撇开经济挑战不计，若能完成一项穿透神秘面纱的调查，曝光这个监控系统的结构、运作方式及其弱点，将具有极大的价值。理论上来说，对于独裁政权的存活力，特别是对于政权类型与持久能力之间关系的学术研究来说，这样的调查应有加分效果。用中国经验进行一项个案研究，应能让我们看清一个列宁主义政体，如何运用超强镇压与监控能力装备它的强制体制。中国这项个案，还能让我们对现代化与民主化之间的关系进行更精密的思考。虽说经济富裕一般能让社会变得更民主，但若干独裁政权，尤其中国，尽管经济持续迅速成长，独裁政权却仍能维持屹立不摇。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经济的迅速成长增加了政治垄断的价值，使这些政权更下定决心把持权力。同时，充沛的资金与垂手可得的先进科技，也让这些政权能够不断扩张，提升他们反制反对势力的能力。
总之，这本书是一项经验性研究，要对中共监控系统的组织与运作，提出仔细而详尽的描述。我们希望透过这些描述，达到我们最主要的目标：了解中国共产党何以能挺过中国自一九九○年代初期以来所经历的社会经济剧变，一直掌权到今天。
镇压与独裁政权的存活
所有独裁政权，从世袭政权、家族王朝、军事执政团、极权国家、到共产党的一党专政，都仰仗政治镇压以保住权力。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在依赖暴力或暴力威胁以吓阻与镇压反对势力时，独裁者面对两项重大挑战。首先，独裁者得将镇压力度拿捏得恰到好处。一方面，独裁政权必须镇压人民：镇压力度不够不足以吓阻意图推翻它的反对派，从而危及自身生存。另一方面，过度镇压带来严厉的名誉成本，招致国际制裁，激化反对势力，引发对执政精英的暴力反扑。过度镇压还使信徒疏离，让信徒担忧自身安全而萌生叛意，使独裁者更感到不安全。过度镇压的独裁政权一般会使经济成长停滞，或许这是因为镇压往往能削弱财产权的保护，压缩经济自由所致。过度镇压能导致政治动荡，如反对派反扑，甚至内战，也会压制经济成长，长时间的经济成长停滞会损及政权国库营收，削弱独裁者收买支持、资助国家镇压机构的能力，让政权掌权能力流失。要解决这有关镇压的第一个难题，就得了解压制反对势力的适当力度，以免因过度镇压而树敌。
第二项挑战紧接第一项而来。镇压（无论是过度镇压或是经过精密拿捏的镇压）须藉政府人员之手，而且通常这类人员还不在少数。仰赖镇压的独裁者一般必须建立、保有一个相当规模的强制体制，但所谓“强制的困境”（coercive dilemma）也就此出现：保护统治者不被民变推翻的强制体制，或许也有推翻统治者的力量。在一九五○与二○一二年间被赶下台的独裁者，有三分之一是遭窝里反的政变所推翻的。为对抗这种危险，独裁者采用一些反制措施，例如在保安部队内部制造派系斗争等等。独裁者可以用支持强制体制中的一个机构而不支持另一机构的做法，例如支持秘密警察对付军队以防止部属权力集中，但这种制衡做法有其代价，可能会造成部属叛离，遭针对的机构的效力也会因此受损。此外，政治化的保安机构可能会滥用暴力，造成前文谈到的第一项挑战。
这些问题并非不可克服，但想有效应对并不简单。一般来说这需要各种政策，也因此最精密、最成功的独裁政权，即能在最安定的政治环境下进行统治、存活得最久的政权，通常都有各式各样维护政权的工具。独裁政权可以鼓吹经济成长，提高人民生活水准，利用民生议题上的成绩，建立它在民众心目中的合法统治地位。它可以透过宣传、教育系统与其他手段，操控民族情绪与舆情，以提升民意支持。独裁政权可以利用分赃，拉拢选定的社会精英，如商界领袖、宗教组织、知识分子、工会领导人等，然后让这些精英运用他们的影响力扩大对政权的支持。擅长选举舞弊的独裁政权，能为其统治合法性镀上一层民主表象。这类做法都离不开镇压，所以说镇压只是保住政权的一项工具，不过却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工具。
解决“强制困境”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提高镇压手段效率以降低镇压成本。更有效的镇压系统能用较少的成本干较大的事：能在不过度使用暴力的情况下，有效维护高压统治，还能防止强制体制过度坐大，避免对政权构成威胁。在实例上，最有效的镇压都是预防性而不是被动性的。特别是组织严密、精明干练的监控系统，针对最有可能领导、参与反政权活动的人群进行监控，在反对势力气候未成、未酿成集体行动以前先行逐一击破，这样的镇压尤其有效。
不能以有效手段监控反对势力的政权，必须诉诸成本较昂贵的措施：大规模、长期的监禁，酷刑，暗杀等。这类政权还可能不得不限制基本自由，彻底阻断资讯流通，从而扼杀市场的正常运作。这类明目张胆的暴力镇压，往往能煽动反对怒火，而这正是独裁者所不愿见到的。在最坏的情况下，欠缺有效预防性镇压能力的独裁政权可能迎来惨重后果。二○一○至二○一一年“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的大规模街头示威，以及乔治亚（二○○三年）、乌克兰（二○○四年）与吉尔吉斯共和国（二○○五年）的“颜色革命”，都迫使独裁政权下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