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7年“反右”以前，舒先生说话比较随便，曾戏言“毛泽东长得像婆婆”、“刘少奇长得像猴子”、“周恩来是美男子”等等。这些话搁到现在不会把他怎么样，可在那年月都算得上是了不得的政治问题。他挨过严厉的批评，只是侥幸没被划为“右派”。从此，他很“注意”自己的言论。但是，他作为知识分子有好发议论的天性，迫于压抑的政治环境而不敢乱说，这对一个青年知识分子来讲是相当痛苦的；同时，他又想以“好”的表现在领导心目中重建“好”的形象。
于是，他需要寻找批评的对象，来宣泄内心压抑和在领导面前争取表现。我和一些同学就成了这样的倒霉蛋。这样一来，他就难免跟我们这些学生“结仇”。平时，我们没有机会，可是运动一来，我们就对他“下手”了。别的同学是怎么想的，我不便断言；但我是想报复他的。我想用事实“证明”他才是真正“反动”的。
他经常说：“你们有什么意见可以提嘛。我们绝对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说话的时候，脸上带着神秘莫测的微笑。我们怕他，怕他抓小辫子整自己，影响将来的升学；因为从1963年起，教育部门越来越强调“贯彻阶级路线”，就是在入团、升学等等方面，政策向家庭出身好的学生倾斜，向政治表现好的学生倾斜。
为此，不得不考虑跟他把关系搞好。不过，也跟着他“学”了这一手，就是抓住鸡毛蒜皮再胡乱分析、上纲上线，没有错也能弄出错来，小错也能弄成大错。
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他启发我们批判一篇题目叫《友谊》的学生作文。该文据说是上海一个女学生写的。舒先生油印了很多发给我班全体同学，人手一份，叫我们先看，看看能发现有什么问题。
我和同学们都太笨了，无论如何也看不出问题来。他脸上露出得意的微笑，说：“这篇文章讲的是两个好朋友要分别了，一个人送给作者‘我’一盆花，这盆花是友谊的象征。是吧？后来，这盆花遭到暴风雨的打击，是作者‘我’救下了这盆花。是吧？”我和同学们都点头说“是的”。
接着，舒先生严肃地问了我们一句：“在我们国家，是哪个阶级的友谊才会受到打击呀？”这时，我和同学们才“恍然大悟”地哦了起来——在我们这个国家当然只有地主资产阶级的友谊才会收到打击啊！就这样，文章的“反动性”终于被我们“看”出来啦！
由此，我们学会了他——不仅仅是他，也是那个社会——如何挑毛病、找问题的手法。以后，我们用他那一套来对付他，使他尝够了苦头。
文革工作组来到我校，起先没有出面组织什么批判会、批斗会，但是对学生批判老师的大字报、老师揭露学校领导的大字报和老师之间相互揭发的大字报，也从不制止。
看到工作组进入学校，我同学们都很高兴，因为整舒先生的“机会”来了。既然能够批斗彭老师，自然就可以批判舒先生。
批判舒先生可以找到“依据”。他平时跟学生说话也常常口无遮拦，例如他说“雷锋式”的好战士王杰死后“进了棺材也是革命的”、“王杰的每个指甲都是革命的”；“投机是不好，但投革命之机有什么不好”；“胡志明主席快七十岁了也没结婚，我没结婚怕什么”；等等。
批判“三家村”以后，我们“学会”了观察、分析所谓反动言论的方法，就把他说的话上纲上线一“分析”，觉得他更反动，就纷纷向工作组揭发他的“反动”言论，写成大字报贴在食堂里（贴在食堂里，一则食堂里有一面墙没有被“充分”利用，二则有很多师生在食堂用餐），并标上“醒目”的题目《舒先龙是扼杀青少年的刽子手》。面对我们的大字报，他只能目瞪口呆。
老师们揭发的“问题”更厉害。在当时那种特定的政治氛围下，人人自保，而自保的最“好”办法就是罗织他人的罪名，且越大越好，这样就把斗争矛头引到那个“罪人”身上去了，而自己得以脱逃。
这里要提到一点：舒先生和其他老师的一些所谓政治、思想问题，别人怎么会知道的呢？这是因为校方的提供或“泄露”。校方如何掌握这些情况的呢？原来，当时有一种官方倡导的活动，就是“向党交心”。本来，向党组织反映自己的一些想法，求得党组织的指点以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未尝不是好事。党组织也是这么讲的。我校普通教师都把自己的各种想法写在材料纸上，交给了党总支。
可是，事情并非像善良、单纯的人们想的那样美好。党组织往往在人们交心以后，把交心材料上的只言片语抄录下来，塞进档案袋——这就成了你难以辩白、无法否认的证据！滑头的人知道该怎么写，让党组织抓不到把柄；可是，那些过于老实的人就因此而倒了大霉。
老师们揭发，说舒先生讲毛主席在第一次全国政协会议上的开幕词的第一句话“诸位代表先生们”有语法上的错误，用了“诸位”就不能用“们”，不过人们习惯了，也就不算错了。这句现在看来没有问题的话在那时可是非同小可的呀——竟敢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不懂语法！又查出他曾经说过“毛主席长得像婆婆”等等，条条够得上“惊天大案”！舒先生就这样被推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在老百姓贴大字报揭发各种问题的基础上，工作组在一个多月后开始组织一次批判会，首当其冲的便是我班班主任舒先龙先生。
在小型批判会上，不知怎的，居然“发现”他是1957年“反右”时漏网的“右派”！所以，批他的时候都异口同声地称其为“右派分子舒先龙”。他浑身颤抖，脸上显出惊恐而又无奈的神情。最令他惊慌、也让与会者“义愤填膺”的，是一位女老师的“揭发”。那位女教师愤怒走到他跟前“揭发”他，说他自吹“可以倒着读毛主席著作”，并且质问道：“大家都是顺着读毛主席著作，你偏偏要倒着读！你说，这是什么意思？”这时，他脸上的汗顷刻间就流了下来。
其实，他是在别的老师面前吹嘘自己读毛泽东著作能够“倒背如流”，无非想以此博得领导的好感而已。可是，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时处处要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的年代，一句没有问题的话也能被找出“问题”来。只要你被领导盯住了，随便罗织一个罪名是很容易的。舒先生的那句话就是这样被“盯住”了。
舒先生的狼狈相，我坐在第一排当中，看得清清楚楚。想到他平时训人的那副凶狠模样，心里那个高兴呐简直没法形容。
小型批判会以后，1966年6月的一天，在我校隔壁某单位的大礼堂，工作组又组织了一次大型批判会。
那时，武汉正热，总在三十七八度之间，热得令人窒息。可舒先生站在台上竟然浑身颤抖。
大会由军干子弟赵某主持，工作组幕后坐镇。不少同学都发了言，其中自然少不了我。在我发言过程中，每当我要舒先生回答我提出的问题时，台下就响起“快说快说”的呵斥声。我太激动了，满面流汗。我看了一眼舒先生，发现他也是汗流满面。我好高兴呐，心想：你小子也有今天！
后来，工作组长拿起话筒说：“现在把这个坏蛋押下去，要他彻底交待。”
舒先生抬起灰白的脸，看样子已经分不清东南西北了，居然径直往前走，差一点就要栽到台下去。一位工作组成员拉住了他，把他拽向后台。
游街示众
8月下旬的一个下午，我来到学校，听见喧闹之声。一看，原来是有些班的学生把那些被工作组判定有问题的老师押着在校内游走，边走边喊口号。我走到教学大楼二楼，只见初三(3)班的一群学生拎着一个女老师的四肢，吆喝着把她抬进本班教室。
高二(2)班的学生把正在教室里做清洁的彭老师推出来，按着跪下，还把一个又破又脏的字纸篓扣在他头上。彭老师不声不响，高举双手做投降的样子。有几个本班和外班的学生冲上去就是一顿老拳，打头打背打胸脯。彭老师躲避不了，只能发出哼哼声。
我班是高二(1)班，自然“不甘落后”，准备把舒先生拉出去游街。
第二天一大早，同学们到齐了。八点钟左右，郑某把正在劳动的舒先生叫来，扳着面孔地向他“宣告”：鉴于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严重罪行，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和高二(1)班文化革命小组决定把他拉到社会上进行批判。舒先生脸色惨白，浑身颤抖，看了看周围面若冰霜的学生，一言未发，就低下了头。
有人拿来一个字纸篓扣在舒先生头上，又用一根麻绳系住字纸篓，接着把绳子两头交叉从面部到耳下绕到脑后，系了一个结，又绕到脖子前面，打了个结，绳子多余部分由押解的人牵着。
队伍出了校门，四个同学拿着木棒分走两旁。一路上，张某领喊口号，同学们尽力跟着喊，行人或看或跟着走，有人还询问游街的是什么人、犯了什么事，还有个别人冲进队伍里给舒先生一巴掌。押解的人有时制止，有时又没制止。
很快就到了舒先生的家。邻居们和其他人都来围观，指指点点、唧唧喳喳。舒先生站在一张条凳上。有同学向围观的人们揭发他的“罪行”。人们听着，有的表情严肃，有的怒形于色，有的做出点头状。
郑某、张某带一些同学进到他家去，有人把他妈押解出来，也推到一张条凳上站着。他母子二人被勒令脱掉袜子，但不许抬头。他母子顺从地照办。有的同学把舒先生的一些有问题的书——线装书和页面发黄的书——搬出来堆在马路上，张某划着火柴把书烧掉。然后，赵某、张某带着队伍走了。
这时，已经是中午了。那天也真怪，热得出奇，太阳光像毒蛇信子一样狂舔着人们，舔得人皮肤阵阵生疼；空气滚烫，热得人汗流浃背，挥汗如雨；柏油地面被晒得几乎要冒火，穿着胶底凉鞋也能感觉得到那股难以忍受的灼热。舒先生光着脚板走路，却毫无感觉似的。我想他一定很疼，因为他一直紧咬着下嘴唇。
在江汉路亨达利钟表店附近，马路边围观者当中有一个人递给郑某一件金黄色衣服。郑某抖开一看，原来是道士穿的长袍，大笑起来，又绷着脸叫舒先生穿上。舒先生犹豫了一下，但是看见周围的人们都在呵斥他，就顺从地接过道袍，急忙穿在身上。围观者笑声一片，郑某、张某和同学们都大笑不止。我笑得直拍手、直跺脚。
队伍继续前进，直到下午一两点钟，这次“游街”才告结束。
我们这些被“革命”的词语挑动得失去理智的学生，摧残教育自己的班主任舒先生，是当时整个中国大中学校的一个缩影。在武汉市，这样的事例相当多。
在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我认识到把斗争矛头指向舒是错误的，拉他出去游街更是错误的，但仍然认为他有反动言论，挨批判是应该的。
直到8年后的“批林批孔”，当我的学生给我贴大字报历数我搞“修正主义路线回潮”的种种表现时，我才彻底明白：“学生斗老师”是一件多么荒唐、多么可怕、又多么可恨的事！
其荒唐、可怕又可恨之处就在于，师生关系紧张到剑拔弩张、水火不容的地步，教育还怎么健康地进行下去？教育不能健康进行下去，还怎么培养出正常的学生？一个民族没有正常的后代，将如何自立于当今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