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网约车、货运等平台行业，在安全、社保、管理等方面迎来密集制度调整，看似是在纠正长期存在的失序问题，却在现有生产关系和收益结构未被重塑的情况下，将压力更多传导给一线劳动者；而医疗、教育等曾被视为“稳定器”的事业岗位，也在财政约束、人口变化与制度改革中显露出前所未有的脆弱性，降薪、裁撤、外包和零工化逐渐成为应对下行趋势的常态。除此之外，互联网行业劳动者则在面临技术更新带来的新的不安。本部分试图通过外卖、网约车、货运、医疗、教育等具体行业，呈现当社会经济动荡，合规要求普遍上升，但整体机制并未同步调整、基层声音无法在其中成为有效的现实力量时，劳动者所面对的真实处境。
3.1外卖业合规化：被规避的问题和被转移的压力
无论从平台还是政府层面，外卖业今年都有显著的合规化倾向。政府方面主要指《外卖平台服务管理基本要求》（来源）、《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来源）和《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来源），而平台方面则指美团、饿了么等外卖平台对相关规定的积极表态，与社保缴纳方面一反常态的配合（来源）。尽管在过去的近十年里，劳动法规对相关权益已有所规定，但在实际运行中依然造就了行业内部的高压生态，使得外卖员的生死疲劳逐渐成为新的社会共识。如今出现的合规化倾向也由此被许多媒体解读为市场治理的信号，但仍不宜草率将其视作对外卖员的完全利好。
首先是两项新国标。《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属强制性国标，9月1日起正式实施，12月1日结束过渡期，旧国标电动车全面停售（来源）。这份国标首先影响的就是严重依赖“小电驴”进行即时配送的外卖员，其中影响最大的部分在于25公里/小时的限速，这意味着外卖员的配送速度可能仅略快于自行车。由于新国标引入了“超速断电”的机制，即使进行非法改装也无法显著解决速度问题。限速使得外卖员无法达到在现行平台要求和算法规则下要求的准时率和周旋效率，严重压缩其有限的收入空间（来源）。新国标限制下的车型还有其他诸多不便（来源），由于其并未针对外卖员等群体的劳动所需做出考虑，这意味着未来外卖员如果想要维持绩效和收入，可能将不得不去求购旧国标的二手车乃至更深度非法改装的黑车，对于其劳动安全绝非好事。新国标对外卖员工作的刚性需求考虑不足，但更重要的是，它没有根本上反思外卖员这种高速、高效、高危现状的根源，更多是在于平台方面尚未就劳动者的安全和劳动处境做出外卖单时和单价上的让步——最终为电动自行车合规化买单的是外卖员的切身利益。
而相比之下，对平台方面的《外卖平台服务管理基本要求》属推荐性国标，不具有强制力，尽管媒体报道一些平台表示“自愿执行”该国标（来源），实际执行方式犹待观望。该国标同时涉及商户、骑手、平台、买家多方，其中关于外卖员的权益的主要内容在于劳动时间控制、调度算法优化、完善权益保障制度（来源）。这三项都切中肯綮，却因缺乏强制力而高度依赖平台的“自愿”。例如该国标规定在计算配送时长时，对于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情况应以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小时的标准计算，如该项规定不能确保落实，前述电动车新国标就将严重限制外卖员工作。在新国标问题上，外卖员受到的限制是刚性的、强制的、确定的，而对应的补足与保障却是弹性的、非强制的、不确定的。第二项新国标也许确实能为快递员带来一些利好，但总体而言快递员的劳动生活面临的挑战有增无减。
另一个引人注意的是《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该规定旨在进一步将平台经济中的税务工作合规化，但同时也明确以外卖员为代表的平台经济劳动者有一定免税权利。据部分媒体计算，实际月收入6250元以下的平台劳动者无需缴税（来源）。与之相应的一种担忧是，外卖员的税款一直以来均由平台代扣，面对平台制定的各项规则，税费信息并不透明，其中有平台向外卖员转嫁税负的风险。对于此种情况，《规定》表示坚决追究，但显然仅凭文件表态无法让从业者安心。实际上，在大量媒体发文宣传“年收入12万以下免税”的同时，抖音等平台上也有不少骑手发视频心疼自己被扣的个税。由于其收入方式是劳动力密集式的多劳多得，税费带来的剥夺感也就格外显著，不公平与不透明带来的不信任感尤重。其实际能否为外卖员减负增收，还有待观察。最后是社保方面。早在今年二月，京东就宣布将逐步为全职骑手缴纳五险一金（来源）。美团则于七月上线条件更宽松的养老保险补贴，闪购、饿了么也有类似的新增保障条例（来源）。这些“利好”新规被煞有介事的提出，本身就反映了行业内部法定劳动保障的系统性匮乏，平台对社保工作的支持属于弥补历史欠账的一环。然而，外卖员不愿交社保，或仅愿意交低水平社保的情况仍不少见（来源），这取决于外卖员群体本身的不稳定雇佣状态和相对低收益。由于我国社保的基本逻辑是“今日栽树他日乘凉”，其收益对于本就处于不稳定状态的外卖员来说更难期望。外卖平台愿意配合社保缴纳固然是利好，但平台劳动的基本劳动处境可能仍然会限制相当一部分外卖员，使之无法指望未来不确定的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