大锅饭中得到的多，他们认为，在获得自主分配本国财富的可能后，独立的国家将生活得越来越好。诚然，苏联的所有公民在过去的年代为了满足帝国野心和军备竞赛不得不纳贡，很少有人明白，在不毁灭整个国家的情况下可以大幅度减少这样的纳贡。在苏联解体之后的几年里，从前苏联诞生的各个独立国家认识到建立自己的军队、特工机关、海关、外交和其他许多机构与部门的必要性，许多人开始渐渐意识到，普通老百姓还是生活在独立前的苏联会比较舒适和安全。苏联解体之后，外高加索和中亚的哪个国家生活变得更好了呢？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独立之后，普通百姓又得到了什么呢？许多独联体成员国甚至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支持本国民族文化、语言和教育的发展，他们的文化不但没有发展，相反却退化了。在各国中最有影响、最具规模的民族阵线运动，比如格鲁吉亚的“人民阵线”、“圆桌”，以及立陶宛的“萨尤季斯”，目前都已被排挤到了第二或第三的位置，有的甚至已从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彻底消失了。
在沙皇俄国和苏联时期，反俄罗斯的民族主义运动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历史时期，这种民族主义的兴起和壮大发生在1905年和1917年的俄罗斯革命时期。民族主义运动是俄罗斯帝国灭亡的重要因素，但并不是主要因素。布尔什维克镇压了一部分民族主义运动，但是大多数的民族主义运动都被其利用和同化，并且变成了建立多民族的苏联的重要支柱之一。1991年反俄罗斯的民族主义的政治力量比1917—1918年间要弱小得多。这种民族主义本身不可能摧毁苏联这样的国家，对于苏联的统一来说，俄罗斯的分立主义更加危险。
5.3俄罗斯的分立主义
在1989年初召开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作家瓦连京·拉斯普京[2]发言指出：“自二战以来，我国强大而牢固的根基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像现在这样受到如此强烈的动摇与威胁。我们俄罗斯族人一贯尊重苏联各民族的民族感情，理解各民族的民族问题，当然，我们也同样希望得到各民族的理解和尊重。亲爱的兄弟们，那些指责俄罗斯族人具有沙文主义和盲目自高自大的说法，纯粹是一些玩弄民族感情的人散布的谣言。可以说，他们玩弄的手段相当巧妙，仇俄思想不仅在波罗的海和格鲁吉亚蔓延，而且扩展到全国其他地区。虽然仇俄思想在各地的程度不同，但却遍及全国，他们将反苏和反俄的口号混为一谈。在这次的代表大会上，波罗的海国家的代表表现得很活跃，他们企图达到修改宪法的目的，以便使他们能够从这个国家独立出来。对此我无权提出异议，你们当然可以依照法律和良心主宰自己的命运。俄罗斯族人一贯乐于助人，既然你们认为，你们的所有不幸都是由俄罗斯造成的，是俄罗斯的落后和贫穷拖了你们的后腿，那么我想，还不如让俄罗斯从苏联脱离出去？这样岂不是更好？如此一来，也可以帮助俄罗斯解决许多现有的和今后出现的问题。”[3]当时俄罗斯的代表们虽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拉斯普京的这番讲话，但是大家都认为，那只是一种文学上的夸张说法。谁都没有预料到，一年后，即在1990年6月12日召开的俄联邦代表大会上竟然通过了关于俄罗斯独立的宣言，而一年半之后，俄联邦不仅脱离了苏联，而且竟然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一起宣布，苏联作为“地缘政治实体”已不复存在。
俄罗斯的分立主义是一个新生和突发的事物，而正是这种运动成了苏联解体的主要力量之一，因为苏联的建立和发展都是目绕着俄罗斯联邦进行的，都是以它为基础，以它为实际的宗主国。俄罗斯的分立主义有一个异常的特征，它不像格鲁吉亚、立陶宛和乌克兰的分立主义那样依靠的是民族主义运动。在1989—1991年间，俄罗斯并没有出现任何有影响力的民族阵线，而在一些城市中产生的所谓的“人民阵线”并不是民族主义组织，他们只提出一般性的民主主义的口号。而如“纪念协会”、“俄罗斯全民协会”、“俄罗斯大教堂”、“民族中心”、“俄罗斯道路”等规模不大的民族主义组织都不具备政治影响力，也从未提出从苏联分离出去的口号。强大的民族阵线通常产生于民族感情受到压迫、屈辱和限制的地区。俄罗斯帝国时期，有谁压迫过俄罗斯族人和限制俄罗斯文化呢？俄罗斯农民也只是受到俄罗斯地主的压迫与剥削。苏联时期也曾与“民族主义”的各种表现形式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与立陶宛人、乌克兰人和鞑靼人相比，俄罗斯人的民族感情被伤害的程度要少得多。
还有一个情况让人感到惊讶和费解，这就是俄联邦的共产党员对俄罗斯分立主义的发展和巩固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他们竟然要求建立脱离苏共而成立独立的俄共。在1990年召开的俄联邦人民代表大会上，俄共议员团共有300多名代表，是最大的议员团，然而在1990年6月12日通过俄罗斯独立宣言时，竟然没有任何俄罗斯共产党员提出异议和反对，在参加投票的907名代表中，只有13人投了反对票，9人投了弃权票，还有11人没有投票。这种意见一致的情况在俄联邦代表大会上是前所未有的。几乎所有的民主派人士，包括叶利钦在内，当时都是苏共党员。1991年12月，俄共议员团的代表人数已锐减到50—60人，他们对俄联邦最高苏维埃草签别洛韦日协议的决定依然保持沉默。
俄罗斯的分立主义另外一个不同寻常的特点是，它不依靠任何已经存在形成的政治精英或者民族精英。1991年时并不存在任何俄罗斯族的“民族精英”。过去，俄联邦没有自己真正意义上的部长会议，没有自己的政党，没有纯粹的俄罗斯的军事机构，更没有俄罗斯的克格勃，为数不多的俄联邦权力机构只是整个苏联权力机构的一个从属部分，其中只有俄联邦教育部是例外。直到叶利钦被选举为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之后，俄罗斯才开始加紧建立自己的权力和管理机构，当时被邀请进各部委和其他权力机构的并不是著名的政治家和活动家，也不是大企业的领导人和民族领袖，而只是一些知名度不高的官员、实验室主任、副博士，以及一些仕途不顺或者是来历不明的人，这些人后来被封了许多很不雅的绰号，例如“穿短裤的男孩”、“芝加哥男孩”、“货币主义的杂种”等等。
俄罗斯的分立主义没有任何历史，尽管在俄罗斯帝国和苏联时期都曾发现过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某些表现，但是任何人任何时候也没有提出过将俄罗斯从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外高加索分离出去的想法！过去也没有人要求在俄联邦建立强有力的权力机构。众所周知，就领土面积和人口数量而言，俄联邦是苏联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其他的共和国则被认为是俄罗斯的“民族边疆区”。在此情况下，分享权力的必要性便产生于中央与各“边疆区”共和国之间，而不是中央与俄联邦之间。反之，如果俄罗斯的权力机构变得强大而又有威信，那么就会使相应的苏联机构形同虚设，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当时国内只有苏联科学院，而不存在俄联邦科学院。相反，由于存在着强大而有权威的俄联邦教育部，倒是于70年代成立的苏联教育部变成了一个多余的官僚机构。
俄罗斯帝国不同于大不列颠、法兰西和葡萄牙帝国，它没有广大的海外殖民地，它是将与俄罗斯接壤的领土吞并进来，并使其同化成为统一的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这是苏维埃政权和苏共都不能改变的政治上和地理上的现实。因此，如果不是从官方或是法律的角度，而是从自身地位和历史作用的角度来说，俄联邦始终占据着宗主国的地位，俄罗斯民族、俄罗斯文化、俄语也同样保持着主导地位。1922年12月苏联建国初期，所有的国家权力机构都是建立在俄罗斯各个机构的基础之上的，还有其他加盟共和国一些补充机构。俄国共产党以同样的方式直接改名为苏联共产党。1922年，在列宁的批评压力之下，斯大林及其追随者轻易地放弃了“自治化”的构想，其实那只是形式上的，而并非本质上的。当时在中央集权制度下，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组成了统一的思想和政治申心，这也就使所有中央集权的机构得以保留下来。
为什么势力弱、根基浅的俄罗斯分立主义会对苏联的命运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呢？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它没有遇到任何的抵抗。这如同一个或者两个人在不停地锯艾菲尔铁塔的支柱，只要没有人制止他们，他们最终肯定会毁掉这个庞然大物。
那么有没有人能够阻止俄共的成立呢？答案是肯定的。1990年春，苏共中央政治局或者是书记处只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就完全可以阻止俄共的成立。然而在1990年1—2月，苏共领导人花了很大力气去阻止成立立陶宛共产党，但他们不知为何竟然对俄共的成立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令人费解的是，1990年春进行俄联邦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时候，苏共莫斯科市委和各区的党委表现得十分消极。没有任何一名苏共中央的领导人参加这次选举，结果许多一年前在苏联人民代表选举中落选的人，现在竟然在俄联邦选举中轻易地获胜。选举结束后，苏共中央对俄联邦代表没有做任何工作。叶利钦当时竞选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时经过了三轮投票，最后也只领先了三票。当时我本人在格奥尔基耶夫斯基大厅近距离地观察了这次选举过程，要改变形势其实并不复杂，只不过当时只有民主派表现得很积极，他们组成了以布尔布利斯为首的选举委员会，此人在1990—1991年间成为了俄罗斯分立主义的幕后领袖和思想策动者。加拿大记者马克·罗伊斯是布尔布利斯的第一位、也许是惟一的一位传记作家，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局外人》这本书中写道，布尔布利斯和叶利钦“相互找到了对方”似乎是命运的安排和上帝的旨意，而戈尔巴乔夫和苏联注定要灭亡。罗伊斯在书中指出：“这场伟大的、不流血的消灭帝国运动对于那些极端的爱国者来说并不是件高兴的事，他们对暗中实施这场运动的人充满了刻骨的仇恨。如果有谁还不知道这个人名字的话，那么我来可以公开这个秘密，这个人就是根纳季·布尔布利斯。”[4]这么说当然有些夸张，但其中也不乏真实的成分。布尔布利斯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哲学副博士和讲授科学共产主义的教师，是他提出了苏联作为“地缘政治实体”不复存在这样的说法，并最终写入了别洛韦日协议中，这显然不是偶然的。
5.4冷战和西方施压
许多西方的政治学家和政治家始终坚信，正是冷战和西方对苏联的施压才是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苏联承受不了军备竞赛中越来越庞大的财政支出，苏联遭受了经济和政治上的失败。这份“功劳”首先归功于美国和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当时里根坚决地抛弃了缓和政策，他将与共产主义作斗争视为自己外交政策的主要目的。早在1981年5月18日，里根在圣母玛利亚大学演讲时就曾指出，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上反自然的一章，而且它的最后几页直到今天还继续书写着。这种制度不可能永远存在，它将走到自己的尽头。未来的几年将是我们国家复兴的几年，也是自由事业和文明传播的几年。西方不是遏制共产主义，西方要战胜共产主义。我们不想对此进行批判来给自己找麻烦，我们正在把人类历史上可悲而又可怕的一章删掉，这一章现在已经写到了结尾。”正是里根拒绝了冻结核武器计划，这个计划简直是“给苏联送礼”，他极力支持战略防御计划，而这一计划的目标直指“邪恶帝国的侵略野心。”[5]10年后，有人问里根：“您在总统任期内最伟大的成就是什么？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赢得了冷战的胜利。”[6]里根在任时的副总统、后成为美国总统的老布什在1992年的讲话中也强调说：“我们不同意要求冻结核军备竞赛的建议，里根总统对提出这个建议的人们说‘不’，和平只能通过增强自身的实力来实现，事实证明我们是对的。与美国不可超越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相抗衡，其结果显然没有给苏联带来光明的前景，苏联领导人除了抛弃共产主义和接受苏联的解体之外已经别无选择。”[7]而极少数的里根和布什的反对派试图辩驳，指出这种论断太过简单化。
许多俄罗斯学者同样认为，冷战和西方施压是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只不过他们认为西方在军事上和经济上的施压不是最主要的因素，美国的情报机构以及各种秘密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中心的积极活动才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8]曾写道：“我们不应为我们在冷战中的失败而感到惊讶，我们应该惊讶的是我们国家竟然坚持了70年。西方在经济和其他领域的优势是巨大的，我国只有2.6亿人口，而西方却拥有10亿人口，一体化已经在西方产生。在西方的压力之下，苏联内部发生的一系列过程起到自身的作用。在西方的压力之下，我们从心理上发生了崩溃。在苏联已经形成了强大的亲西方‘第五纵队’，西方成功地在我国造成这样的氛围，即广大人民群众情愿背叛自己的祖国。”[9]对于摧毁苏联的这支亲西方的“第五纵队”，原克格勃将军维亚切斯拉夫·希罗宁这样评价：“在改革时期，所有这些精心策划的、疯狂的破坏活动接踵而来，这场规模大、耗资高的颠覆国家的运动取得了不俗的成果。富有经验的克格勃工作人员毫不怀疑，这场运动只是整个计划的一部分，而在我国实施这一计划的人自觉地或不自觉地都成为了西方破坏势力手中的傀儡。从上述这些运动的规模和连续性可以肯定，这些运动策划得很专业性、很配套，我们国内任何一个‘智囊机构’都无法胜任如此复杂和高深的任务，我们可以清楚地感觉到。有一只经过专业训练和极富经验的手在操纵着一切。在电视上、媒体上和各种集会上出现了一大批新兴‘政治家’，其中包括叶连娜·博奈尔[10]、尤里·阿法纳西耶夫、阿纳托利·索布恰克、根纳季·布尔布利斯、加林娜·斯塔罗沃伊托娃和瓦列里娅·诺沃德沃尔斯卡娅[11]等，他们号召对‘腐烂帝国’进行‘文明的摧毁’。根据我所掌握的事实，我可以肯定地说，1991年8月和1993年10月发生的事件都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核心机构制定的‘肢解苏联’计划中的一个环节和步骤。”[12]另一位原克格勃将军尤里·德罗兹多夫[13]对此观点补充说：“如果当时国家的高层领导人能够认真对待掌握情报，那么社会主义阵营就可能存在到今天，并维持二战后的原状。”[14]
俄罗斯报刊中曾出现一种离奇的说法认为，不仅是这些“改革的设计者”，而且包括美国总统和美国特工在内，他们都只是某种“世界的幕后力量”的执行者而已，这股力量的代表者早在几百年前就开始了自己的工作，只是现在他们才将“世界新秩序”的理论付诸于实际行动。曾长期担任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主任的弗罗亚诺夫[15]指出：“只要冠以苏联之名的俄罗斯帝国存在，那么‘世界新秩序’的计划就不可能取得胜利。要么战胜苏联，要么承认自己计划的破产，这个计划于20世纪下半叶已进入了加紧实施阶段。因此，‘世界的幕后力量’决定消灭苏联，而国内正在进行的改革为其提供了契机。这场改革不仅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阶段，所有这一切从本质上来说不是别的，正是通过建立世界新秩序将一切陈旧的变成适应现代生活的。一场将世界国际化的运动正在进行，20世纪所发生的所有重大历史事件都是这个进程的表现。”[16]
毫无疑问，冷战和西方施压是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将其称为是主要原因。在施加了更大压力、中央情报局的专业人员制定了更周密的计划情况下，为什么美国直到现在都无法摧毁其近邻古巴的卡斯特罗制度呢？弱风能将百年老树吹倒，如果这棵树的树干已经从内部腐烂了，我们能将这阵风称为老树死亡的主要原因吗？
资本主义世界和苏维埃俄国的斗争始于“十月革命”时期，30年代中期这场斗争变得更加复杂，双方为此都付出了不少的积极努力。但是那时候西方的压力不但没有摧毁苏维埃国家，反而使其变得更加巩固和团结。在几十年中，靛赶上并超过西方”的思想一直是苏联经济和文化建设的主要任务，列宁、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提出的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胜利的问题则在世界范围内展开。许多人认为，在50—60年代，在这场和平的和不是完全和平的竞争中，苏联占了上风。而到了70年代，西方在各个领域的发展远远超过了苏联，当然其中的原因有很多。苏联为改变现状而进行的改革为时已晚，而且优柔寡断的改革者又将改革引向了错误的道路，这与西方实施的阴谋没有任何关系。许多人错误地认为，80年代西方和美国对苏联的压制变本加厉，其实则不然，在1987—1988年间，由于戈尔巴乔夫所实施的外交政策，西方的压力反而变弱了。彻底改变思维观念的是罗纳德·里根，1988年6月末，作为苏联知识分子的40名代表之一的我在莫斯科的文学者之家有幸见到了这位总统，当时他只说到了合作，而没有提到“邪恶帝国”。当然，这并不是说西方的压制不存在了，只是它变得更加微弱和松散。“铁幕”的崩溃不是由于西方的打击，而是来自东方的震动。实际上80年代末西方并没有使用任何新的意识形态武器对付苏联，倒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和苏联内部出现了新的不能战胜的困难，戈尔巴乔夫改变局势的机会已经非常小。
在1915—1916年，俄罗斯军事上的失败加速了日渐衰落的沙皇制度和专制制度的灭亡，但在1941—1942年，俄罗斯遭受的更加严重的军事失败并没有动摇斯大林郑权，反而使其得以巩固，战争胜利和斯大林去世之后，政权才开始走下坡路，不论是赫鲁晓夫，还是勃列日涅夫，都没能看清当时复杂的局势，错过了时机。如同1917年夏天的克伦斯基一样，戈尔巴乔夫取胜的机会已经很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