哨兵国度：中国如何透过监控维系独裁政权
The Sentinel State: Surveillance and the Survival of Dictatorship in China
作者：裴敏欣
原文作者：Minxin Pei
译者：林瑞
出版社：八旗文化
出版日期：2025/09/03
ISBN：9786267509654
内容连载
【前言】
长久以来，乔治．欧威尔（George Orwell）在《一九八四》中描绘的那个反乌托邦世界，一直被视为科幻小说的故事情节。但中共政权在积极采用全球最先进的监控科技之后，似乎正将这样的情节转换为现实。为了测试中国高科技监控力的潜能，英国广播公司（BBC）记者沙磊（John Sudworth）刻意混入贵州省贵阳市，他走在街上，想要挑战一下警方在这百万人口之都把他找出来的能力。结果，贵阳警方凭着一张沙磊的照片，透过地方监控摄影机网络与人脸识别科技，仅用七分钟就找到了混在市街人丛中的他。
贵阳与中国所有大大小小的城市一样，拥有精密的识别科技，能自动撷取平民百姓的关键识别数据，与警方数据库进行比对。根据《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二○一九年年底的一项调查，这些无所不在的跟监装备可以“协助警方掌握走在街道上人民的身份，找出他们见了什么人，还能辨别那些人是否共产党员”。
但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少数民族所遭受的侵犯与屈辱相比，中国平民百姓所经历的这种恐惧与隐私权的损伤，根本是小巫见大巫。曾于二○一七年访问维吾尔自治区的一名《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记者说：“进出城里的火车站与道路路口，都有配备身份识别扫描装备的安全检查哨站。酒店、购物商场与银行，都装了人脸扫描器材追踪来往人流。警察用手提装置检查智能手机，搜索加密聊天软件、具有政治色彩的影片与其他可疑内容。想加油，驾驶人得先刷身份证，然后瞪着机器的摄影镜头。
在新冠疫情期间，中共将它无所不在的监控力量发挥得淋漓尽致。为执行严厉的清零政策，政府使用电话追踪、机密算法与大数据，查出平民百姓的健康状况、旅游史，以决定是否准许他们进入公共场所，或是要将他们隔离。二○二二年十一月底，在自发性反封城抗议爆发后，警方部署了新冠侦查方案，用以识别那些戴上了面罩和护目镜的示威者，他们捣毁监控摄影机与人脸识别装置，以阻止它们去识别其他没戴面罩与护目镜的示威者。
尽管看在外人眼里，这样的监控力量已经大得惊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似乎仍不满意。它已经宣布一项规模庞大的“社会信用评分系统”，让官员可以根据个别百姓的社会与经济活动数据，来评估百姓的政治忠诚度，预测百姓的意图。这样一个“监控之母”的远景令人不寒而栗，著名投资人与开放社会倡导人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提出警告说，中共打算“运用史无前例的做法，迫使个人命运臣服于一党专政的国家利益之下。”
这类报导与警告，让我们把目光投向此刻正在中国出现的精密科技监控系统。但就在大家盯着最新科技工具的同时，我们可能忽略了更重要的部分：中共监控力量的根基，其实主要来自低科技、劳工密集形式的做法。早在引进精密新科技以前，中共党、政当局几十年来一直在集结人力资源与组织架构，组建一个触角遍及全国每个角落的监控系统。事实上，中国成为监控大国的历史可以回溯千年以前。中共早自毛泽东时代起，就开始强调监控，在天安门事件过后更大举投资相关系统。我认为，这个世上最强大的一党专政独裁政体之所以能生存，主要关键就在于拥有这个无所不在的监控系统。理论上，经济成长应该能推动社会自由化，甚至民主化，但由于拥有闻所未闻、最强大的监控基础设施，这个独裁政体才得以存活。
中共大力引用的这种科技之所以有效，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它们都出自安全机构的特工之手。这些经过精心设计的安全机构资金充沛，组织严密，成立的目的就在吓阻中共所面对的威胁，并不让其成为威胁。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就在于针对中共这个监控系统，全面分析其演进、组织、运作与技术升级，让我们更清楚了解独裁政权如何得以持久，以及其他专制政权为何会崩溃（有时还毁在自己的安全机构之手），而中共却能屹立不倒。这本书要带我们回溯现代中国监控结构的起源，观察低科技手段如何能与新系统相辅相成，让我们更能掌握中共如何能在后毛泽东与后天安门时代，挺过革命性的社会与经济转型，仍能成功保住一党独大的地位。
中国国家监控系统的研究
中国的国家强制体制是学界相当关心的问题。有关中国警察监控的议题，研究人员讨论甚多，特别是近年来，在当局为执法与打击犯罪而改变公安机构的结构、资源、与战术之后，这类讨论更成为显学。学者也已发现，在后天安门时代，中共更加重视公安问题。天安门事件过后，公安机构官员的政治地位提升了，用于维护国内安全的经费也大幅增加。迫害少数民族与宗教团体、违反人权、镇压异议与“维稳”，都成为研究人员的热门议题。
观察家们也钜细靡遗地描述中共愈来愈精密的镇压手段，包括对互联网，特别是对社交媒体的审查，在敏感性节假日对政治激进活动的事先镇压，用亲戚、雇来的打手逼迫公民放弃财产权或停止抗议活动，透过线民举报、用政府特工对小村落进行渗透，用国家福利规定迫使平民百姓就范等。其中一些研究与中国对先进科技的采纳有关，这不仅对记者是热门话题，也是深入研究这类事务的学者所高度关注的。
除了少数过度渲染科技的新闻炒作，这类研究都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中共监控系统的战术。不过这类研究大多没有谈到这个监控系统的本质，即它的结构与组织。这类研究似乎将中国拥有这样的监控系统视为理所当然，人们关注的不在于这套系统是什么，或如何运作，而在于它所带来的影响。此外，有关特定镇压工具的细部研究，以及对于中共大举投资监视与社会管控的成因皆着墨甚少，当然，这些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我根据自身以及与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来写成这本书，尝试解答有关这个监控系统的一些比较基本面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我追踪这个监控系统的演化，描绘出它的基本结构。我对这个监控系统内最关键的几个环节：负责监控与协调内部保安的中共政法机构、负责国内谍报的镇压机构、县民举报网、主要的大众监控计划以及最惯用的监控战术，皆作了深度调查。
中共将这些结构与手段结合，构建了它的预防性镇压系统。这本书的核心概念就在这里。“预防性镇压”是独裁者最重要的武器之一。道理很简单：在反对势力还不能有所行动以前，就要将它挡下来。预防性镇压不是宣传，不是思想灌输，其目的在于防范反对势力成形。它也不仅仅是收买潜在敌人而已。预防性镇压当然与逮捕、殴打、监禁，甚至杀害异议人士等暴力手段不同。这类暴力形式都是被动技术。反之，预防性镇压反映一件事：中共政权知道，要保护这个政权，最好不要闹出引人注目的暴力事件。它以不显眼的手段来设立障碍，用以阻挡反对计划，特别是阻挡有意挑战、破坏政权的集体行动。
直到目前为止，中共当代监控系统能躲过被全面检验，主要是有两个原因。首先，直到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危机过后，中国共产党才开始扩大、加强、更新整个监控系统，可能直到二○○○年代结束，才有了全面现代化的监控系统。也因此人们几乎没有足够时间来回顾当代中共监控系统，并全面盘点其发展历程。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原因，要了解这个大规模监控系统的组织与运作需要大量资讯，但这些资讯都无法公开取得。有一个办法可以绕过这个障碍，就是访问参与实际工作的公安人员，但想要接触这类人员与其他了解监控系统内情的人士并不容易。
