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出卖中国》作者裴敏欣最新作品，全面揭示中国监控体系的独特面貌
透过大量地方报告、采访，将中共监控体系的架构与战略手段，公诸于世！
西藏、新疆、大学校园、互联网，都是中共监控体制的“新阵地”
生活周边都是“老大哥”，网络上处处都有“网管”的国家，是什么感受？
数十年来，观察中国的学者认为，经济自由化和日益增长的繁荣会为这个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带来民主。然而，现实却是共产党对权力的掌控愈加巩固。为什么会这样？人们普遍认为是中共监控人民的高效性，而这种监控能力主要是以高科技来达成的，但裴敏欣却认为，这种判断只是看到了中共监控体系的表面现象。
根据裴敏欣的研究，中共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发现用坦克和枪支屠杀异议者不仅政治成本巨大，而且有可能触发政权危机；相比之下，以恐吓、绑架或拘留等手段的“预防性镇压”，使反对势力无法行动，才是最有效和成本最低的方式。
因此中共投入大量资源建立由秘密警察所操作的强制机构，除了在全国运用人脸辨识、GPS定位、“金盾”、“天网”等高科技进行监控外，裴敏欣从调查中还发现庞大的人力动员，很多中国城镇的外送员、邮差、杂货店老板、大学师生、企业负责人、社区管理人、医护人员、教师、都市设施管理人，以及全国的旅馆经营者，甚至寺庙里的僧人，许多看起来并不起眼的平民百姓，都是被罗致的“信息员”、“耳目”、“特情”等情治人员，人数多达数百万名，构建起密集交织的线人关系网，深入社会和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从大学、村委会、物流公司、电信企业到藏传佛教寺庙等，形成高科技与人力极致配合的监控体系。还把这种无处不在的全面监控说成对公共安全的保障，包装成一种必要的执法工具，成功推销给民众。
根据中国政府所公布的各种地方文件，以下是其中一些真实数据与公开规定：
＊在2021年，中国共产党已拥有9670万名党员与493万个地方支部；靠着党员与党工，中共成立街道与乡村委员会等半官方组织，以现代科技为辅，将户口与网格化管理结合在一起，加强社会控制。
＊2005到2008年间，广东省政府装了92万个监视器（大约每100人就有一个）。
＊招募的特情人员根据所执行任务而分类。“专案特情”用来协助专案调查，“控制特情”主要是监控公共场域，多由饭店员工、计程车司机等担任。在2001年，西安公安局从计程车司机中招募了60名情治人员与800名线人。当时西安市约有10700辆计程车，即约每12名计程车司机中就有1人为警方工作。
＊2013年，全国31个省级公安机构中的21个已经设立省级影像资讯共享平台。在460个市级公安局中，332个拥有影像共享平台，装备的网络监视器超过60万个。
＊所有中国饭店业者都必须装置上报系统，把住客资讯转交警方，如有饭店没有按规定上报住客讯息就会有警员前来调查。如中国德清县公安局就于2000年代中期，在县内各饭店设立“信息管理系统”，每3天派员检查各饭店的住客登记。
＊光顾中国网咖的人必须扫描身份证才能上网。如没有严格执行这些规定，网咖业者将难以取得地方公安局发给的执照。警方会训练网咖的服务员，他们除了要确保客人遵守规定，还负有监视客人的任务。山东一个地方警队在2004年训练了3000名这类服务员。当一名“重点人员”在成都一家网咖上网时，网络警察会即时接获通知，而且知道这人用的是网咖中哪一部电脑。
＊2011年，中共对西藏自治区内1787座喇嘛寺庙进行“加强和创新管理”，由政府派驻寺庙经理和监督人，将监控耳目直接植入寺庙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