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顶”的结束，想不到有如此热烈的公众反应。这个电台节目长23年，邀请过许多嘉宾，其间也有很多缺点。“光明顶”是香港人的共同清谈，我宁愿相信做得好的地方，皆因为四方八面的嘉宾不同的真知灼见，做得不好之处，俱是我个人的责任。
这是社会对言论自由的哀悼，而不止是对我一个人的支持。但当一个七百万人口的城市成为一座黑暗而狭窄的矿井，一个电台成为一个深垂入矿井的鸟笼，而笼里的那个人和一枝咪高峰，成为矿井里的那只金丝雀，那么哀悼的不是一个还有缺陷的电台节目，而是那个在矿井里已经没有氧气深不见光的城市。
这许多年，因为商业电台的信任，我尝试做到最好，但要做到人人都满意，是不可能的。英国思想家边沁（Jeremy Bentham）有一句名言：什么是一个良好的政府？一个好的政府，必能“为国家最大多数人，谋取最大的幸福。”
边沁认为，这是一个良好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的目标。明报前创办人查良镛先生，在他的社论里引用过这句话，但加上一句：一个良好的政府的标准是什么？是能为国家最大多数的人，“在最长的时间内”，谋取最大的幸福。
查先生为什么要如此补充？因为他在1949年之前的大陆，曾经加入过民办的大公报。那时的民国有言论自由，报纸由崇尚自由民主的报人主政。查先生随着大公报迁来香港，一度也抱有很大的希望。
但后来发现由共产党全面控制的大公报堕落成为党产，他再也回不去父亲被无辜枪决的杭州家乡。于是他毅然另办“明报”，而且认为，一个社会的自由，像香港，有1997年的租约所限，这是不可抗逆的因素，风云有尽，人寿有时，无论民国的大陆还是殖民地的香港，自由的空气有一天也会耗尽。
查先生发现中国不同于君主立宪、大宪章规定三权分立而自由的英国，中国有秦始皇帝制遗传的基因，查良镛先生在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发现香港的大限在1997年，于是不无感慨的说，对于在海角一隅的香港，一个好的政府，就是能在最长的时间，为最多的人，谋取最大的幸福。
我身任商业电台主持，也时刻记住这句话，以查良镛先生增润英国思想家的金句为宗旨。电台的电波不属于我个人拥有，我不可以天天以我自己的信仰强加于香港市民，宣传我自己的理念。大气电波是属于各行各业的香港人的，我虽然有自己的宗旨和底线，就是像查先生的明报一样，信奉言论自由，却必须以探求真理的最大公约基础：秉持事实、遵循常识、思考理性为不可动摇的底线。
而23年之间，香港出现了巨大的变化。我个人对中国、世界、人性固然有我的价值观，而商业电台是民间的机构。四十年代的大公报主笔张季鸾，抗战时期写过一篇文章，题为“抗战与报人”，指出：中国报纸正从清末民初的“英美式的自由主义”的“文人办报”，渐循资本主义的原则过渡到“商业化”的“大规模经营”。他认为：“此种商业性质，其本身限制了言论自由，但因经济雄厚之故，对于报人职业的独立，却增加了保障。”
张季鸾没有想象过：有一天若共产党的中国，借助西方的辅助，成立了许多白手套，若由梅铎手上收购了泰晤士报，或以跨国企业的姿态买通了美国CNN的一名清谈主持人，那时候，反对极左、反对共产党的另一些报人或名笔，还能有什么保障？这是另一个21世纪全球化的问题，至今没有答案。
然而商业电台简单得多。
商业电台是香港的企业，面对社会大众，个人的言论自由，即使在一个非常受欢迎的节目，也理所当然的受到限制。由于商业电台是出资付薪的一方，身为节目主持人，当然时时想到老板的广告经济来源，也要想到老板的处境。阁下是受薪者，公司为你提供了稳定的经济保障，这种保障也同时保障了你的独立，但也要同时考虑到电台的处境和利益。若是不喜欢，你可以脱离商业电台，在网络自行设立个人媒体。
有一些喜欢光明顶的朋友，本身有强烈的民主自由信仰，认为电台的清谈节目主持人必须对听电台的中学生、教师、小贩、大厦保安、的士司机、政府公务员，一面倒的宣传民主和自由的优越。这从来不是我主持光明顶的初衷。我认为人生最高的目标是幸福和快乐，有的人甘愿不要选票，不想谈说政治，对民主没有兴趣，潜意识中只要能去大湾区享受廉价的美食、唱卡拉OK、看好莱坞的阿凡达港产片的周星驰，也能获得幸福和快乐。
光明顶也必须向这些市民提供服务，而不是单某一界别某一类。
当然，局势千变万化。有一天，当那大多数人发现，苹果日报老板黎智英和民主派全数被捕，香港似乎少了示威游行阻塞交通，但在似乎秩序整齐的社会生活里，他们居住的房屋在一场火灾中化为灰烬，方才忽然发现其业主立案法团幕后有中国支持的政治势力近亲繁殖、早已渗透操纵，这时他们才惊觉日常的经济生活，其实脱离不了政治。
对于这种变化，当然也随伴他们本来感觉不到、终于罩在他们头上的政治。于此，“光明顶”和商业电台，我认为应该也要在最长的时间，尽最大的努力，为他们表述最大的权利与利益。
一个良好的清谈节目，我的信仰是办得像当年的明报，固然有新闻、有社论，也有多姿多彩的副刊，为社会不同阶层和政见的市民服务。在最长的时间、为最多数的听众，提供趣味最广泛、最大的精神食粮与娱乐。这不是“圆滑”，也不是所谓的世界仔，而是一个有幸能占据大气电波的清谈主持人应有之义。
但当香港高度的政治化，主持人也一定发现：查良镛先生所说的“在最长的时间”，时间再长，也有耗尽的一日。
我不太喜欢述说我自己的生活变动的私事，但既然香港许多人喜欢光明顶，支持商业电台，也对香港的言论自由万分关切，我觉得破例应该有一点交代。我相信人性终极的善良，也相信世界的道德与文明。古往今来，无论法西斯或马克斯，社会主义伪善极左或帝皇家天下独裁的环境与朝代皆无千秋万世。当前全世界无论伊朗、委内瑞拉、远东某国亿万的无权无势的基层市民百姓，与英美欧洲的基层公民，第三世界和香港广大市民，都面对同样的艰难局面。人生有太多的逆境，我们不能掌控。
相对之下，一个鸟笼里的一只金丝雀是卑微的，它的力量有限，毕竟不如在逆境最黑暗之处的另一些人，点燃一根香烟，勇敢地用微弱的火光，不是照明，而是烧掉一幅暴君的肖像。但它在另一片天空，用它的视野继续告诉矿井下的生灵：黑暗也不是千秋万世，也不无尽无边，长夜将晓，光明必将重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