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生计选择继续务工，如张拥伦的搭档年近70岁，仍需供养待业儿孙。只是，除了年龄上的务工劣势，高龄劳动者们更加身陷根本的就业困境：他们大多属于农民工群体，年轻时进城劳动，最终却因"清退令"或厂区缩减成本而被辞退。技能贬值、缺乏人脉之下，对差事并没有选择权。教育程度匮乏则进一步限缩老人们的维权能力，如张拥伦从未有过劳动合同，不识字的工头不理解23页的雇主责任保单；绍兴地铁的保洁员更难意识到，外包公司可能缺失的安全培训，实际上何等重要。
由此，年龄交织资源条件，吊诡地围困住高龄劳动者：年轻的他们忍受高强度、低防护的劳动，希望用劳动换取更有保障的未来；但到真正老去时，过往投入的劳动反而成为枷锁，让他们加倍深陷高强度劳动，甚至不再获得法律的基本保障，即使伤亡。
1.3被外包的风险：“非正式”劳动者的隐形伤亡
在更容易受伤、死亡的劳动人群中，非正式合同工人的比例始终居高不下，却长期处于制度视野之外。事故发生后，公众往往只能看到寥寥数语的通报：“涉事员工为兼职”、“伤者系外包人员”。这些看似中性的身份标签，实际承担着一种功能——一旦“临时”“外包”“非正式”被标注，劳动中的风险与责任便被迅速切断，转移回劳动者个人及其家庭身上。
高风险行业工亡责任无从追究
今年9月25日，一名48岁的油漆工在不通风的地下室作业时中毒死亡。其在地下室内长时间独自工作，仅佩戴普通口罩，中毒后昏迷长达20小时无人发现。该工作由同行介绍，由包工头带去施工，现场缺乏基本安全条件，也无人巡查。事后，包工头以“能力有限”为由，仅给予家属3万元补偿。
在临时、不稳定的劳动关系中，劳动者更可能长时间作业、独自作业，在缺乏防护、培训和监督的环境中承担更高风险；而一旦事故发生，却缺乏工伤认定与制度性保障。工作风险高度集中于劳动者身体之上，责任却在关系切割中被层层卸除。
10月17日，一名铁矿司机在工作中突发脑出血死亡。矿企称其为“私人劳务外包人员”，拒绝工亡赔偿。死者签署的劳务协议实为免责条款，工伤认定与索赔困难重重。尽管理论上，若能认定事实劳动关系，公司应承担工亡责任，但现实中的维权成本，几乎将这一权利排除在工人家庭的承受范围之外。
通过临时工、外包、劳务派遣等方式，高风险行业得以系统性规避长期责任，将最危险的劳动，交由议价能力最低的人承担。
职业病、过劳死亡，赔偿责任在谁？
非正式劳动者的身体，不仅暴露于突发事故，也长期承受慢性、不可逆的职业伤害。
今年9月，一名43岁的矿工在离职后确诊尘肺病，向公司提出赔偿请求，却被项目承包人以“仅在承包期内工作10个月”为由拒绝承担责任。这一事件揭示出“长期临时工”的普遍困境：劳动关系碎片化，健康风险却在同一行业、同类环境中持续累积。
在煤矿行业，通过项目承包用工已成为规避长期责任的常态。工人名义上流动，实则长期暴露于高粉尘环境中。尘肺病作为典型职业病，不可逆、致残率高，患者往往在未达退休年龄便丧失劳动能力。然而，超过80%的尘肺病患者从未申请过赔偿；拥有明确劳动关系、可申请工伤赔偿者仅占4.1%，最终成功获得赔偿的更不足1.22%。在劳动关系不断被切割的情况下，工伤责任是有限的，身体的损耗却是持续而漫长的。
10月20日，郑州一名44岁的短剧导演因过劳猝死。由于未签署正式劳动合同或项目协议，公司仅支付1万元补偿，后续索赔困难重重。短剧剧组普遍缺乏医疗与安全保障，工作时间极长、强度极高、精神压力巨大。从业者多来自各行各业，在经济下行中被动或主动进入这一行业，在低保障条件下承受高强度劳动。有的人押注“风口”，有的人只是寻找一份短期结算的收入，而这种偶然进入的临时劳动，却可能在长期过劳中酝酿致命风险。
即便没有立即发生事故，当劳动者长期处于低保障、高风险、低收入、高强度的劳动状态中，身体伤害已经在持续发生，致命风险也早已被系统性制造。
风险持续沉积
在现实中，“劳务外包”被实践为责任外包，而非单纯的用工形式选择；“临时用工”也不只是时间有限的劳动，而更接近于一种被迫切断效劳动时间与责任链的风险管理机制。通过外包、派遣、临时工等方式，用工主体得以抬高工伤认定门槛，使非正式劳动成为事实上的“责任真空区”。
从这个角度看，非正式用工并非法律盲区，而是被人为制造、并被反复利用的盲区。在当前经济环境下，越来越多企业选择以非正式用工降低成本、转移风险，本质上是一种以劳动者身体为代价的成本压缩机制。
选择临时劳动的个体，往往本就处于年龄、技能、户籍、经济等多重弱势位置，风险承受能力更低；而临时劳动制度所带来的高风险，正好与这些脆弱性相互叠加，形成恶性循环。所谓“灵活用工”，实质上是风险向下沉积的过程。
临时工制度并非效率的中性选择，而是一种结构性安排：在不改变生产方式的前提下，将长期成本与伤害转移给最难被看见、也最难维权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