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利钦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斗争在最初几年只限于苏共党内，在1986—1987年间，这场斗争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叶利钦及其支持者反对利加乔夫和“保守派”的斗争。戈尔巴乔夫同样也受到来自党内“保守派”的压力，因此他尽管保留了叶利钦的高级领导职务和苏共中央委员的地位，但是他仍对叶利钦说：“我不会再让你参与到政治中来。”而叶利钦在1989年又重新回到了政治中来，这时新一轮的社会浪潮已风起云涌。但在1990年5—6月之前，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对抗仍然像过去一样只是限于苏维埃体系的内部。叶利钦按时出席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并经常发言阐述自己的观点，他当时还主管建设和建筑设计委员会的工作。叶利钦在领导跨地区议员团和民主纲领派的工作时，他从不放过戈尔巴乔夫所犯的任何错误和失误，并对其进行攻击。无论是戈尔巴乔夫，还是卢基扬诺夫，他们都没有对“叶利钦帮”及其本人开展任何具有实际意义的政治斗争，尽管这样做的理由很充分。戈尔巴乔夫在党内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消极令我本人感到不可理解。
到了1990年初时，在老百姓和许多苏联人民代表的心目中，戈尔巴乔夫的形象就是一个软弱无能的领导人，他说话滔滔不绝又非常不清晰，他没有能力采取果断措施。与戈尔巴乔夫相比，叶利钦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则是果敢有力而又富有魅力的领导人，大家认为他是有能力整顿国家秩序，消除贫困，打击犯罪和滥用职权。叶利钦巧妙地利用民众的情绪，经常参加各种公开活动和演讲，尽管他还没有形成任何明确的政治和经济纲领。
1990年3月叶利钦进行了一次带有宣传色彩的欧洲之行，目的是介绍自己所写《叶利钦的自白》一书，该书于1989年在苏联出版，后被译为多种文字。叶利钦访问了西班牙、意大利、英国等欧洲六国。我5月份正在意大利参加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大会。我在会见记者时，他们提得最多的问题就是关于叶利钦的：“叶利钦是什么样的人和什么样的政治家？”西方社会在迎接叶利钦时并没有表现非常兴奋，而对于那些支持戈尔巴乔夫的西方政治家来说，叶利钦显然是一个危险的人物。大多数西方政治家普遍认为，叶利钦是个过分粗鲁和不可预测的人，叶利钦在俄罗斯越来越高的威望使他们感到不安。有许多关于叶利钦的文章，但大都是批评性的，比如英国记者约翰·洛伊德[62]这样写道：“叶利钦的生平经历让人感到震惊，读过他的书会产生这样的忧虑：苏联不可能创造出政治阶级。叶利钦说自己反对戈尔巴乔夫，但是在他的书中却既看不到任何行动纲领、批判性分析，也看不到对国家危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的任何有益的思考。叶利钦的惟一武器就是对特权的煽动性的批判，对此问题他讲得很好。此外，叶利钦极力标榜自己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人民的朋友，然而不少政治家都比这位朋友更值得人民信任。叶利钦未来很可能成为俄联邦总统，他占据统治地位之后，将朝自己的对手反戈一击。苏联，至少是俄罗斯，可能迟早会有一天落入这个狡诈和虚荣的人的手中，此人对权力充满了无穷的欲望，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择手段。然而他的简历并不能使人相信，俄罗斯并不会因为这个人的出现而有所好转。”[63]约翰·洛伊德发表这番悲观的推想的时候，叶利钦还只是苏联和俄联邦的人民代表，还只是国家反对派的领导人，并没有成为整个俄联邦的领导人。与此同时，美国的观察家和苏联问题专家对叶利钦的政治动向也表现出关注与担忧，1990年5—6月出版的《共产主义问题》杂志上写道：“很难说清叶利钦属于哪类人，自尊心极强的他在其拥护者眼中是苏联富有活力、果断、正直的领袖，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他傲慢自大、不可预测、善于蛊惑人心，是苏联版的胡安·庇隆。但是他却迎合了苏联绝大多数老百姓渴望强人领导的心理需求。叶利钦的立场经常变幻不定，相互矛盾。”[64]如果1990年初苏联国内没有形成民主反对派，那么叶利钦就不可能取得政治上的胜利。如果这支反对派不是由像叶利钦这样的坚强果断和富有声望的人来领导，那么它也不可能与已经衰弱的苏共相抗衡。早在1987—1988年民主反对派在我国与其说是运动，还不如说是只在实行公开政策条件下产生的潮流和趋势，其主要代表都是一些规模不大的组织和团体，其中最著名的有瓦列里娅·诺沃德沃尔斯卡娅领导的“民主联盟党”和由安德烈·萨哈罗夫院士担任名誉主席的“纪念协会”。1989年春，民主运动依靠独立的苏联人民代表才得以发展壮大起来，这些人占整个苏联人民代表总数的不到10%，他们并不是来自社会的最基层，而是一些党的中层干部、大学教授、部分作家和新闻工作者。其中较为著名的有索布恰克、波波夫、布尔布利斯、阿法纳西耶夫、雷诺夫、切尔尼琴科[65]、卡里亚金、穆拉舍夫[66]、鲁缅采夫[67]、斯坦克维奇、斯塔罗沃伊托娃和科罗季奇，然而即便把所有这些人加在一起，也无法形成真正的、有所作为的政党。民主反对派在1990年的选举运动中依靠200—300名俄联邦的人民代表再一次扩大了自己的队伍，其中最著名的人物有斯捷潘克夫、哈斯布拉托夫、鲁茨科伊、沙赫赖、菲拉托夫、亚库宁和谢科奇欣[68]，然而这些人无论是凭个人的力量、还是联合起来，都无法承担起领导国家的重任。他们中许多人的政治野心很大，但他们的政治和知识才能远远不够。奥列格·波普佐夫[69]曾是民主运动的参与者，1991年3月，也就是戈尔巴乔夫60岁时，波普佐夫在总结六年改革成果时指出：“应是抛开幻想的时候了，1989年没有任何一位民主派进入国家领导层，我们的社会根本就没有形成真正的民主派。尽管在国家政界的高层领导中出现了几位精明强干、学识渊博的人，但是可以振臂高呼‘革命’的人在我国还屈指可数。类似的情况在俄罗斯人民代表选举之后也发生过，按照最精确的统计，具有民主倾向的代表还不超过33%，但这却已让许多人歇斯底里地狂喊：‘民主胜利了！’他们错了，并没有胜利，这只能表明民主在政治舞台刚刚出现。幅员辽阔的国家都喜欢夸大其词，中国有句俗语：‘一口吃不下个胖子’。戈尔巴乔夫摧毁了国家的政权体制，一些不太知名的社会力量用政治攻击在此摧毁过程中推波助澜。我们的时代可以称为是形形色色的激进主义时代，超级激进分子将‘天鹅绒革命’的支持者赶下了政治舞台，并将民主思想作为情绪体现出来，然而情绪是一种不可预知的东西。”[70]正是这种建立在激进情绪基础上的、而并非建立在现实的政治力量基础上的民主运动摧毁了苏共和整个苏联！
苏联在1991年的状况与沙皇俄国在1917年时情形很相似，1917年的二月革命使国家政权落在立宪民主党、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以及其他几个势力更小的民主党派人的手中，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3—4月的影响很小，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当时根本没考虑过夺取政权。后来一些布尔什维克的主要领导人从流放地或国外相继返回，巩固了其影响和势力，但即便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它仍然处于激进的孟什维克党的下风。1917年6月召开的第一次全俄苏维埃大会上，布尔什维克仅仅得到了超过10%的席位。有两件事情为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一是1917年8月发生的科尔尼洛夫[71]起义，它使临时政府陷入混乱状态，并增强了人民群众进行根本改革的意识；另外就是列宁的强大号召力，他领导布尔什维克并使其坚信只能依靠武力才能夺取国家政权。1991年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叛乱起到了科尔尼洛夫起义的作用，叶利钦担当了列宁当年的角色，如果不是具有号召力的叶利钦领导这支势单力薄、人心涣散的政治力量，那么民主派也不可能于1991年秋掌握了国家政权。
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不止一次地提到，1990年时其支持者曾建议由他自己领导民主派，而在1990—1991年的情况下，这意味着将苏共分裂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少数派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保守多数派。戈尔巴乔夫当时没敢走这一步，因为他有许多顾虑。然而，就算是戈尔巴乔夫当时这样做的话，那么民主反对派领导人也不会是他，而只会是叶利钦。在相对自由地竞争民主派领袖的情况下，甚至连阿纳托利·索布恰克都会比戈尔巴乔夫更强、更有威望。戈尔巴乔夫可以领导一个具有严格组织纪律性的机构和政党，但却不具备人民领袖所应有的素质、能力和修养，叶利钦在1991年却能够胜任这一角色，后来他又扮演了其他角色，只不过他的演技越来越糟糕。
5.8苏联基础和承重结构的脆弱性
回顾1991年发生的事件就会发现，作为世界强国的苏联，其外表的强大和摧毁它的力量的弱小之间是如此的矛盾。苏联不是一个普通的国家，它是历史性的挑战，它是新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它是新的社会体制，苏联的产生和发展在许多方面决定了20世纪的面貌，似乎只有具有如此同样规模的力量才能使苏联遭受重创。
世界上没有任何人会怀疑苏联的强大，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苏联，只有稳固和强大的国家才能承受住如此巨大的考验并取得胜利。众所周知，沙皇俄国是在遭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后而灭亡的，但是这简直不能与1941—1942年苏联所遭受的损失和失败相比。
“十月革命”是由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领导的、由规模不大的政党发起和完成的，绝大多数观察家当时一致认为，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很快就会崩溃。然而布尔什维克却举世震惊，他们不仅取得了革命的凯旋性胜利，而且在如此广阔的国家内几乎全部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布尔什维克建立了强大的红军，并在残酷的三年国内战争中击败了敌军。在以后的20年中，布尔什维克逐步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国家，建立起稳固而集中的经济体系和装备精良的武装力量。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苏联不仅打败了入侵的敌人，而且迅速恢复了被战争破坏的经济，开始发展核工业。还形成了强大的经济和军事联盟，它们控制着欧洲和亚洲的大部分领土，并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建立了军事基地。
截至1990年，苏共差不多有近2000万名党员，苏共垄断了新闻并发行上千份报纸和杂志，它还拥有几十万名宣传工作者，苏共还控制着国家所有的电台和电视台。此外，苏共手中握有巨大的财政和经济资源，并统治着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安全机构和军队。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突然间由于并不猛烈的冲击而开始削弱和瓦解，这个强大国家的命运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即苏联这座大厦是建立在不坚固和不稳定的基础之上的，其内部结构也有许多缺陷。如果基础被冲毁和削弱，如果承重结构被侵蚀和破坏，那么无论看起来多么坚实和宏伟的建筑都会倒塌。1991年正是发生了这样的剧变。
苏联是在被摧毁了的俄罗斯帝国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它是一种新型的国家和社会模式，是劳动人民掌权、无产阶级专政、代表布尔什维克的利益和意志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巩固不是依靠民族思想、历史传统，也不是依靠君主政体、专制的帝国主义思想或者是宗教思想，而是依靠一种全新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国家的惟一政党——共产党的纲领和行动计划。
苏共的专政是强硬的，国家自建立之初便经受了迫害和恐怖，但是意识形态的魅力吸引了多数苏共党员和广大群众，他们信仰这种学说。
共产主义学说以及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和国家的主要原则不仅仅依靠信仰和信念，它还需要证明。共产主义学说不是指在天堂的永生和死后的劫难，不是指上帝和灵魂的不朽，它宣扬的是全新的、更加公平的生活以及人类的富足，它要消灭战争和暴力，追求自由和幸福。一方面是富有吸引力的意识形态学说，另一方面是国家统治的力量，这两者构成了这个新兴国家的主要基础，而倡导和维护这种意识形态学说的共产党则是这个国家的承重结构。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对此问题都曾经极为明确地进行了阐述。证明共产主义学说正确性的主要两个论据是：一个是劳动生产力水平要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另一个是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水平要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这反映在许多革命口号中，例如“土地是农民的，工厂是工人的，世界是人民的”。
苏维埃政权的第一次危机出现在1921年，如果列宁当时不实行“新经济政策”，不对共产主义学说本身进行相应的修改，那么任何专政制度都无法挽救布尔什维克的失败和灭亡。农民和工人的生活水平开始改善，重新点燃了他们的希望，国家开始迅速前进，国家政权得到了巩固，苏共和共产主义学说的权威也与日俱增。苏维埃政权的第二次危机始于1928年末，并持续了五年之久。克服这次危机不是依靠国家经济和政治生活中新的政策，而是依靠大规模的恐怖镇压行动。农民中的富农“作为一个阶级被彻底消灭了”，而其余的农民则被强制性地组建集体农庄，农民的生活和活动处在党和国家的严密控制之下。在集体化过程中是政治动机，而不是经济动机占据优势，所以许多反对集体化的贫农和中农也遭到了迫害。在城市中，“耐普曼”[72]被消灭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残余几乎被彻底肃清了，在党内铲除和禁止一切反对派。在此后的几年里，恐怖镇压行动扩大到针对党、军队和国家的干部队伍。苏共的意识形态体系被重新修改，但这次却不是对美好生活的许诺，而是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尽管国家经济在30—40年代仍保持了持续发展的势头，但是它带有军事动员的成分。这些年里，部分群众仍然支持这个制度，支持党和党的思想。但是在斯大林时期逐步形成的特权阶层已成为政权的主要支柱，它包括党和国家的官僚主义以及具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和绝对服从“上级”的干部队伍。这已经不是社会主义的社会，而是极权主义的社会，只不过保留了一些社会主义的外部特征而已。卫国战争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巩固了斯大林的极权主义制度，但这种制度离开了斯大林便不可能存在。
苏维埃政权的第三次危机发生在斯大林死后的1953年，这次危机同样持续了将近五年。战胜这次危机依靠的是国家对农民、工人、军人和知识分子作出的大量让步。50年代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改善，经济迅速发展，部分经济学家认为50年代是苏联国民经济史上最成功的时期。1951—1960年间，苏联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5倍，而同样在这10年里，美国和英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幅仅为30%—50%。苏共的意识形态学说又进行了重要的修改，并写入了党的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决议中，并提出了在苏联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方针。60年代只是对这一方针进行了修改。在经济、政治和思想领域，苏共领导人继续坚持少量让步和随机应变的政策。到了70年代，苏联的经济发展开始放慢。在多数情况下，苏联不善于利用科技革命的成果，因此在与资本主义世界的竞争中开始明显落后。与此同时，国家的军事支出却不断攀升，军备竞赛拖垮了苏联经济，广大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仍然较低，甚至在许多地区出现了下降。老百姓怨声载道，政权试图通过不断的、虽然不是大规模的迫害和镇压来平息民愤。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停滞状态，这降低了苏共正统思想的权威和影响。苏联在60—70年代保留了极权主义的很多特点和官本位政权。
苏维埃政权的第四次危机始于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这是一次在经济、意识形态和道德领域的全面危机。此次危机是由于精英阶层的腐败和老化而产生的。“改革”是摆脱此次危机的尝试，但是这次尝试并不成功。戈尔巴乔夫及其亲信没有能够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所以并不能减轻老百姓的不满。苏共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了重大修改，但这只是即兴之作。这些举措虽然得到了知识分子的拥护，但是同时党组织机关内部的权威阶层则对此表示不满和抗议。在尚未巩固这个制度的经济、社会和思想基础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却在此时开始民主化进程，也就是说废除官本位专制制度。在这种政策下，政权的瓦解已是不可避免的。可以将苏联比喻成一座高塔，但它却是一座基础不很牢固的高塔，高塔的建设者既无视塔身已经倾斜的情况，也不加固基础和承重结构，而是继续增加塔的高度和层数。邓小平在中国的成功首先应归功于思想理论的重大变革，这些变革不仅保证了这个泱泱大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且极大地改善了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而在80年代的苏联，无论是戈尔巴乔夫，还是苏共，都没有胜任这一使命。
5.9几点补充看法
苏联国家体系迅速解体的前奏是苏共思想理论的崩溃和苏共自身的瓦解，在此之后，苏联作为新的社会模式和意识形态国家已经不可能存在了。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绝不仅仅是作为观念体系、道德要求和行为方式的标准而扎根在人们的头脑中。这种意识形态不仅被事实所证明，而且还形成了国家政权体系和社会经济模式。国家经济和政治领导中的高度中央集权也是出自这种思想理论，列宁正是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国家政权体制。企业全面彻底的国有化和否认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这也是意识形态的要求，这早就写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的《共产党宣言》中。对资产阶级民主、多元化、多党制、新闻自由的批判也同样源自于这种意识形态和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因此，已经形成的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在苏联的解体必然会导致原有的国家体系和经济模式的瓦解。如果苏共在1928—1933年不放弃“新经济政策”或者在50年代恢复这一政策的话，那么这个过程也许进行得更平稳、痛苦更少一些。到了60年代末，这种转变的时机还没有完全失去，而到了80年代末，无论是从时机，还是政治、经济和其他方面的资源来说，这种变革已经不可能了。
过去从形式和内容上都颇为教条的共产主义思想的瓦解并不表明社会主义思想的瓦解和全面否定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是新的、更合理的人类社会制度。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一种形式。在对社会主义思想的阐述中蕴涵着科学的元素和对未来的美好信念，它不仅反映了客观现实，而且体现了人类的愿望和追求。社会主义为人类提供了更公平、更自由、更富裕的生活，它不仅满足人类有限的物质需求，同时也保障了人类无限的精神需求。而这些愿望在苏联都未完成，苏联人民的精神需求甚至比其物质需求更为贫乏、更为不足。这甚至在社会主义支持者内都引起了不满，这从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中可以体现出来，而在国家政权机构中，也出现了包括戈尔巴乔夫在内的持不同政见者。然而这些人缺乏足够的力量和时间来改革体制，与建立以社会主义思想为基础新的观念和体系相比，打破过去陈旧的教条、模式和观念的过程要快得多。在开始推行民主化和公开性政策之初，戈尔巴乔夫就深信不疑，成千上万的冤魂就藏在克里姆林宫的保险箱和柜子中。对于阿富汗战争、1939年签署的秘密条约、1962年新切尔卡斯克事件等问题，以及过去年代的其他众多事件和决议，人们始终没有得到任何令人信服的回答和解释。戈尔巴乔夫不知如何向全国及整个世界解释1940年在卡廷森林枪毙波兰军官事件的真相，那又如何解释苏联政府在1918—1922年推行的许多不合理的强硬政策和行动呢？取消对新闻出版原有的限定和管制引发了批判浪潮，这股浪潮反对苏联国家和苏共的所有制度，首先就是反对苏共的意识形态。苏共没有准备、也没有能力进行反击和承担责任，这使得广大人民群众对国家制度的合法性产生了普遍质疑，而这种制度正是建立在苏共具有不受督促的权力的基础之上。苏联宪法第六条明确规定了“苏共的统治和领导地位”，而此时要求取消这一条款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一要求是论据充分和合情合理的。但是即便是在取消了宪法第六条之后，苏共仍无法控制国家政权。苏共有庞大的资源和财富，但却在人民群众中丧失了应有的支持和权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