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游行队伍展示“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是毁灭人类”的横幅。（爱德华／大纪元）
在2026年元旦前后，我碰见了我的一位朋友伊姆兰。他是一名印度裔留学生。我们聊着聊着，就聊到了泰戈尔，又顺带聊到了印度国歌。说到兴起的时候，伊姆兰忽然情不自禁地唱起了印度的国歌。
那一刻，我注意到他的眼神，非常安详；他的表情，也带着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豪。说实话，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被这一幕深深地感染了。
我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生的中国人，到今天为止，阅世差不多五十年。就我个人所见而言，我们几代中国人在唱起自己国家的国歌时，几乎从来没有过伊姆兰那样的安详那样的自豪。
中国人在唱中共治下的国歌时，首先感到的往往是深深的不安。
而这种不安，并不是凭空而来的，它有着非常清晰的历史源头。这要从中国国歌诞生的那个特殊年代说起——那是中国处在抗日战争阴影之下的年代。
中国国歌原名《义勇军进行曲》，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创作于一九三五年。当时的背景很明确，就是为了唤醒民众、鼓舞士气，用来激励国人保卫中华民族，抵抗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
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后，暂时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到了1982年，中共正式将其确定为国歌，并一直沿用至今。其歌词大家很熟：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前进！前进！进！”
众所周知，国歌，本来是用来体现一个国家民族精神和民族意志的歌曲。它通常具有鲜明的爱国主义色彩，在重大集会和国际场合奏唱，用来表达一个民族共同的情感、历史记忆与未来理想，从而增强民族的凝聚力。
可问题就在这里。时过境迁，如今早已不是战火纷飞的年代，而在和平年代里，中国共产党所选择并沿用的这首国歌，却仍然反复使用着“奴隶”“血肉”“最危险”“吼声”“炮火”这样高度战争化的词汇。
这些词，在一次又一次的重大集会和国际场合中被反复唱响、反复传递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深深不安，实在让人感受不到国歌所应该有的“爱国主义色彩”与“民族凝聚力”。
中国在近现代历史上，尤其是在1949年之前，就整个中华民族来说，确实是内忧外患，战乱不断，日子并不好过。可问题是——为什么中共执政之前的当政者，制定和颁布的国歌，却全然没有一丝一毫的不安情绪呢？
咱们先从清朝末年说起。
清朝的国歌，出现在宣统三年，也就是1911年。这首国歌由溥桐、严复等人编写，歌名叫《巩金瓯》，歌词是：
“巩金瓯，承天帱，民物欣凫藻，喜同袍，清时幸遭。真熙皞，帝国苍穹保。天高高，海滔滔。”
结果大家都知道了，这首国歌刚颁布没几天，清朝就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你回过头再看这首歌的内容和旋律，你会发现，它里面既没有慌乱，也没有窘迫，更看不到那种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的情绪。
紧接着到了第二年，1912年，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随即颁布了临时国歌，由沈恩孚作词、沈彭年作曲，歌词是：
“亚东开化中华早，揖美追欧，旧邦新造。飘扬五色歌，民国荣光，锦绣河山普照。我同胞，鼓舞文明，世界和平永保。”
要知道，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接手的，是一个清末留下来的巨大乱摊子，内外交困，当政者所承受的压力之大，是完全可以想像的。但这首国歌给人的感觉，内容是自豪的，是自信的；情绪是向上的，是激昂的。
没过几年，时局再次动荡。1915年5月，北洋政府当政，颁发国歌，由王露作曲、荫昌作词，歌词是：
“中华雄立宇宙间，廓八埏，华胄来自昆仑巅，江河浩荡山绵绵，共和五族开尧天，亿万年！”
这一年至于是谁当权，历史评价如何，这里暂且不论。单从这首国歌本身来看，气势恢弘，开阔昂扬，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几乎是扑面而来。
到了1922年1月，北洋政府根据章太炎的建议，又重新颁发了一首国歌：
“卿云烂兮，纠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这首国歌由萧友梅谱曲，歌词直接采用上古舜帝的《卿云歌》，民族精神的传承意味更加明显。
再往后，到了1937年，中华民国正式确定《中华民国国歌》，并沿用至今。歌词由孙中山所作，程懋筠谱曲：
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建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先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这首国歌原本是国民党的党歌，但它采用的是一种舒缓而庄严的曲调，反复咏唱的，是勤政、为民的思想内容。
如果我们把清末到民国这些国歌放在一起回看，就会发现一条非常清晰的脉络——一种一脉相承的“爱国主义色彩”和“民族凝聚力”。
这些国歌，反复出现的核心意象是什么？是“中华”“五族”“河山”“文明”“光”。它们不约而同地流露出一种对中华民族的笃定认同和由衷自豪，一点都不犹豫，一点也不含糊。与此同时，它们也把中华民族的理想讲得非常清楚、非常明白——“民物欣”“同胞”“世界和平”“三民主义”“大同”，这些词汇的重心，都落在民众的幸福与和平之上。
民族自豪感与民众福祉并行，这正是中共执政之前国歌共同的精神底色。
更值得注意的是，当年制定和颁发这些国歌的当政者，没有一个不是身处风雨飘摇、前途未卜的危险时刻。但即便如此，他们在国歌中流露出来的，依然是自豪与温暖，从头到尾，都没有把自身处境的不安，强行塞进国歌里去。
再反过来看中国共产党所选用的国歌，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弥漫在字里行间的，就是一种挥之不去的不安。你既找不到“中华雄立宇宙间”的那种昂然自信，也找不到“民物欣凫藻（民众与万物都欢欣安乐，如水鸟嬉戏于水草间）”的那种温暖气息。
至于为什么会这样，原因暂且不问。单就结果而言，这种对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的赤裸裸无视，对民众福祉的冷漠处理，长期以来，让中国人总觉得太惶惶不安，太冷漠无情，总之太不对头。
我们作为中国人，发自内心地深爱着辉煌灿烂的中华民族，也真心热爱勤劳善良的中国人。我们当然希望拥有一首，能够与中国人心心相印、激昂而热切的国歌。
可中国共产党在国歌里给我们的，却是如此的冷漠与疏离，让人产生一种热脸贴上冷屁股的感觉。既然如此，我们还怎么可能跟着它走下去呢？
中国人唱中共治下的国歌，接下来最强烈的一种感受，就是真真的不解。
说来还有点好笑。小时候，国歌在我们生活里最“实用”的一个功能，往往出现在冬天清晨赖床的时候。天冷，被窝热，又要上学，谁都不情愿。为了不迟到，我们就干脆把国歌歌词给改了，一边提裤子，一边扯着嗓子唱：
起来！不愿迟到的人们！
把我们的裤子，冒着严寒穿上身！
上课点名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现在回头看，改了国歌来催起床，确实不怎么严肃。但问题在于，这种“玩笑式改词”，恰恰说明了一点——我们当时，对国歌歌词里的内容，其实是理解不了的。
哪怕到了成年以后，进入所谓经济建设的和平时期，我依然发现一个很有意思、也很沉重的现象：成年中国人在唱国歌的时候，眼神里往往不是自豪自信，而是压抑不安，整个人的状态，像是置身于死气沉沉的殡仪馆。与此同时，脸上还写满了问号。
——没有战争的迹象，为什么要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反复唱着“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那敌人到底是谁？
唱着唱着，人就懵了，真真让人费解。
我们知道，中国国歌原名《义勇军进行曲》，这是抗日战争的产物。那时候，敌人是谁？很明确——日本军国主义分子；那时候的危险是什么？也很清楚——民族存亡。
可问题是，抗战胜利之后没几年，中国进入了中共执政时期。日本军国主义已经败退回日本，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期，按理说已经过去了。那么此时此刻，“敌人”在哪里？“最危险的时候”又在哪里？
按常理，这两个前提已经不存在了。可中共却仍然在国歌里翻老黄历，一遍一遍地唱。你说奇怪不奇怪？
这个谜团，一直到我有幸读了《九评》和《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这两本书之后，才算真正解开。
《九评共产党》，简称《九评》，是《大纪元时报》于2004年11月19日发表的一组系列评论文章，并获得了2005年美国亚裔记者协会颁发的网络报导类最佳奖之一。《九评》的核心内容，主要是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观及宇宙观的评价。对中共统治中国大陆期间所造成的历史后果的评判。
《九评》一个了不起的功绩，就是把中共建政以来的谎言邪说，一层一层地全面揭开，帮助世人真正认清了中共的本质。
在最后一评中，《九评》集中分析了中国共产党身上的流氓本性，例证充分，论证扎实。可以说，中共耍流氓、骗中国人，手都玩出花来了，中国人稍不注意，就被中共玩得一转一转的。
其中一个非常典型的流氓伎俩，就是爱打着“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幌子搞事。
《九评》一针见血地指出：
中共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口号是诱惑人们的糖衣。“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不仅是共产党的大旗，也是它屡试不爽的号令。几十年不敢回国定居的老华侨，看上几年的《人民日报》海外版有关民族主义的宣传，就比在国内的人还爱国。不敢也不能对共产党任何政策说“不”的中国人，在党的组织下，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帜，就敢到美国驻中国大使馆、领事馆门口去扔鸡蛋、扔石头，烧汽车，烧美国国旗。
共产党认准了这一点，凡是需要全中国人服从的大事件，都是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方式紧急动员民众。
《九评》这么一扒，中共的面具可以说掉了一地。于是问题也就清楚了——在抗战结束后的和平时期，中共为什么还要在国歌里反复嚷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为什么还要不停地唱“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你就不能不怀疑，这是不是在耍流氓？是不是在把党的“最危险的时候”，把党的“敌人”，硬生生地嫁接给整个中华民族，用来煽动所谓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以达到党的险恶目的？
这时候你可能会问：如果国歌里喊的“中华民族”只是个幌子，幌子背后真正指向的是中共本身，那么中共的“最危险的时候”和“敌人”，究竟指的是什么？
在和平的经济建设时期，中共原先鼓吹的阶级敌人——地主阶级、资本阶级，早就成了它的盟友，根本不可能再把中共逼到“最危险的时候”。那问题就来了：时至今日，中共还在国歌里高唱的“最危险的时候”和“敌人”，显然另有所指。
那指的是什么呢？
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答案并不清晰。
直到2017年，《大纪元时报》《九评》编辑部于11月18日发表《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令人信服地系统分析和揭示共产党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通过破坏文化、败坏道德而毁灭人类的天大阴谋。
读了此书，很多人对那首“不知所云”的中共国歌，忽然就豁然开朗了。中共国歌里的两大密码，至此被彻底破解。
第一个密码：中共的敌人是谁？
《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直接点破：是全人类。书中一语道破天机：
“共产主义不是思潮，也不是尝试，它不是人自己搞出来的什么东西。共产主义是魔鬼教义，是邪灵强加给人的、专门以祸害人间，毁灭人类为目的而来的。”
原来，共产党在骨子里，就是与人类为敌的。
回顾历史，这样的证据并不少。比如共产主义创始人马克思，18岁时写过一个名为《Oulanem》的剧本，其中写道：“毁灭，毁灭……伴随着一声狂野的嘶吼，说出对全人类的诅咒……”
再比如，中共国防大学防务学院院长朱成虎曾公开扬言：如果美国介入台海战事，中方将首先使用核武，把美国数百城市夷为平地，即便中国西安以东遭到摧毁也在所不惜。
再看现实，一些铁的事实，也早已揭穿了中共与人类为敌的本性。例如中共造成新冠病毒（中共病毒）全球扩散的超限战。2020年4月6日，美国前司法部检察官克莱曼控告中共政府违反国际公约、制造生物武器、犯下反人类罪行，造成中共肺炎，危害中国人与世界。他强调：中国人民是好的，但邪恶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向法院、也向上帝交代。
再如中共活摘器官这一反人类罪行。2024年7月3日，来自中国黑龙江的法轮功学员程佩明在美国华府公开现身，讲述自己从中共活摘器官罪恶中幸存、最终逃脱的经历。事实上，早在2006年，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第一次被曝光时，几乎没人相信。但经过多年国际调查与取证，如今早已铁证如山。各国相继立法抵制这一惨无人道的行为。各国政要也持续大声疾呼，终结这个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反人类罪行。
于是，中共国歌里的第二个密码，也就顺理成章地解开了：中共为什么从战争年代唱到和平时期，始终觉得自己处在“最危险的时候”？
答案很简单——因为它与全人类为敌。同时，它内心并没有真正的自信，总觉得四面受敌，被全人类包围着，灭亡的危险如影随形，时时刻刻都在逼近。中共惶惶然如丧家之犬，连国歌，也成了它宣泄亡党恐惧情绪的地方。
当这两个密码被破解之后，这首国歌的真实面目，也就彻底暴露出来了：
起来！毁灭人类的党员们！
把我们的仇恨，筑成全世界集中营！
中国共产党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党员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顶着人类的围剿扎挣！
顶着人类的围剿扎挣！
扎挣！扎挣！挣！
如果说，过去我们唱着中共的国歌，心里涌上来的，是一种深深的不安和真真切切的不解；那么，当这首国歌被还原出它的真实面目之后，我们所感受到的就是——大大的不妙。
我们生而为人，本就是人类的一分子。而中共把自己摆在与全人类为敌的位置上，其终极目的又是毁灭全人类，那么说到底，中共所要毁灭的，不正是包括你我在内的每一个具体的人吗？事情走到这一步，不可怕吗？
这也就不难理解，中共为什么近些年反复哀鸣，说什么“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说白了，中共自己心里非常清楚，它的“最危险的时候”正在火速逼近。中共此刻的状态，正像是一辆失控的死亡列车，油门踩到底，方向却直奔悬崖。
在这种局面之下，凡是还保有清醒判断力的中国人，一看形势不妙，最理性的选择，其实就是跳车——退党、退团、退队。
2026年元旦，“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发表新年贺词《中共已显崩溃状态2026年抓紧最后机会退出中共》。贺词中披露，截至2025年年底，已经有超过4亿5600万中国民众，以实名或化名的方式，公开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4.56亿人，可以说是4.56亿清醒而果断的勇士。他们选择从中共这辆死亡列车上跳下来，不再成为中共这个反人类组织的一部分，也不再陪着它一起无视中华民族的尊严与民众的福祉。
退党、退团、退队，让中共在“最危险的时候”葬身人类正义力量的“炮火”。选择退党、退团、退队，往前看，这是对得起中华民族的列祖列宗的壮举；往后看，是替子子孙孙买下了一份不花钱却极其珍贵的保险。
这样的选择，可以说果敢至极，也明智至极，既值得赞赏，更值得效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