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7日，山西大同天镇县谷前堡镇，一辆中巴车清晨出发，车上坐着14名去大棚采摘的零工。途中遭遇暴雨，桥梁被冲毁，车辆落水，新闻报道他们“失联”。其实这并不意味着还有生还可能，只是因为尸体难以找到。
一个是生产事故，一个是暴雨中的交通事故。看起来并不相同，但死伤者有着相似的身份：生活在乡村，靠零工或高风险产业维持收入的人。
在山洲烟花厂，死亡和重伤最先被看到。爆炸后的二次爆炸、闪爆风险，让救援本身也充满危险。而影响更深远的是，作为临澧县的支柱产业，山洲烟花厂提供了当地一半的工作机会。爆炸发生后，不光是山洲，临澧全县烟花爆竹工厂停产。原本依赖这一产业获得收入的家庭，瞬间失去了主要经济来源。
在山西的暴雨事故中，等同死亡的失联同样是最直接的结果。对家属来说，更漫长的是等待。很多失联者是女性，家里的主要照顾者。她们不只是打工者，还承担着照顾老人、孩子和家庭日常运转的责任。一旦出事，家庭立刻失去支撑。
一个是生产事故，一个是交通事故，单论近因，或许还能视为单纯的偶然。然而两宗几乎不相干的事件，却反映了遇难者在社会结构中位置的相近——他们都是生活在乡村，靠零工或高风险产业维持收入的乡村零工。
烟花厂在高温季节临近停工前赶工，仍安排生产，也招募临时工进入厂区。大棚采摘的零工，在多次暴雨和地质灾害预警已经发布的情况下，仍被组织清晨出发。这些决定，是工人自己做出的，却也是他们无奈的选择。
在临澧，烟花厂是当地主要的工作机会。每到赶工期，厂里会临时招人，从事外包装、搬运等工序，按天结算工资。爆炸发生时，有女工刚进厂四天。事故当天，当地气温达到36℃，距离行业惯例的高温停产期只剩不到一周，但生产并未停止。对许多村民来说，停工意味着当季少一笔收入，也意味着临时工机会随时消失。
在天镇县，大棚采摘是少数能快速换到现金的工作。零工一天工钱约130元，清晨四五点集合，晚上才结束。事发前，当地已连续多日强降雨，暴雨和地质灾害预警多次升级至红色，但采摘安排并未取消，中巴车仍按原计划发车。
这种用工方式，使“不出工就没钱”成为现实压力。临时工没有稳定劳动关系，也缺乏完整的保险和工伤保障。一旦停工，当天的收入就直接归零。对年纪偏大、选择有限的、女性乡村劳动者来说，高风险工作往往是少数还能带来现金回报的选择。
因此，乡村工人更容易死伤，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懂安全。在烟花厂干过活的人，清楚爆炸的风险，即使是临时工也都经过培训。暴雨和山洪的危险，对于多年在山村生活的当地人来说，也难谈得上是不测之祸。但在收入本就紧张、缺乏更稳定安全工作的情况下，风险一次次被无奈接受，事故也就一次次发生。爆炸、山洪当然是可怕的灾难，但没收入没钱则是更长期、更令人恐惧的。
1.2没有终点的高龄劳动者
高龄劳动者的伤亡事故，常被简化为感慨一句"老无所终"。但实际上，年龄与其伴随的资源劣势，往往使其承受长期的身心伤害和权益剥削。他们长久身陷的复杂困境，只有到体现为严重伤亡时，才得以被短暂窥见。
今年7月10日，辽宁沈阳，63岁的园林绿化工人张拥伦在户外工作时倒下，紧急送医后仍抢救无效身亡，死因为热射病引起的多脏器功能衰竭。
而9月13日，浙江绍兴地铁2号线豆姜站，列车在深夜撞上4名正穿越轨道的保洁人员，当中3人抢救无效身亡，1人重伤。事故遇难者中，至少有2位超过60岁。
在绿化工人的工伤事故中，最早受关注的是不幸离世的张拥伦老人，及作为其直接死因的热射病。只是，张拥伦所属、至今仍照常工作的园林绿化工人队伍，实则全由60岁以上的超龄劳动者组成，且他们日常经受的工作伤害远远不止酷暑。
绿化工作相当危险，曾有工友被油锯意外削下整个指节，工作的单日工资却普遍只有100元。同时，工友们的劳动关系长年处于低保障中。超出退休年龄者并没有社保，受包工头而非原公司雇用，更从未与工头签订过纸质劳动合约。非正规的雇佣方式，加上刻意排除高龄劳动者的《劳动合同法》，最终导致张拥伦家属难以追索赔偿。甚至因为雇主责任保险不受理外派工作，连商业保险也未获赔偿；至此，高龄劳动者家属只能，面对或达八个月的漫长诉讼。
来源：南方周末《一名绿化工人，倒在东北的盛夏》
而造成4位地铁保洁员伤亡的安全事故则更加蹊跷。在事发十余天后，绍兴市轨道运输集团才发布简短通报，自此再无具体调查结果。不过，无需通报也能见到，高龄保洁员群体所承受的伤害，同样不只这次突发意外。
车站内保洁员群体的工作强度与报酬，长年不成正比。工友们全年无休，一天工作12小时或以上，每月工资却仅有3000-4000元。同时，伤亡的保洁员们同样全为低保障的外包劳动关系，其公司普遍不缴纳社保，也没有额外工伤险，事故后的赔偿机制成谜。更值得注意的是，事发后仅数天，外包公司当即辞退所有60岁以上的保洁员。这些高龄劳动者如同即弃消耗品，长期忍受恶劣劳动条件，却在同事发生致命意外后，即被随意裁员。
多数高龄劳动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